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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山区小学教书，时为“文革”后期，乡村还叫“人民公社”，我去的那个公社称“坂里”，属于长泰县，位于一个小盆地，四周都是山。虽然交通不太便利，那地方其实挺富庶，人称“生活水平很高”，所谓生活水平高并不是如当下一样啥都有，主要指的是粮食多，“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该公社粮多的一大原因是相对而言田多人少，当地老人称本地历史上曾经人烟稠密，村落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民国初年一场大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跑了很多人，一些村庄竟至灭绝，以后加上山高林密匪患严重，人口增长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渐渐人丁兴旺。假日里我曾与朋友爬山游玩，果然见到大片残垣断壁掩蔽于荒草荆棘中，触目惊心，这才确信老人们所言不虚。当年我教书的小学位于集市近侧，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就在集市上，穿过集市，几里路外有一个村庄名叫正达，当时称大队，该大队有一所小学，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在那里当教员。同学是坂里当地人，家在我教书的大队，其父是生产队队长，为人热情，晚间我去串门，他总让女主人做好吃的招待，开玩笑说：“咱们这里就是吃米配米。”所谓吃米就是炒米粉，配米就是佐一碗红米酒，是温过的，自酿农家酒．当地称“红壳酒”，也就是“红曲酒”，微酸，醇厚，非常好喝。 我在那个地方听到了不少乡间故事，其中有一则发生在我同学任教的小学旁。同学领我去看了那里一间大宅，指着宅子大门让我细察。这是两面旧时大户人家的木质门板，极厚，门板上密密麻麻布满洞眼，竟是子弹打出来的。奇特的是门板正面枪眼无数，背面却只有一个，前边那麻子般的枪子没有一个打穿门板，背后的唯一一枪却让子弹穿透出去，而且还打死了一个人。同学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批共产党区干部和运粮民工被大股土匪包围在这个大宅。土匪抬来石条，喊着号子使劲撞，试图撞开大门冲进宅子。有一个区干部用步枪隔着门板从宅里朝外开了一枪，子弹穿透门板，将外边排头抬石条撞门的土匪一枪打死。其余土匪吓坏了，丢下石条一哄而散，然后举枪拼命打，子弹把门板打成麻子，竟没有一颗穿透过去。 这件事发生在1950年4月。事件起因是运粮，坂里征集的大批公粮要运出去，土匪要劫粮杀人。带队进山运粮的是一位区长，土匪突然包围大宅时，这位区长不在宅里：他听到动静，冒险冲往附近粮仓，准备收藏有关粮仓单据，不料十多名土匪已占据粮仓。区长向土匪开枪射击，边打边向村口转移，土匪穷追不舍，子弹将他击倒于溪滩。他依靠溪滩的石头作掩护还击，子弹打完后用石头砸手枪，将枪机拆卸塞进水中石缝，而后死于土匪枪下。 我去看了那片河滩。时过二十余年，烈士牺牲时的河滩和石头犹在，只是不再有枪声阵阵。我记住了这个故事，当时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来写它。 契机藏在三十多年之后，那时候我去省文联工作，假日大都离开省城回乡探望父母，父母当时都年近八十。父亲喜欢跟我聊以往的事情，我们常说起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日子，我想那当是父亲生平中最难忘的时段之一。我父亲生于1928年，1949年21岁，那一年他的人生有一个重大变迁：从北方到了南国。父亲家在河南省林县（现称林州），属安阳，位于河南省北端，晋冀豫三省交界处。他于1943年就读于抗日根据地所办的豫北联中，1945年毕业到汤阴县工作，1949年初确定南调。当年3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太岳两区所抽调的4千余干部在河北武安集训，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这支部队基本上都是地方干部，任务是接管新区，建立政权。