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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如果没在八十年代上大学，我会怎样？ 这设想很早就有了。当然是庆幸，幸亏我上了大学。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大抵要落到社会底层。一九七九年高中毕业生，遇到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好的机遇，甚至没有之一。政审放宽，且与七七、七八级比，七九级里应届高中毕业生占了多数。 我上的是八十年代的大学。八十年代是个怎样的年代？现在多在讴歌与怀念，那是个精神盛宴的年代。确实，某种意义上，是上大学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小学同学自然已没有来往，中学同学，原来混在一起玩的，玩不来了。“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议论我，这是带着贬义的。又用福州俗话说：“变死了！”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变了又怎样？变成了有文化的人。那时候崇拜知识。即使高高在上又怎样？那时候知识可以换取权力，“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只是我鄙视用知识换取权力。这岂不更牛逼？八十年代让我精神高高飘扬，至今还没有落下来。那么八十年代是怎样的精神给养呢？当时有句话我至今还能如流背诵，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讲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八十年代中国也要“文艺复兴”，近的说，是重回六十年前中国“新文化”与“五·四”时代。但其实“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并非一回事，八十年代还没弄清楚。至今弄清楚了吗？简言之，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心仪的是“新文化”，行的是“五·四”方式。但即使不分“新文化”与“五·四”，也还有问题。都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虽然“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各种分法，但当时中国并非只处在“前现代”，而只需要来一场现代主义运动。八十年代中国，是在“前现代”“后现代”的沼泽里。“往者不可追”。企图追以往，是当时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错乱。我就是在这样的错乱中，没有违和感地接受“启蒙”的。在大学毕业时，我终于吃到了苦果。在国外，仍然一脑子“启蒙”“理性”“复兴”，这下是看被标签为“现代化”的日本，更错乱了。我就像一个彻夜不睡的人。于是回来。回来，继续开启着不愿被蒙昧的心眼。现在我想，我是只能回来的，只能落在这样的土地上。而且，只能落在这样的时代。“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放这里，挺讽刺的，但似乎才恰恰适合。历史流向是必然的，看历史的眼睛是由心驱使的。你可以选择闭眼，但你的心让你就是要开着。同理，你的眼睛移开是可能的吗？现在有机会让我离开，我会离开这个国家吗？不会。你就是个精神病！严格上说，我是血液里具有精神病气质。撞到哪里，就中在哪里。没考上大学，是社会的“武疯子”；考上大学了，成了“文疯子”。如果我上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呢？我也不可能正常起来。只不过，我上了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是被整代大多数人视为不正常，而上了八十年代，大多数人还可以理解我，虽然不与你同道。但其实，八十年代，我那些同道，当年的“被启蒙者”乃至“启蒙者”，后来也基本把当年那些东西呕吐掉了。有的还与时俱进，成了崛起时代的鼓与呼者。实际上，在“启蒙时代”也有不“启蒙”的，而在“非启蒙时代”也有偏要“启蒙”的，就像我这《普罗米修斯已松绑》里的大学生“我”，那个反叛者。同样，在反叛年纪，也有成为领导老师的好孩子的，如小说里的剧本原作者，在非反叛年纪，也有还在成为坏孩子的，比如，现实中的我。现在，同学群及同年代人微信群里，那些没考上大学的，还有考上的，除了地位、生存处境区别外，精神境界上好像并没有太多区别。当年上大学，基本是白上了；当年没上大学，也白不上。他们热衷谈论的，除了中国崛起之类，突出的是养生。其实在十多年前，同学们碰在一起，就发现男同学们诡秘地交头接耳。有一次忍不住问你们都说些什么啊？补肾壮阳。我平时耳里常听到的六味地黄丸也成了壮阳药。到了需要补肾壮阳的年龄了吗？你青春期无限延长啊！这话，是老同学最早说我的，然后才是文友，还有我的学生。他们读我的东西，如是感慨：像你这种年龄，一般都达观而慈祥了，又写到这份上，登堂入室，说话稳重，虽然没有营养，但也有了经典性，你看人家几乎作家都这样，哪个像你还这么有激情的？有一天，我看到画家吴冠中一句话：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身老了，心还不老。甚为共鸣，我也在自己的文章里发一通感慨，那文章叫《与命拉扯》。与命拉扯，命与心拉扯，撑起垂死的命，来满足蹦跳的心。我的老母亲经常告诫我，需要保养了，不要急躁，不要让自己太忙，我都是挥挥手，听也不听。母亲说，还是小时候那个作派。小时候什么作派呢？天冷不加衣服，冲冷水，即使冷得牙齿打战，也很英雄。哪怕接着就生病，从英雄变成了狗熊。要不要吃壮阳药，是我与同代人最说不到一块的地方，比知识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多了。正常思维的人都抢占正当性这个至高点。而我觉得不要壮阳的，每每在正当性上失利。你是在说明你还行吗？往往最后说。不管我申辩行还是不行，反正都没有正当性。老而还行，就是老流氓。老而还流氓，丢人现眼。宁可认不行？我耳朵不好，据说耳代表肾，所以可以作为我不行的证据。我眼睛好，从小就眼睛特好，据说眼睛代表肝。但其实我曾经患过肝病。但我的鼻子确实好，晒衣服被子，我是用嗅来判断干还是没干的。其实我的耳也不是不好，只是跟眼鼻比起来，确实差了一些。