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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越界之后的文学生产及其审美反思 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物化存在，媒介是主体与对象实现符码沟通与意义交流的物质渠道，在文艺生产场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文学生产而言，媒介的介入无疑是文学活动主体能力的技术延伸，正是在媒介的技术协力中，文学作为一种物化的精神实践样态方才成为可能。然而，媒介对文学生产的介入形态及其参与程度在文学发展的不同时代存在着显著差异，其确立的与主体的关系也因媒介自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尚无真正物化介质的口传文学时期，口耳相传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依托口语这一人类自有的发音介质，实现了文学生产、接受的即时在场，正是因为口传文学创作的即时效应，使得口传文学成为最能反映主体情感与体验同时又能实现普泛传播的文学样式。文字时代的文学生产因其媒介的物化而走向固化，前印刷时期因媒介资源的稀缺使得口传时期文学传播的普泛性遭遇消解，尽管主体可以借助一定的物化材料进行文学生产，但出于技术的缺乏主体对媒介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限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是“人”趋近“物”的一种审美关系。换言之，主体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要依循媒介物的属性，因而媒介对文学生产不仅是一种载体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拘囿关系。印刷媒介的出现无疑赋予文学生产更宽广的表达空间，技术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真正切入文学生产体例中，并依循主体的需要而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文学的生产，就这一层面而言，主体与媒介的关系更多体现为“物”趋近“人”的审美关系。可以说，直到印刷媒介时期，文学生产的创作主体方才实现了对技术媒介的工具性占有，尽管机械印刷在一定程度消解了文学的“神性”与“韵味”，但主体对媒介的占用毋容置疑地推进了文学的发展。 电子、数字媒介的文学介入与其说是技术工具在文学生产场域价值的极致性发挥，不如说是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形式在文学生产中的身份确认。很难说电子、数字技术的文学介入仅仅是文学生产场域工具层面的技术创新，更多时候媒介以一种主导性的物化形态与审美意识潜在于文学生产的多元空间，从显性与隐性两个维度左右着当下的文学生产。相对印刷时代而言，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无疑显现出更为明显的技术痕迹。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如果印刷时代媒介介入文学场属于“正位”的话，那么在电子、数字时代技术媒介对文学生产的主导机制无疑有了“越界”之嫌。这种越界不只是停留于文学生产的物化层面，同时更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技术手段渗入文学本体的观念建构、叙事模式以及情感表达中，彰显出自身在文学场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技术媒介在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中发挥何等的主导意识，图像与声音在何种程度上替代语言来从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生产，文学生产的发起者仍然是“人”，文学仍然是人精神活动的产物，人的先在性决定着传媒时代的文学仍然属于“人学”行列。然而，科技的发展并未确证着人类主体在文学生产中的永恒操控权，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形式进驻文艺生产场域已成为不争的现实。当机器人“微软小冰”创作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人工智能“有岭雷太”创作的小说入围日本第三届“星期一文学奖”、机器人“初音未来”主导的虚拟演唱会成功举办时，文艺生产场域中人的主体性与合法性所面临的质疑与挑战自然不可避免。人工智能替代人类从事文艺生产是技术媒介越界篡夺文艺生产主宰权的体现，尽管由技术越界所引发的“后人类”景观尚未成型，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案例只不过是人类基于未来设想的审美尝试，但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技术媒介篡夺人类主体所带来的危机依然值得警醒与思考。 沿着技术媒介在文学发展史上的衍进脉络，不难看出技术对文学的介入遵循着一条由“隐”向“显”、由边缘向中心的趋近历程。或许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性征太过久远，我们对文学本有的“物性”色彩始终存在着一种抵制甚至拒斥情绪，尤其在物欲凌越思想愈发普泛的当下时代，保留文学的精神圣洁仿佛成为多数人最后的价值操守。然而随着技术进驻文学圣境的脚步愈发坚实，文学生产的媒介性征愈发彰显，依循已然的陈规可能无法洞悉当下文学的真实镜像，基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场域发生的一切，秉承王国维先生“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9]的忠告，或许在这个缤纷多彩的传媒时代，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描画出文学生产的现代图谱，并且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