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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成时代刚刚结束,平成时代文学的整体回顾与史学思考已经开启。在平成时代,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及其破灭后“失去的十年”,经历了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和近年来的自民党一强政治,发生过阪神、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等天灾人祸,出现了少子老龄化的社会问题。这些状况与全球化一起成为平成时代文学的创作背景。自昭和末期流入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是思想文化领域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批判性和反思性,主张消解主体、“去中心化”,崇尚多元和谐,这深深影响了日本平成时代文学图景的构成。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与“影” 1994年,日本平成六年,在川端康成(1899—1972)获奖26年之后,大江健三郎(1935— )成为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可谓日本平成文学史第一大事件。与川端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以卓越的感受性、现代的小说技巧,表现日本人心灵的精髓”(诺奖颁奖词)的美学追求不同,大江从存在主义出发,“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诺奖颁奖词)。评论家川村凑指出,川端获奖是基于对非西欧的日本也有人创作文学,即“日本人也在创作文学”的发现,而大江的获奖是基于 “日本人也在创作现代文学”的发现。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黑古一夫指出,大江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与残障儿共生”的个人问题与“有核状况下人类的生存方式”的世界问题为车之双轮,一直远望着人类可以自由生存的“乌托邦”。1995年,大江完成了自称“最后的小说”的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被评论家篠原茂称为“日本现代文学史无前例的尝试”。《燃烧的绿树》以其故乡四国的森林为舞台,描写了一个新兴宗教的诞生、成立、发展到蜕变的过程,深刻揭示了身处“核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大江获诺奖是在该作第二部发表之后,而奥姆真理教东京毒气事件则发生在第三部连载刚完之时,这使得作品有了强烈的预见性。1995年大江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称该作是把自己50年经历与文学连接起来的结晶。作品名称来自叶芝诗歌《踌躇》: “一棵树,一侧在熊熊燃烧着,一侧却郁郁葱葱挂着露珠”,借此暗喻现实与虚幻、肉体与灵魂等对立统一中的共生。 在创作手法上,“引用”成为一种新的突破方式。在“燃烧的绿树”教会的《福音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时代的文本片段,遥远时代死者与当下生者的语言共时性排列,消解了教义的绝对性,也实现了死者与生者的共存,具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大江前期作品名称也大量出现,甚至有大段文本引用和评价,形成小说的多重性。评论家三浦雅士认为这一创作方法的实验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题,“它看上去似乎要撕破小说的边界”。 1999年,大江发表《空翻》,反映了他对反人类反社会邪教产生的日本社会现实及日本人精神危机的深刻思考,并由此重启创作活动(大江获奖后曾宣布不再写小说,要把余生献给哲学)。之后的创作大江称之为“晚年的工作”,包括《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2007)、《水死》(2009)、《晚年样式集》(2013)等。中国学者陈世华认为,大江“晚年的工作”,主题已上升到探讨人类精神和灵魂的高度。 与之相对,日本平成时代最具人气作家村上春树虽伴跑诺奖多年,却还在其“影”中徘徊。1979年,村上凭借《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奖”而登上日本文坛。平成之前他已创作6部长篇和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反映都市青年爱情与孤独、自我救赎与自我成长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1988),连续两年进入日本畅销书榜前十位。但其真正具有国际影响是在进入平成时代之后。 村上文学语言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译性,情节展开“设谜而不解谜”,刺激着读者和研究者的解读欲望。村上作品自身的魅力不容置疑,但全球化背景下由外及内的推动也是其作品广受关注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亚马逊日本文学销售排行榜,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1964— )是美国读者的最爱。