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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华: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

http://www.newdu.com 2019-06-25 爱思想 朱利华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继承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画工恨”三大主题,同时又融入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真实情感;大致作于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是吐蕃统治后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关 键 词:《王昭君变文》  创作时间  蜀地“转变”  故事传承  Wang Zhaojun Bianwen(《王昭君变文》)  creative time  transition in Sichuan  story inheritance
    敦煌P.2553所抄王昭君故事残文,《敦煌掇琐》拟题《昭君出塞》[1]107,《敦煌遗书》第一集拟题《小说明妃传残卷》[2]125,《敦煌变文集》(1957)拟题《王昭君变文》[3]98。此后,学者们均以《王昭君变文》为题。该篇以《汉书》中王昭君故事为素材,充分吸收民间传说,在原有情节上大胆改编、渲染,使故事性大大增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王昭君变文》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时间,二是在昭君故事传承中的作用。本文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将《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定于834年左右,时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并将其与后世昭君题材作品进行对比,指出它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情节上的再创造,是流传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一、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内容考察
    史籍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但情节都很简单。历经《后汉书》以及《琴操》等唐前诗文、民间传说的逐渐演变,唐以前有关王昭君故事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昭君怨”“青冢情”和“画工恨”。①
    入唐以后,有关王昭君的诗文更加盛行,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上官仪、东方虬、郭元振、刘长卿、李白、杜甫等均有王昭君题材的诗歌传世。据统计,今存唐代昭君题材作品108首(篇),其中诗歌105首[4]。大量昭君题材诗歌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对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事件的关注②。中唐文人多有写公主和亲者。如:
    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白居易《祭咸安公主文》)
    琵琶泪湿行声小,断得人肠不在多。(王建《太和公主和蕃》)
    塞上如今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邑司犹属宗卿寺,册号还同虏帐人。(张籍《送和蕃公主》)
    除上承唐前昭君题材的主题以外,唐诗中出现了以下新因素:一是批判和亲政策。如东方虬《王昭君》:“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讬妇人。”二是将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矛头指向帝王的薄情和昏聩。如白居易诗集中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纠纷”(《青冢》),“黑白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过昭君村》)。诗人们通过历史上的昭君故事来反映唐朝公主的和亲事件,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上两点正是他们对昭君故事的新见解。
    和文人诗歌相比,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典型的俗文学,其大致情节概括如下:
    (前残)——出塞途中所见荒凉景象(韵)——到达牙帐后所见塞外风光,拜为“烟脂”皇后(散)——册封的盛大场面、昭君惆怅落泪(韵)——单于传令诸蕃非时出猎为昭君解愁(散)——昭君登高抒发思乡愁思(韵)——愁怨过度而生病(散)——留下遗言,略叙平生(韵)——昭君的遗言、单于的对答(韵)——昭君死(散)——单于哭词(韵)——昭君葬礼场景(散)——单于亲自送葬、部落前来参加葬礼的情形(韵)——汉使前来吊唁(散)——汉使宣读吊祭之词
    从故事情节来看,本文有对以往昭君故事“画工恨”“昭君怨”“青冢情”的继承,但没有唐诗中借昭君故事讽喻现实的内容,情节上与其他昭君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对王昭君在蕃中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写。《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琴操》中虽然分别提到了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的情况,单于死后昭君不愿再嫁、上书求归以及不愿从胡俗而吞药自杀等情节,但记载十分简略;诗歌由于体制所限,对塞外的生活往往一带而过,少有具体事件的描述。③《王昭君变文》中所展示的蕃中生活情节和内容则十分丰富,主要有册立“烟脂”皇后、观看诸部落出猎、登高抒发愁思以及临终前与单于的对话等。如诸部落前来庆贺册立的情景:
    牙官少有三公子(紫),首领多饶五品绯,……搥钟击鼓千军噉(喊),叩角吹螺九姓围……④
    各部落出猎的场景:
    围绕烟脂山,用昭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单于传告报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边尽着黄金甲,右件(伴)纷纭似锦团。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吃箭穿……