我父亲为五大队四中队三小队队长。1949年4月25日，支队从武安开拔，踏上南征之旅。父亲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出发前夜：“会后，大家分别给住所的老乡扫院子、担水，个人整理行装。晚上中队领导到各小队督促早睡，明日早起。但是，灯熄了，人躺下了，谁都睡不着。”这支部队原拟接管苏南地区，我猜想这或许是他们被命名为“长江支队”的原因。他们日夜兼程，于5月12日到达南京，不料晚来一步，不仅苏南已被接管，皖、浙、沪的接管干部也都到位。长江支队在苏州待命49天，奉命进军福建，这个华东最偏远省份恰好就在长江流域之外。当年7月中旬队伍从苏州出发，9月中旬，父亲所在的五大队到达福建南部龙溪地区（现称漳州市）。四中队三小队到了长泰县，这座县城的城关镇恰也叫作“武安”。父亲说，他们走了六千里路，从武安到了武安。 父亲提到他们小队一个同志剿匪时牺牲于坂里。我立刻想起多年前那个大宅，以及村外的溪滩。我询问父亲说的可是那位区长，父亲点头。原来他们很熟悉，该烈士在北方时跟父亲都在汤阴县工作，南下时也在同一个小队。他叫侯虎江，大家管他叫“小侯”，开玩笑叫他“猴过江”。他是小个子，动作敏捷，不善言词，但是爱唱歌，特别是家乡小调，能把一首《左权将军》唱得荡气回肠，是小队集会里的传统节目。到达长泰后，父亲在一区当区长，侯去了三区，牺牲时年二十四。父亲告诉我，侯是山西左权县人。长江支队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河北三省，其中山西籍最多。侯在南征之前新婚，其妻子还到武安为丈夫送行。 我很感慨。往昔的记忆与此时的发现交织，心里立刻有了冲动。我想我可以为这位烈士，也可以说是为父亲他们写一个作品，表现当年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初起的阳光》。这是一部中篇，近三万字。小说里一位年轻区长牺牲在清晨阳光初起之际，而我则化身为一个数十年后寻找他的年轻女历史学者，两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几段跨越时空的对话。我试图以想象中的对话触摸当年那位年轻革命者的内心世界与灵魂。这个中篇2009年发表于山东《时代文学》，两个月后转载于《小说月报》。 我觉得自己了了一个心愿，不料数年之后又发觉还没有完成。那时父亲因青光眼接近失明，他凭借残存的一点视力修订自己一本回忆文稿。恰好我已经退休赋闲，有时间帮老人整理一点资料，也算尽当儿子的一点心意。那时我找到一张1950年4月25日的老照片，照片上有父亲和侯虎江，那天恰是他们南征一周年纪念日。父亲告诉我，照相两天后侯牺牲，他闻讯痛哭，而后奉命带着一区三百民工连同另两区百余民工进入硝烟未散的坂里，将烈士以生命保住的六十万斤粮食全部抢运出山。 遥想当年，忽然意识到那时那些人都非常年轻，他们战斗、牺牲，义无反顾，身上似乎蒙着一层光芒，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时代、新世界如同初起的朝阳，蓬勃向上，充满希望。这种蓬勃与希望内涵非常丰富，显然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去追寻，从新的角度去再认识。我决定再写这个故事。因诸多情况，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年，才完成这部《新世界》。写作时曾纠结于是否尝试记实的、传记的方式，后来还是决定采用自己熟悉的小说方式，这么写于我似乎把握大一点。小说加入了大量虚构元素，在相当程度上脱开原型，与真人真事真实地域拉开距离，却也有利于更集中、更强烈地表现。写作时，我时常提醒自己注意一个要点，那就是我不仅仅是在写往昔记忆，六七十年前的那些故事与人物是要给当下读者看的，我必须找到能够打通两个年代的东西，表现能够让现在的人可以共鸣的情感。这需要在情节设计上下功夫，需要在人物塑造上使劲，更重要的当然是着力于一种精神的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的热爱，使命感与激情，不惜为之献身。当年那些故事与人物至今仍让我们记住与感佩，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