既能看，又能听，又能嗅，世界扑面而来，我怎么可能装死？所以每每要造次。这是我真正丢人现眼的，比成“老流氓”丢人现眼多了。现在有一种价值观：理解干营蝇苟狗之事的，而不理解揭营蝇苟狗之事的。前者可以沆瀣一气，后者则讨厌地把人拉出来示众。但其实我也并非不是前者，甚至其实很多时候我还真未必会是一个逼迫人当圣人的人，如果一定要给我一个描述，引一个朋友的话说：你是烧了自己去照亮别人的人。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烈士，但其实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换句话说，我是拿自己去恶心别人的人。但我自己又觉得自己是在牺牲自己呢，甚至骨子里还是觉得在殉道，尽管我早反对把作家当做殉道者，但我确实还是有英雄情结，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小说中的“我”执意要推翻原来作品，重新构思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原作其实也是关于英雄的，一个游击队或还是新四军，因为打日本人被追击，藏在村民中。或者说，是村民掩护英雄，死也不交出来。“我”觉得这故事老套，缺乏反思性，且现实感不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这话在现实中频频失效。但其实“我”的构思里有个重大误区：原剧本写的是战争年代的“救亡”，现版本干的是非峻急时代的“启蒙”。有一种说法，从“新文化”到“五·四”是“启蒙”被“救亡”所取代，胡适晚年还说“五·四”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干扰，扼腕。 普罗米修斯是“启蒙者”，他盗火给人类，因此被宙斯囚禁，他成了“启蒙英雄”。受难使他有着满满的精神高度，在我受难时，就每每就想到他。但我，不只我，忽视了他是宙斯夺取王位的功臣，这个英雄是有权力资本的。他还造人，他是神。 神与人是完全不同的“差序”序列格上的。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神向人类施加恩惠。即使是柔软的海洋女神的统治，不也是一种恩赐？ 那么，我有什么资格当英雄？我活着本身被赐活，就像我刚完成的《心！》里的主人公。不仅被神赐活，还被强人赐活。被赐活的人是不能有自我意志的，一旦有，就是对恩赐者的背叛。所以我反抗时，我会想到我是受人之恩的。人家已经有恩于你了，你不能去反对人家，不能不顺从，这是不义。这困境，普罗米修斯是没有的。甚至，宙斯还会被谴责为不义，他毕竟是在普罗米修斯帮助之下取得权力的。而你小说中那个执意要编导普罗米修斯的“我”，他是特权者的儿子。所以他能够悍然把平庸的原作者否决了。当然，你不是。你仍然还可以当英雄。但被恩赐的英雄，还是英雄吗？当然你还可以奋起，戳穿规养自身与盲目崇拜英雄的系统。这也是“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让英雄回到真实的人。但在这种诉求与纠缠中，你也与蒙昧纠缠在一起了。再说，你真的觉得英雄可以是普通人吗？1983年，我大学最后一年，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但在这之前，我已经看到了《第三次浪潮》的录像带。我理解的“第三次浪潮”，仍然不是一个平凡个体发展的状态，而仍然有着“超人”崇拜。当英雄不被当作英雄，仍然会让我拿笔书写，《侏儒》里，想当英雄的主人公跳楼都无人喝彩；《欢乐英雄》里，殉死成了喜剧闹剧。可以完全不鸟。莫尔索。“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他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所谓。莫尔索是“反英雄”。但“反英雄”这个概念，不正因为“英雄”而存在吗？塑造莫尔索的加缪也许觉得这形象表达了他的哲学意图，但表达本身不就是在“启蒙”？更根本的是，人类需要“启蒙”吗？“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启蒙”是一种病，“启蒙”是一种“心灵病”。可鄙的是，这些病人都在讳病忌医，甚至装聋作哑，都在互相感动。也许这也是策略，难以想象没有激情的生活。明确说，他们用“启蒙”来保持蒙昧。普罗米修斯发明一种药术让人类不死，也就是说，让人类在神意下苟活。不要嘲笑苟活，民众有苟活的权利。不要嘲笑浅薄，所谓深刻，难道不是人类建构出来的劳什子吗？民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被告知尚有没看到的，所谓本质，所谓历史。这不是倡导理解。“理解万岁”这个八十年代流行的口号其实很“鸡贼”。嘴里喊着理解别人，心里想的是让别人也宽赦自己。八十年代精神其实有很“鸡贼”的地方。那些喊着“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真的不知道是在“倒走毛驴”吗？他们的智商不至于让他们看不清当时中国状况。但他们知道更重要的，他们必须“正能量”。哪怕批判，也必须给出希望。就像我那时的小说常被要求加上“光明的尾巴”一样。普罗米修斯执的不就是火吗？而不是黑暗。更重要的，“文艺复兴”是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肯定的。这是策略。当时他们有太多策略了。他们只能说他们所能说的，只能做他们所能做的，从中再生发点什么。我虽然在八十年代上大学，但我没有把这些学到手，我至今还在为此交学费、补课。我也因为当年不听“光明”的劝告，二十多年没能发表作品；至今发表还磕磕碰碰。而那些人，除了极个别的，顺顺当当从八十年代迈进了“新时代”，从“启蒙者”变成了成功者。他们才是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他人的指引而达到认知”。其实，他们才得“启蒙”真传。据说当年拿破仑被流放小岛，他常跟周围的人一起朗诵《堂·吉诃德》，缅怀英雄，叹息蒙昧，企盼再起。“启蒙英雄”往往是暴君。“启蒙”与表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普罗米修斯一路演下来，从古希腊，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我的大学校园，我笔下当今的校园，我这键盘上。我敲键盘的手仍然在表演，像停不下来的踢踏舞者，踏出智慧的文字。我压根儿都不该识字。 （转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