    情节丰富,场面阔大。同时还利用大段唱词表现昭君登高观猎时思念故乡的痛苦,以及临死之际仍然不忘向单于交代“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均展示了丰富的蕃中生活内容,较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有大大的丰富。
    其次,塑造了重情重义的蕃王形象。传世诗文中有关单于的情节几乎都是一带而过,谈不上形象塑造。⑤《王昭君变文》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单于的形象。昭君入蕃后,他体贴周到;昭君愁极而死后,他悉心按照蕃法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除间接叙述外,文中还运用对话形式,通过单于之口直接表达对昭君的一片深情。如昭君临死前留下一番遗言后,单于答曰:
    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同行复同寝,双马复双奔。……凤管长休息,龙城(笛)永绝闻。画眉无若择(旧泽),泪眼有新痕。愿为宝马连长带,莫学孤蓬剪断根,公主时兦(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丧(哭)孤魂。
    通过回忆与昭君相伴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昭君的眷恋不舍之情。汉使前来吊唁时,单于又有一番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令使者“闻言悉以悲”。
    通过大段场景和细节的敷演,单于已不仅仅是一位民族首领,更是一位体贴入微、温情脉脉的丈夫形象。变文对单于角色的精心塑造,有别于以往诗文中站在中原人角度叙述昭君故事的模式,而是以塞外蕃人的眼光讲述昭君塞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中唐时期吐蕃占领河西诸州这一历史事件,只有身处吐蕃统治之下,“百姓知单于意,单于识百姓心”这一叙述视角才可能实现⑥。如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维摩诘讲经图》中,出现了吐蕃赞普形象,并被绘制在各国王子前方的显要位置;这一时期的敦煌写本中,有不少为赞普、吐蕃臣僚祈福的愿文,如P.2807云:
    伏惟我圣神赞普,祚承大业,圣备无疆;克修永固,诞应天命;威加四海,恩挟八维;流演一乘,以安百姓……
    以上均体现了吐蕃统治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应当说,王昭君故事发展至此,无论是情节还是思想内容上,《王昭君变文》已成为独具意蕴的河西人之作。文中没有中原诗歌中对和亲政策的批判,也没有对帝王薄情的指斥,只有对塞外风光细致而符合事实的描绘,着重强调昭君在蕃中思念故乡和汉帝,特别是单于形象的正面刻画,都反映了吐蕃统治下河西人对王昭君故事的重新解读,其中隐含着他们自己的遭遇和情感的倾诉。
    二、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及其与蜀地的关系
    变文云:“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成为考证其创作时间的重要线索。容肇祖、张寿林、郑文、高国藩、邵文实等先生均有研究。由于对“八百余年”的具体起始年代意见不同,学者们对变文创作时间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王昭君和亲的竟宁元年(前33)算起。容肇祖先生认为“从竟宁元年(纪元前三三),到唐代宗大历二年(纪元七六七),已有八百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八五七)便有八百九十年,这文大约是这时期的作品”[5]37-42。张寿林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是唐末时人所作,可以代表“公元八百五十年左右的昭君故事”[6]77。郑文先生认为八百余年一般指八百零几年,八百一、二十年,甚至八百三、四十年;又结合吐蕃由强转弱的时间,推测该变文酝酿、产生约在贞元之末,即807年,“突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共同的遭遇之情”[7]。第二种是高国藩先生提出的以王昭君出生之年即公元前63年算起,到737年之间为“八百余年”,时在盛唐;他又据文中“突厥”出现的年代,推断该文流传于初唐至盛唐之间[8]。第三种是以王昭君事迹有记载的最后年代算起。翦伯赞、张传玺二位先生认为王昭君事迹有记载的最后年代是公元前20年⑦,邵文实先生依据这一结论,从公元前20年往后推八百年,即建中元年(780),认为变文的创作年代当在此之后的数十年内;她又根据文中突厥疆界以“吐蕃为西邻”,推断该文作于吐蕃完全控制整个河西的建中二年(786)之后,一直到吐蕃结束在河西、陇右的统治,与前突厥余部即回鹘的“西邻”关系结束的大中二年(848),其间共868年为“八百余年”,即786-848年吐蕃统治河西地区之时[9]171。以上是学界对《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的代表性观点,其他结论多不出上述三种⑧,只是对“八百余年”理解的不同,在时间上有所提前或推后。
    作为民间“转变”伎艺的底本,变文的产生有一个不断改造加工的过程,我们只能给它定一个大致的时间。我们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产生于834年前后,时值吐蕃统治河西后期。
    “变文”是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据记载,“转变”在盛唐时期已经流行。《太平广记》引《谭宾录》云:
    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10]2109
    可见安史之乱以前“转变”就已在蜀地民间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11]120
    上述为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玄宗作为太上皇的宫中闲居生活,“转变”和“讲经”“论议”“说话”等讲唱活动,成为其闲居解闷的娱乐方式。以上两则材料可见8世纪中期“转变”伎艺在民间和皇宫的流行情况。
    唐诗中也有关于“转变”的材料。如:
    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谁家少年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王建《观蛮妓》)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李贺《许公子郑姬歌》)
    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
        
    
    
