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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JamesJoyce，1882—1941）创作的 《尤利西斯》（Ulysse，1922）在世界文坛具有极大影响。2015年《时代周刊》评选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与《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位列榜单前三甲。我国对《尤利西斯》的译介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4月，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与金隄翻译的人民文学版上卷同时出版，出现《尤利西斯》两种中译本并存竞争的现象。2019年是萧乾先生逝世20周年和 《尤利西斯》中译本出版25周年，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笔者于2018年11月21日、12月11日，2019年3月23日和4月26日，先后四次围绕《尤利西斯》翻译始末以及日本文学译介等相关话题，对年逾九旬的文洁若先生进行了采访。 清华大学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潘佳宁：文老您好，感谢接受专访。首先请您简述早年的求学经历。 文洁若：我家祖籍贵州，但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祖父而立之年在贵阳考中举人后赴京应考进士。他在北京考了三次，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考上进士。祖父觉得老家贵阳太偏僻了，为了子女未来，就在北京买了两处房子，分别在上斜街和北剪子巷桃条胡同。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排行第五。我7岁入孔德学校，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我记得一年级刚开学，老师就让回家写篇作文。别的同学上过幼儿园，知道该怎么写，我不会，就问大姐文桂新。大姐说：“你不会，就写一首唐诗吧。”我就默写了《凉州词》，结果被老师画了个大叉。我当时经常拿大姐的教科书读，其中就有冰心的 《寂寞》，我百读不厌。 在孔德学校只读了一年，我就跟父亲去日本了。父亲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三等秘书官，每个月挣八百大洋。20世纪20年代日本物价不高，这个收入非常可观。父亲请了幼儿园的保育员帮我们练习日语，后来还给我们请了一位家教，姓今野。今野老师非常会讲故事，除了日本民间传说，他还讲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天方夜谭》。1936年2月，东京发生“二·二六”武装政变，父亲被免职，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到东单头条胡同的日本小学读书。那段时间父亲让我把一套10卷本日文版 《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他跟我说：“你把书里吐出来的话都写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共用一盏台灯，花了4年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这应该是我最早的翻译。 1940年小学毕业，父亲送我到圣心学校读英文，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外国学校需要多交不少学费，所以加倍努力。我的功课一直很好，学校每月评奖，我都能获奖，还跳了两级。1941年底，因为父亲失业，家里经济拮据，我只好辍学在家，直到1942年大姐毕业找了工作，帮我交上学费，我才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做了一年旁听生。1946年我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英文，1950年到三联书店当校对，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到1990年退休。 潘佳宁：清华读书期间您也非常刻苦，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您整天都泡在图书馆，大三就修完了清华的全部课程。后来，您随母亲回老家贵阳，在贵州大学读完大学。1949年回贵州的时候，西南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年为何一定要回贵阳？ 文洁若：北平沦陷时期，我家在桃条胡同的房子被日本人盯上了，经常来闹。父亲没办法就把后院让给两个日本人住。日本人也不给钱，就给点儿小米和粗粮。再后来，为了一家人吃饭、供几个孩子上学，父亲把房子作了抵押，但当时没留下凭证。到了1949年，因为没法证明这房子是我家的，就被没收充公了。当时父亲不在北京，他1946年跟大伯先回贵州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母亲一个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回贵阳老家了。当时西南的确还没有全部解放，我们到了武汉后被告知往前走到处都在打仗，不通车，母亲带着我们几个从武汉徒步走回贵阳，走了40多天才到家。 潘佳宁：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教务处查档，才发现您当年已经完成了毕业规定的课程，给您补发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1950年，您从贵阳回到北京，在三联书店工作，为什么没有当时就联系清华大学？ 文洁若：当时家里需要我挣钱养家，我被三联书店录用就上班了。没办法，不能再上学了。后来是因为我和萧乾翻译完《尤利西斯》，清华大学想请我俩给学生做个讲座，谈谈《尤利西斯》的翻译。他们知道萧乾的身体不太好，就请我去。我回信跟他们说：“我最后一年没在清华念，等我以后把最后一年课程补上，拿了清华的文凭才能回去。”有几个同学好信儿（东北话，形容这人好奇心重，爱打听），去教务处查了我当年的学籍档案，发现我尽管最后一年没念，但课程早就修完了，清华大学就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