2006年,村上荣获世界幻想文学大奖和卡夫卡文学奖,后者使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 在占据2009年日本畅销书榜首位的《1Q84》中,从体育大学毕业的青豆,在经历好友遭受性虐待自杀的打击后,“风景改变,规则改变”,走上惩恶之路。由此,年轻貌美的她名为健身教练、按摩师,实际则是游弋于1984与1Q84之间的职业杀手。天吾明为补习班的数学老师,暗地里却充当少女作家的枪手,并因在创作中触及邪教内幕而大难临头……二人均具有双重身份和多重性格,已经不是可以简单定义好坏善恶的存在。作品采用多线叙事手法,在打破二元对立的同时赋予人物扑朔迷离、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性。作品涉及国家体制、现代宗教、学生运动、文坛黑幕、家暴问题、黑社会的现代形态等各种社会要素,村上本人称之为“综合小说”。千里金兰大学教授明里千章更是把村上作品比喻为“文学的综合商社”,认为其作品篇幅上长短篇尽有、语言上富于诗性魅力、文体上现实与寓言并重、内容上情色描写与哲学思考并行,可谓融古今东西与集体记忆于一体、超越时空的知识宝库。评论家加藤典洋认为,“明显的娱乐性导入”是其作品更具“世界文学”性质的原因。文艺记者浦田宪治则认为,为吸引喜欢推理、动漫、大型娱乐秀的读者而过分加入娱乐元素,反而使村上小说中人物的丧失感和绝望感不能很好地传达,或许正因如此使得其诺奖久不可得。 交叉换位 文学“火花”绽放 1998年第119届芥川奖和直木奖颁出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纯文学作家和大众文学作家竟来了个交叉换位:身为大众文学作家的花村万月(1955— ),其《锗之夜》获得了纯文学最高奖项芥川奖;而身为纯文学作家的车谷长吉(1945—2015),其《赤目48瀑布殉情未遂》却问鼎大众文学最高奖项直木奖。《读卖新闻》发表时评指出:文学世俗化、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边界消融已成定势。 花村少年时曾就读于天主教会的福利中学。自1989年发表处女作《上帝保佑物语》以来,其作品虽以娱乐性著称,但作家本人却一直怀有创作严肃作品的冲动。《锗之夜》描写男主人公胧在冲动杀人后回到从小生活过的修道院,继续各种亵渎之事,来试验会否触发“神之怒”的故事。终于有一天,在他戴着的耳机里,传来了清晰的“神”的声音……这部显然融入了作家早年生活体验的小说不仅具有极强的故事性,而且是对缺乏信仰的日本现实社会的一种反讽。 车谷长吉因47岁时出版《盐壶之匙》(1992),获得新潮社颁发、素有“纯文学登龙门”之称的三岛由纪夫奖,之后又获两次芥川奖提名。《赤目48瀑布殉情未遂》讲述生岛和绫子面对不安定的生活及亲情背叛的困境,在“没有温度”的社会底层彼此取暖,但他们最终无法摆脱现实压迫而走上了殉情之路,地点就选在风景秀丽的48瀑布。作品营造出一种离世前的美丽感伤,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且结局也十分令人欣慰:殉情未遂成为主人公穿过死亡获得再生的一种仪式,表达了他们无论未来处境如何也要活下去的决心。作品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具有大众文学的某些特点,但从私小说的创作手法,到探讨生死的文学主题上,又带有明显的纯文学色彩。 以上两部作品的获奖,成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界限消融的一种证明。 评论家大塚英志认为,在新世纪“全员表达社会”和“手机小说”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小说创作,文学出现“堆芯熔融”现象,世俗化无可避免。他进而指出,纯文学的对立概念已不是大众文学,而是亚文化,即从故事到人物再到文体都可以实现模式化表达方式的集合体。纯文学要想存活,必须拥有亚文化无法实现的表达能力和独立的销售途径。推理作家笠井洁甚至提出了“纯文学消亡论”。面对如此情势,芥川奖祭出美女作家及艺人作家战略,以扩大纯文学市场,村田沙耶香(1979— )和又吉直树(1980— )可看作其代表。 在被日媒称作年轻人“读书零时代”(据日本大学生生协2017年的调查显示,每天读纸质书为零分钟的大学生比例达53.1%)的当下,又吉直树的《火花》(2015,获第153届芥川奖)和村田沙耶香的《便利店人》(2016,获第155届芥川奖),其销售量分别达到了惊人的326万和102万册。 又吉直树2003年起从艺漫才(日式对口相声)舞台,对谐星行业的生存现状及艺人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这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直接素材。《火花》主人公德永在热海烟花大会上与前辈艺人神谷偶遇,二人成为亦师亦友般的存在。德永勤奋努力,一时小有人气;神谷则坚持自我,不为迎合观众而改变,被同伴抛弃。德永合作者因女友怀孕而决定放弃搞笑艺人生涯,而德永不愿与他人组合也决定隐退,后成为一名房地产中介……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日本年轻一代的挫折,尤其是他们的梦想被强大的现实无情碾压、摧毁,从而引起了年轻读者的强烈共鸣。作品传达出与主流成功学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就是:当梦想渐行渐远,坚持固然可贵,放弃也无可厚非,在坚持和妥协中摇摆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正如神谷所说:“只要是站过舞台的人,绝对有存在的意义。”重要的是内心富足而自由,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追梦之旅中,治愈和化解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让生命绽放出璀璨的“火花”。 女性文学:反抗、治愈和超越 川村凑认为,平成时代是日本文学史上继平安时代、明治时代初期又一个女性作家活跃的时代。