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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拟通过梳理发生在1978至2018年这40年间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节点性事件及相关的重要文学思潮、理论话题以及研究方法等，来探析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倾向和特点。通过回顾与反思，把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发展与嬗变的大致走势还原出来，以期能为进一步繁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有所帮助或启发。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 回顾与反思/ 人性与形式/ 民族与世界性/ 文化批评与族裔文学 作者简介：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在2018年的今天，对发生在这40年间的文学研究现状来一次宏观扫描与总结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在这样一篇短的文章中，把发生在这40年时间里所有事件都梳理出来，显然不可能。外国文学研究这一学科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勃兴与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为方便起见，本文就沿着这个时间轴线，通过对具有节点性事件、重要理论话题、论题，以及研究方法的回顾等方式，反思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人性与形式的回归：1978年至80年代末的外国文学研究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局的一年，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百废俱兴的一年。 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节拍器，确实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不过，在其之前与“世界”“外国”相关的期刊就闻风而动：《世界文学》以内部发行资料的形式复刊(1977)；《外国文艺》和《外国文学研究》相继创刊(1978)。这些最新亮相的刊物，其办刊宗旨可用随后不久创刊的《译林》发刊词中的一句话，“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①来概括之。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研究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978年1月，一些美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在山东大学举行座谈会，商讨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事宜，并于翌年8月宣告成立。1978年5月，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②，为全面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③一文，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广泛关注；同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并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8年(1978-1985)规划》，并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如果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尚属于新历史时期来临前的“骚动”，那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则正式揭开了外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就在这同一月份，由董衡巽等人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出版。或许因外国文学界荒废太久，学科的复兴需要从基础知识的介绍开始，所以接下来两年中的重要成果也都与“史”相关：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合著的《法国文学史》(上册)；杨周翰、赵萝蕤、吴达远合著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朱维之、赵澧合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欧美部分)；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共同编写的五卷本《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以及二十四院校合编的《外国文学史》等。 “史”的繁荣反映出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基础知识的渴求，而思想领域的反思则折射出这一时期人文精神的诉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整个文学界都在讨论人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界也责无旁贷，迅速投入到了这场论争中。《外国文学研究》在1979年第1期开辟了一个“人道主义笔谈”专栏，推出四篇相关论文。④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提出了要突破“人性论”的禁区，并把人性定为“就是人类自然本性”。⑤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提出了文学应从“阶级论”回归到“人性论”的诉求。问题是，文学将如何回到“人性”的价值坐标？这既是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也是创作技法转变的问题。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一诉求都将难以兑现。 历史就像是经过精心策划一样，就在这一部分人倡导“人性”“人道主义”回归之际，另一部分人则着手从“现代化”“现代派”角度给“人性”“人道主义”的回归提供理论支撑。这时期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⑥、袁可嘉的《谈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⑦等。袁可嘉在文章中指出，并非所有的现代派作品都有毒，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与袁可嘉小心翼翼地为现代派正名相比，张、李的这篇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意味：“这种在文艺创作上就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只讲内容，不讲形式……侵蚀我们的文艺理论，危害我们的艺术创作。”⑧这番把“现代化”直接与“政治”“艺术”“形式”勾连到一起的话语，在1979年那个历史境遇下显得过于超前。因此，紧接下来就有人质疑：“‘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应当抛弃一切‘陈旧’的‘语言’呢？”⑨ 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不但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也预示着一场有关“现代”“现代派”的论争即将要展开。果然，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又发起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翌年，高行健在《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表达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多元化美学观念的渴求，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一场争论。不过，这本书虽谈及意识流、荒诞派、未来主义等，但却尚未涉及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直到1982年，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才直接提到了现代主义。他认为，我们“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现代主义”。⑩尽管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倡议现代主义，但由于他所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是以批评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预为前提的，所以他的文章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争论，出现了许多篇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文章。 就在国内学术界对现代派文学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际，后现代主义也已悄然而入。