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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抄：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变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发生，长老权力就会随着缩小。社会变迁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这时候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发生了一种权力，和横暴权力不同是因为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并不是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不根据传统的。 读后感受：费孝通把它定义为时势权力作为书中的第四种权力定义，这种权力不易发生在安定的社会中，所谓时势造英雄都是在乱世，儒家对孝的解释是“无违”就是为长老权力代言，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 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不快于世代交替的速率（也可以用长老权力的自我学习进化速率代替），那么两代之间不会发生冲突，传统长老自己的进步速度跟得上时代的节奏，那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大胆做个假设：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成年之前全盘接受了长老权力（家长和老师）灌输给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这近乎先验的50%的思维就已经固化，能因新环境创新的成长最多可以有50%，而这50%正是我们跟上一代人思维角度上的差异所在的极值，到完全成熟四十不惑的年纪，大部分的人可能已不再能接受新思维了，将角色转化成下一个长老。 如果创新的成长跟先验的环境趋同（例如观念重合度80%以上）就不至于形成两代人的观念差异，如果差异过大突破了阈值恐怕就要闹“革命”了。 原文摘抄：在我看来，性的需要和种族绵续的需要是两回事，虽则相联，但是可以分得开的。种族绵续并不是满足性欲的副产品，人类有能力跳出性爱到生殖，从生殖到抚育之间的生物机能的连环。 读后感受：早年我也思考过情爱满足和种族绵续的关系，当时我觉得大自然真是神奇，为了确保物种延续就让人类在获得快乐的时候就必须付出生育养育的责任。后来长大了才发现人类有很多办法可以阻断这个生育过程，那生育其实不是天然的，是可选的，只有人类觉得能在生育中获益才会去生育。 但费孝通认为生育是损己利人的，从我和妻子的上一辈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再全力以赴的帮我们带两娃的付出上，我想80后这一代的父亲母亲应该大多真的是养儿养女都是赔钱货，所以我养两娃从来不期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回报，而是一种消费心态，当看到他们天真无邪的样子，虽然还是赔钱但不至于赔的太多了。读后感·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我也认同费孝通的观点，可为什么我还是会选择生两个孩子？这里面有长老权力的因素，因为祖辈父辈都喜欢孩子，也有自身的原因，因为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就琢磨这“自然而然的思维”是从何而来。 反思如果解释成为了从抚养孩子中获益的角度解释不通，一则未来从没有期望过回报，二来当下我更投入在工作和思考中，似乎消费孩子的快乐感比不过这些。  乡土中国读后感800字（二） 忽然想起了最近看的《乡土中国》。之所以从心底里漫出对这般生活的亲近感，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虽然许多人已扎根在了城市，但我们的祖先，在某个时代必然地直接受土地的哺育，进行着泥土的创作——由此我们对“淳朴”有着发于本心的向往。 在时间线上，我们是社会历史的后来者。我们曾经的社会被定义为“人治”的社会，而西方是“法治”的社会，现今我们也进入了“法治”社会时期；我们的文化曾倾向于阿波罗式的秩序性文化，除法家外，其他派系的哲学家、思想家都主张“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故孔子“言必称尧舜”，故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总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统一思想、加强统治，而今我们的文化更倾向于浮士德式的创造性文化——“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前途是创造性的过程，社会关系的特质不再在于维持稳定和保证长久，而在于不断的打破、重建。 城市的步伐是现代化的，它是社会趋势的引领者，而乡村在被同化的同时，还对传统社会的“礼治”和“秩序”有所坚持。难以辩说哪一方是好的，但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对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更加亲近，在我看来，现代社会只是“个人有温度”的社会，而传统社会和乡村社会才是“群体有温度”的社会。 城里人是没有邻居的，这是生活中常常听到的感慨——并非隔壁真的没有住人，只是人情淡薄以至于此邻居不再有“远亲不近邻”中的“邻”的意味了。农民孤立地生活在小聚落里，可以安于一亩三分地，“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彼此熟悉而守望相助，城市居民却因为看到了太多而产生了追逐的欲望，大多城市居民，究其一生都在为了财富、名誉和地位奋斗，没有时间和精力分给非“己”之人，难以互相信赖，不愿亦不敢轻易表达善意。 我以为，如果终极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幸福”，为什么不互相给予幸福？漫漫追逐中苦总是多于甜的，内心的安宁和知足的品质才最是珍贵。知止不殆，方可长久。 不过，我想现在的我亦是一个在现世追逐的人罢。因为远离那份宁静，所以愈发羡慕和向往，在熙攘中嗅到一丝安宁的味道，便觉得甚是高兴和宽慰。如此亦甚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