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性进入现代文学世界的道路比以往更加宽广。在平成时代,光是芥川奖得主,女性就有28位,占获奖者40%以上。芥川奖、直木奖作为当今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其评委可谓“位高权重”,在现任各9名评委中,女性就各占四席。日本女作家在文坛大放异彩,呼应了愈来愈热的女性写作世界潮流。 吉本芭娜娜是与村上齐名的平成时代文学旗手,平成女性文学的序幕也由她拉开。芭娜娜初登文坛是在1987年,即昭和六十二年,其成名作《厨房》被译成25国语言,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代表作品之一。《厨房》的主人公是祖母去世后陷入“天涯孤独”的少女樱井美影,她在雄一和他的变性人母亲惠理子组成的“病态”家庭中感受温情、思考生死,并在体悟“厨房”象征的家庭与日常的真谛中获得了治愈和成长。芭娜娜的“治愈系文学”与昭和文学有很大不同,吹响了平成时代文学到来的号角。芭娜娜文学中,“死”是关键词之一,但在作家笔下,“死”更多是为“生”着色的对照物。她细腻地描写了遭受亲人离世及家庭重大变故的少女或少男,在他人和一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帮助下,慢慢走出孤独和巨大心理创伤的过程,并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即使际遇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让自己活得有趣有味。”(《厨房》后记)她希望把这种信念传递给“那些日日为痛苦忧思所折磨”的人。 身为文豪太宰治的次女,津岛佑子(1947—2016)一岁时,父亲即与情人殉情而死,之后便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她个人也在经历离婚丧子之后,与女儿形成了母女相依为命的生存状态。因此,其创作始终围绕母子家庭、“生育性”“母性”等主题。在早期作品《光的领域》(1979)中, “我”带着女儿离开丈夫后,作为单亲母亲倍感压力。“我”对抗着“妻子”的身份及“理想女性”“理想母亲”等一般社会认识,开始思考成为否定“fille”(法语,指少女、年轻未婚女性)和“femme”(法语,指已婚女性、妻子)二元对立第三种存在的可能性,它既不从属于“丈夫”,又保持了“少女”性,从而最终构筑起“单亲”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走上了自立和解放之路。在第十五届紫式部文学奖获奖作品《奈良·报告》(2007)中,12岁的少年森生在两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另外成家。少年杀鹿作为祭品,试图借助灵媒跨越幽明之界与母亲对话。在得到母亲的召唤和请求后,森生打碎了奈良大佛,开启了与母亲跨越时空的旅程。可见津岛佑子作品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以男性为中心传统家庭结构的消解和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模式的建立。 柳美里(1968— )从在日韩国人主体性认同危机出发,以“把家庭剖析得体无完肤”的决心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其《家庭电影》(1997,获第116届芥川奖),讲述一个原本已经解体的家庭,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而重新聚集,并试图回归各自家庭角色的故事。但是,四分五裂的家庭没能实现重建。对于主人公素美来说,原生家庭已成为冰冷的“过去的墓碑”,但她却在一个非亲非故的老人那里奇迹般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作品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不局限于血缘与婚姻,而只要彼此需要、相亲相爱就可以成为家人的新的家庭观。在后来创作的“死亡与重生”四部曲《命》(2000)、《魂》(2001)、《生》(2001)和《声》(2002)中,柳美里继续表达了对建立超越血缘纽带、摆脱姓氏及户籍羁绊、融入灵魂交流,以及建立彼此真正需要的新型家庭模式的期盼。 与柳美里的文学探求一脉相承,村田沙耶香在作品中将新的家庭模式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在《便利店人》中,女主人公古仓惠子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在便利店兼职,作为“正常”的“世界的零件”,一做就是18年。如今36岁单身的她感受到来自四周的巨大压力,人们希望她步入结婚、生子、正式就职的“正常”人生轨道。惠子被迫寻求改变,收留并“饲养”对女性极度歧视、对社会极度不满的废柴男白羽,造成与男性交往的“正常”生活假象。但最终她没能成功走向“正常”,在便利店“声音”的召唤下确认了自己“便利店店员生物”的本能,并第一次感受到了生的意义。村田笔下“饲养”男性这种极端的家庭组合,折射出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家庭观、家族观的剧烈变化:女性已不再像明治时代那样守护家庭,等待男人的归来。传统家庭解体的速度越来越快,高龄少子化日趋严重。村田的创作主题超越女性与家庭,在生态女性主义创作理念指引下面向整个日本社会,不断发起对何谓“正常”的追问。从《消灭世界》(2015)的“实验都市·乐园”到《便利店人》的“便利店”,再到《地球星人》的“POHAPIPINPOBOPIA星”,女性以倔强的精神力量寻找或开创新的空间,来对抗所谓“正常”的现实世界。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