    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李远《转变人》)[12]
    以上几首诗都提到了王昭君故事的“转变”,可见王昭君故事是“转变”中非常流行的题材。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转变”与蜀地的关系。《太平广记》明确说明是蜀地泸南的“转变”,《高力士外传》虽未明说“转变”与蜀地的关系,但是联系唐玄宗曾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入蜀,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回京,他闲居皇宫时用于解闷的“转变”伎艺极有可能从蜀地带来。
    又如诗歌《看蜀女转昭君变》《许公子郑姬歌》中有“蜀女”“蜀纸”等字词;《转变人》未提及与蜀地的相关信息,但作者李远是蜀人[13]129,似可说明二者有某种联系。另外,《观蛮妓》也未明说蜀地,但从诗题《观蛮妓》来看,“蛮”字多用于对南方民族称呼来看,“蛮妓”极可能是蜀地的歌妓。
    诗中“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翠眉颦处楚边月”“转角含悲破碧云”等语,描绘了女艺人声情并茂的传神表演,使“昭君怨”这一主题得到了充分表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可见蜀地昭君转变都是由女性表演。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中至少四段唱词为昭君的口吻,又有两处昭君的语言描写,如“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舡(船)……’”、“妾闻:‘邻国者,大而强,小而弱,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均体现了女性作为第一人称的特点,特别是昭君登高望乡时演唱的一曲《别乡关》:
    妾家宫苑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梦)连。烟脂山上愁今日,红粉楼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掌内,大道青楼若眼前。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可笑轮台寒食后,光景微微尚不传。衣香路远风吹尽,朱履途遥蹑镫穿。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
    这段唱词用词考究,句式整齐押韵,情感激昂真切,将昭君身在塞外、回乡不能的那种凄楚无奈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很容易将其与唐诗中女艺人“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转角含悲破碧云”的表演联系起来。
    文中安排了三段单于的唱词,分别是答昭君临终遗言一段,为昭君哭灵一段以及接受汉使吊唁后自表心迹一段。从变文结构来看,如果将这三段内容删除,情节仍然是连贯顺畅的。如“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部分,使者宣读哀帝吊词后,本该接祭词内容,却安排了单于的一段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莫怪帐前无扫土,直为啼多旋作泥”,后又接“汉使吊讫,当即使回。行至蕃汉界头……乃述祭词……”,单于这段表白,明显有后添加的痕迹。我们推测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很有可能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底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实际上,“转变”与蜀地存在关系并非偶然。蜀地自汉代以来表演伎艺就很发达,近数十年来巴蜀文化区出土的说唱俑多达上百件,是我国出土汉代说唱俑最多的地区。其击鼓歌唱作俳倡状的陶俑,是活灵活现的说唱艺术的再现。到了唐代,“市人小说”在四川出现⑨,俗讲、转变等说唱艺术形式也十分兴盛,任二北先生曾以“蜀戏冠天下”概括之[14]44。敦煌文献中的作品不乏蜀地传至敦煌者,如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先生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韦庄《秦妇吟》、S.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15]。此外,张鸿勋先生认为敦煌遗书中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也是蜀地人士所编,并进一步推测可能由四川传入敦煌[16]272。据此,《王昭君变文》也可能由蜀地传入敦煌。
    仔细翻检敦煌文献,我们还能发现不少与蜀地有关的卷子。如P.8100《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P.209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于唐天复八年(908),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又云:“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其他如P.3398、P.3493、S.5534、S.5451、S.5544、S.5659、S.5965等,题记中均有“西川过家真印本”等语。其中S.553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西川过家珍印本,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902)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敦煌文献中保存至少十种这类印本,或虽不是印刷本,而与四川印刷密切相关[15]。以上蜀地文献大多为晚唐本。蜀地流行昭君转变之时河西地区正在吐蕃统治之下,那么蜀地昭君转变底本有无可能在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河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件残缺不全的印本残片,据邓文宽先生考证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并认为是由敦煌以外的地方流入的[17]。结合上述几件蜀地印本,该件当同为蜀地传入。据《全唐文》卷624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具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可见当时四川版印日历之盛,以致引起了官方的干涉。从具注日历传入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来看,蜀地流行的昭君“转变”传入河西也是没有问题的。其传入的时间,极有可能与目前所见最早的蜀地印本日历进入河西地区大致同时,即834年左右。此时吐蕃内部矛盾重重,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已大不如前,《王昭君变文》即由河西人改编完成于这一时期。从竟宁元年(前33)至834年为八百六十七年,正合“八百余年”之说。