1980年，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首次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1982年，有“后现代主义之父”之称的美国著名批评家伊哈布·哈桑在山东大学做了一场名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11)这场报告看似平分秋色了两个“主义”，其实介绍现代主义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何谓后现代主义。也许他的观点过于超前，国内学者在还没搞清何谓现代主义的情况下，无暇顾及后现代主义；也许这场报告波及的面不够广，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并未流传开来。直到1985年，美国另一位重要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来北大演讲(12)，让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了较深入了解，一些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及其思想，如福柯、哈桑、拉康、格雷马斯等也随之进入到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理论界在围绕着“革命”与“非革命”、“阶级”与“人性”、“现代”与“后现代”展开辨析的同时，纯学术性的研究也开始步入轨道。赵毅衡在1980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荒谬”的莎士比亚——在杜林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13)、《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14)和《爱米丽·迪金森作品的现代派诗人特征》(15)。与当时多数研究者相比，他似乎并无经历由革命阶级话语向艺术审美性话语转变的艰难过程，一上来呈现的就是专业的研究姿态和纯学术性的研究话题。他在《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一文中，通过对1978年至1980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比较文学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比较文学作专一门学科在我国诞生之期已指日可待”(16)的结论。另外，他在国内首先开始运用“新批评”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来对作品进行阐释与分析。他的这一注重文本自身的尝试，标志着文学研究即将发生一个转向，即由以往的文学外部研究转向文学内部研究。 果不其然，第二年，杨周翰在《国外文学》上发表《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重启了“新批评”在中国的旅程。(17)他在该文中重申了“形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以“内容”为主导的批评模式。但对“新批评”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的还是赵毅衡。他于198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应该是国内最早对“新批评”展开全面梳理与论述的论文。由于该论文答辩后很快又得以出版，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对处于转型期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赵毅衡、杨周翰的文章算是中国学者向欧美“新批评”致敬，1984年由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翻译出版，意味着原汁原味的“新批评”理论正式登陆中国。这本在西方有“经典”之称的新批评理论专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仿佛成为鉴别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保守”还是“时尚”的分水岭。 由以上梳理可见，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外国文学研究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大板块：与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抗争，把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在抗争中重建文学的批评版图。所以，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批评方法的引入与借鉴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文学研究界终于迎来了理论上的春天。西方不同时期的各式各样理论，如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批评、形式-文体批评、存在主义、比较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后现代理论、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等几乎是共时性地被引入进来。一时间“主义”开花，“方法”遍地。 毋庸讳言，理论来得快，去得也快。除了少数理论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以及给具体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外，多数流派和话题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但不管怎么说，“理论热”的出现给外国文学研究理念的转变带来了无限生机，如过去文章或教科书里言之必称的“无产阶级文学”等名词术语已悄然不见；那种将外国文学作品与社会批判简单相勾连的文章也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鲜的名词术语，如黑色幽默、复调小说、技巧研究、意识流、符号美学、叙事学、文学性与陌生化、后现代、解构，等等。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探讨：90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 与宽松自由发展的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最大变化可能是出现了计划性、引领性的研究模式。1991年，国家社科基金委成立后，以研究指南和立项的方式引导着外国文学往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算起至1999年，与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相关项目的立项数超过了百项。(18)这些得以立项的项目涵盖的面非常广，既有宏观性研究，如“中古英语文学研究”“新编美国文学史”“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研究”“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等；也有对具体作家的研究，如“奥斯卡·王尔德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福克纳研究”等；还有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如“莎士比亚的跨文化阐释——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化的互渐研究”等。把这些年来获得立项的项目排列到一起，也可以看成是一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 然而，从获得资助项目的名称上看，似乎与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有些不同步：出现在这一时期中的新的理论话语与研究方法好像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争议颇多的后现代主义为例，只有极少数课题，如“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主题与艺术手法论”与此相关，而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关的其他理论话语体系，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则并没有出现在所立项目中。从这时期国内主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看，后现代主义是90年代，至少是90年代前半期的一个绝对热门话题。(19) 从便于梳理和归纳的角度看，整个90年代可以中期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后现代主义研究阶段和民族化、本土化研究阶段。 进入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一跃而上，超过了现代主义，成为被人追捧的理论前沿话题。与现代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也是以争论的方式亮相于中国学术界。1990年，《文艺研究》刊登了伊哈布·哈桑的《何谓后现代主义》一文。正是这篇文章拉开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讨论的大幕。在该文中，哈桑直截了当地给后现代主义概括出“不确定性”“凌乱性”“非原则化”等十一个表现特征。