    三、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与后世昭君题材作品的关系
    关于《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学者们多有研究。容肇祖先生《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一文,从体制方面指出了《王昭君变文》与后世弹词和鼓词的演变关系:
    这篇文章的体制,和弹词及鼓词一类的作品相近,大约弹词及鼓词是由此演变而出的[5]37-42。
    学者们更多是从《王昭君变文》在情节上对后世昭君故事的影响展开论述,即认为《王昭君变文》对后世昭君故事的情节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试述如下。
    张寿林先生将《王昭君变文》与唐以前的昭君故事加以对比,认为有两点最重要的转变:
    第一,它着力写昭君在胡的抑郁而死。第二,它加上了哀帝遣使祭青冢的一段想象。这两点对于唐以后的昭君故事,都是很有关系的。……从她抑郁不欢,以致病殁,这其间离自投黑水的转变,是如何的接近。这一点上,我们知道这部《明妃传》的残本,在明妃故事的转变上,是如何重要的一个连锁。[6]64-86
    历代诗文中都有昭君抑郁的因素,变文中昭君抑郁而死是在已有情节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元代马致远《汉宫秋》中昭君自投黑水而死的情节没有明显关系。《汉宫秋》中昭君行至番汉交界处,因不肯入番投江而死;而变文中昭君不仅入番,而且有较多的塞外生活描写,最终虽抑郁而死但性质毕竟不同。
    高国藩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对后世昭君题材作品的影响有“团结说”“琵琶说”“青冢说”。“团结说”即突出民族友好,《王昭君变文》中的“团结”因素,如果放在吐蕃统治敦煌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特别是结合这一时期的发愿文来看,就更容易理解其真实涵义。敦煌愿文中提到:“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甥之好”⑩,“国家万岁,天下太平;两国通和,三边永静。四时顺序,五稼丰登”(11),无不体现吐蕃统治下的河西民众希望唐蕃和平相处,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高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中的“琵琶说”和“青冢说”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则是他将《王昭君变文》写作时间定于初唐的结果,如果确定《王昭君变文》并非作于初唐,这一观点就没有说服力。
    关于《王昭君变文》对后代小说、戏曲的影响。张文德先生认为:
    第一,“不嫁昭君,紫塞难为运策定”之客观背景的规定性,为后人所承袭。第二,昭君与汉帝“恩情”的较多描写,是以后作品生发“爱情”的基因。第三,昭君宫中自怜,出塞悲怨,思乡恋国,成为以后昭君故事情节描写的范式。第四,昭君出塞不久死去及“藩汉界头”明妃青冢的确切界定,给后人以重要启示,成为昭君行至“藩汉界头”即死之张本。[18]67
    以上所述前三点在《王昭君变文》之前和当时的诗文中均有反映,并非《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存在影响的有力证据;关于第四点,由于本文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底本上的再创造,不排除后世昭君故事对蜀地或其他地方昭君故事的吸收,两篇作品中的“青冢”均在汉蕃交界处这一情节可能有共同的源头,但不能说明《汉宫秋》中这一情节就是受到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影响。
    后世昭君故事,以元代马致远所作《汉宫秋》剧本情节最为完整,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学者们多以《汉宫秋》与《王昭君变文》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如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特别提到《王昭君变文》对《汉宫秋》创作的启发,他说:
    《王昭君变文》别出心裁,聚焦于另一位当局者即匈奴单于的心情,大费笔墨描述单于得不到王昭君欢心的苦恼,以及王昭君死后的悲叹和痴恋,至有“公主时亡(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哭孤魂”的哀痛,这在成千上万的有关王昭君的作品中可谓仅此一见。后来,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着墨于元帝的后悔和迷恋,另起炉灶,而其主角视点的变换,于《王昭君变文》中已见端倪。[19]88
    其实两篇作品叙述视角完全不同。一个立足于番,塑造了单于形象;一个立足于汉,着力于汉元帝的刻画。与其说《王昭君变文》与《汉宫秋》在视点的变换上有着某种联系,倒不如说《汉宫秋》受到当时另一位元曲大家白朴的《梧桐雨》之影响更合情理。《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在叙述角度上,《汉宫秋》中的汉元帝与《梧桐雨》中的唐明皇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在情节上,《汉宫秋》也对《梧桐雨》有所承袭(12)。
    以往昭君故事中“昭君怨”“画工恨”“青冢情”三个主题在《王昭君变文》与《汉宫秋》中都有体现,但在主要人物、情节、故事内涵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首先,人物塑造侧重点不同。《王昭君变文》主要人物是王昭君和单于。《汉宫秋》主要人物是王昭君和汉元帝,尚书和画工毛延寿作为次要人物也很突出,特别是毛延寿成为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人物。由于所处历史背景的不同,两种作品中的单于形象大不相同。《王昭君变文》中的单于是一个正面形象,他对待昭君细致体贴,表达了与唐朝友好相处的心愿。《汉宫秋》中的单于只是一个配角,他受毛延寿怂恿索要王昭君,并非对昭君怀有真正的爱慕,昭君死后,他叹道:“嗨!可惜,可惜!……罢罢罢!就葬在此江边,号为青冢者。”[20]60对昭君的死仅有惋惜,没有变文中单于那种悲痛欲绝的情感描写。关于汉元帝这一人物形象,由于《王昭君变文》前残,现存仅有五处提及“汉帝”“汉王”,其中四处是昭君思念故乡时提及,一处是单于将昭君的死讯报告汉王,并无正面刻画。《汉宫秋》则突出塑造了汉元帝艺术形象,他是全剧抒情主人公,重点突出了他作为一国之君却无力保护自己爱人的痛苦无奈。另外,《汉宫秋》还以大量笔墨塑造了画工毛延寿的形象,并增加了“尚书”这一人物。