(20)面对这些崭新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分成两大阵营：“引进”和“替代”与“疑虑”和“拒斥”(21)。突出的表现是，不管是两派中的哪一派，都对该理论了解得不够深入，至多能依据哈桑提出的上述界定来讨论该理论和作品，并未出现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有益的地方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瓦解中心和倡导多元性的特征。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假如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个同质、纯一的大一统”那就错了，“不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22)这对异质文学观念的确立和并存大有裨益。 或许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90年代的开局中显得过于耀眼，所以到了1992年学界便开始对其“纠偏”。在《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有学者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23)并对前一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批评。程代熙以《百年孤独》、《尤利西斯》等小说为例，说明外国文学研究界对这类作品研究不精，“有的还对我们的文艺创作产生了负效应”(24)；冯至也指出外国文学研究在配合“二为”“双百”方针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对翻译出版、理论引入、介绍等方面所存在的混乱提出了批评。(25)针对上述批评，也有学者认为，中西两种文化虽有“差别性、矛盾性和对抗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互不联系，互无影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26)不过，总的来说，这次会议也并未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太大影响，学术界对相关书籍的翻译、出版力度以及研究方向都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难以脱颖而出，与学界对其存有疑虑不无关系。 1993年3月，北京大学召开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顾名思义，研究者们急切想把后现代主义的“根”，通过与中国当代文学互为联系的方式，完成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转换。然而，由于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理论缺乏系统了解，加之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进入典型的后工业社会，所以多数研究者们尽管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渗透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27)，但如何渗透的以及这种渗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难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方式。(28)在这种背景下，赵毅衡发表的《后现代小说的鉴别标准》一文，是对这一时期理论空缺的一个补充。针对于国内学术界只注重情绪的挥发，而忽略对具体问题、基本观念探讨的特点，他在文中集中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梳理了后现代派小说在西方肇始的时间、艺术特征及意义，在此基础上又论述了何谓元小说以及元小说与后现代小说的关系；二是提出了西方的后现代派小说不能等同于后现代小说这一重要观点；三是论述了后现代派小说与现代派小说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四是在后现代文化的框架里，提出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分界线消失的问题。(29)以上几方面都属于是对概念进行梳理与廓清，这对处于瓶颈期的国内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小说，包括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文章中提到的不少问题，如元小说、雅俗关系、模仿与戏仿等，也都成为学术界后来的一些重要论述话题。 90年代中期后，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由后现代主义的一枝独秀，转向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探讨。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率先以“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为题开辟专栏。设置这个专栏的原意是想在学术界倡导自由而多元的研究风气：研究方向可以自由选择，研究方法也可以各式各样。不料想，配发于同一期的一篇文章——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引发出了一场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易丹认为，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常常迷失在西方文化观念的修辞性陈述中，从而扮演了“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而不知“我们在哪里？”即我们的研究者实际上充当了“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30)对于这一观点，许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黄宝生从研究方法角度指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31)张弘更是指出，易丹的观点“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后退倾向”。(32) 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这股看似“后退”的思潮，其实意蕴丰富。它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从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无条件服膺到开始追问中国文化在哪里的艰难转型。这既是中国文化欲以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将要参与到“全球化”中来的一次预演。1997年，《外国文学》借鲁迅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开辟了一个笔谈专栏。这一举措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将要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抽身而出，并以“民族的”姿态，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研究新时代。 “全球化”的话题在国内最早出现于1984年。不过，这时该术语主要还是与经济相关。(33)1994年，李慎之发表《开展全球化研究》一文，认为世界“走上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的时代”，全球化所“遵循的原理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全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和毛泽东说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全球化是已经开始了的过程，是已经出现的大趋势[……]，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策都是错误的”。(34)这篇话语强势的文章似乎为“全球化”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所以当1997年《外国文学》对此展开讨论时，“全球化”已不成为一个需要特别论证的问题，学者们一上来就侃侃而谈。刘康认为，在当下的全球化局势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清醒和积极的民族文化观”，不要“重弹老调，更不是复古和祭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幽灵，来贩卖跨国资本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市场万能、异国情调的货色”。(35)王逢振则认为，这一说法其实是个悖论，因为“‘越是民族的’限制它成为‘越是世界的’，而‘越是世界的’也就取消了‘越是民族的’可能。因此，应该以辩证统一的方式将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将民族性置于整个世界关系中来考虑”。(36)多数学者认为，要立足于“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这一立场来参与“全球化”。当然，这场讨论并无结论，抑或说这个问题迄今还处于继续讨论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