    其次,具体情节的不同。《王昭君变文》绝大多数情节都在塞外展开,重点在于昭君塞外思乡及单于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汉宫秋》则以汉宫掖庭生活为主,昭君和汉元帝的恩爱、面对和亲威胁时汉朝君臣的懦弱都发生在皇宫;昭君随单于行至“番汉交界”的黑江便投江而死,
        
    
    
    塞外生活完全没有涉及。
    第三,故事内涵的不同。如前所述,《王昭君变文》反映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切身感受,虽有在异族统治下对家国的思念之情,但希望两国和平相处、人民安居乐业是贯串文中的主要线索。马致远生活的时代,正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都十分沉重的时代,《汉宫秋》对此均有反映。汉元帝这一人物体现的是亡国之君的软弱和无助,他对朝臣的斥责,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朝中大臣文恬武嬉、尸位素餐,朝纲废弛、国家危亡的历史必然性[18]153。此外,《汉宫秋》中塑造的毛延寿不仅唯利是图,还成为了出卖国家的民族罪人。这都是作者艺术地反映时代背景的匠心所在。
    整体来看,《王昭君变文》和《汉宫秋》虽然对唐前昭君故事的三个主题都有承袭,但两者之间却看不出任何传承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吐蕃统治时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昭君故事是同源异流的传播系统,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注释:
    ①《琴操》云: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子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单于举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突出了“昭君怨”和“青冢”两个主题。《西京杂记·画工弃市》云:“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将昭君不得见幸于单于的原因归结为画工,成为后世昭君故事承袭的重要情节。唐前诗歌中也多有体现,“昭君怨”如石崇《王明君辞并序》、鲍照《王昭君》、沈约《王昭君》等;“画工恨”如梁简文帝《明君词》、隋侯夫人《遣意》等;沈满愿《昭君叹》、陈叔宝《昭君怨》则兼具以上两种主题。总之,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三个主题已定型并盛行。
    ②据新旧《唐书》记载,唐朝与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和亲主要有: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乾元元年(758),宁国公主嫁回鹘毗伽阙可汗;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嫁武义成功可汗;长庆元年(821),太和公主出嫁回纥崇德可汗等。
    ③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琴操》云: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乃吞药自杀。诗歌中描述昭君蕃中生活的有:石崇《王明君辞》、鲍照《王昭君》、沈约《王昭君》、薛道衡《昭君辞》、上官仪《王昭君》、王安石《明妃曲》等。
    ④《王昭君变文》录文均引自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
    ⑤如《汉书·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只是以客观冷静的史家语调陈述历史事件,并未着意于人物刻画。《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未提及单于的反应。《琴操》中单于遣使者朝贺,本人没有露面。诗歌中的单于形象更少,惟储光羲《明妃曲四首》第二首表现了单于对昭君的体贴,诗云:“胡王知妾不胜愁,乐府皆传汉国辞。”
    ⑥唐“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西北边防空虚,占据河西走廊地区,其中吐蕃统治敦煌在786-848年之间。参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⑦翦伯赞先生作昭君年谱始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止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张传玺先生赞成这一观点。见翦伯赞《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1983年,第31页;张传玺《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读剪老〈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⑧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页;王伟琴《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论》,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3页。
    ⑨“市人小说”之名,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中华书局,1985年,第201页。
    ⑩见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
    (11)见P.2237、P.3443《印沙佛文》。
    (12)分别参见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元人杂剧概说》,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92页;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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