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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主导文学生产的现代镜像及其审美演绎 如果说，自有文字以来文学生产的媒介介入是一种渐进式的“量变”，媒介规约文学生产的属性尚不触及文学之本质的话，那么依托电子、数字技术的现代传媒对文学生产的钳制则毋容置疑地属于一种“质变”的过程。经久以来，语言一直是主宰文学生产的专有符号，无论是手写样式抑或印刷模式，尽管承载语言符号的载体更迭对文学生产模式本身不可避免地形成影响，但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语言作为文学基本表征符号的现实，建基于语言符号之上的文学构思、意义传达乃至审美接受同样没有发生太大程度的改变。凭依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现代传媒以一种新的“装置范式”介入日常生活乃至文艺生产，诚如伯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装置成就了特定的装置范式，同时也成就了相应的传媒实践，它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有效便捷的新的商品消费，另一方面又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7]可以说，现代传媒介入文学生产的体例是全方位甚至颠覆性的，且不说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物化层面如此，即便文学表征甚至存在本身也在现代传媒的全力突入下趋于迎合。50多年前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因其预言的过于前瞻而招致批判，甚至被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但文学场域媒介发展的事实却愈发证实了麦氏论断的科学性与生命力。正是凭依一种技术存在，现代媒介愈发将文学生产导向一种可能的技术主导机制，从而以一种“媒介文学”的现代文学样式来呈现文学在技术时代的审美走向。 首先，技术主导的多元符号表征成为“媒介文学”话语生产的通行模式。诚如前言，前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语言主导多为常态，尽管传统文学活动中不乏有图像协力语言进行文学表意的案例，如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插图，但语言在文学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几乎从未动摇。以视觉图像替代语言来进行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无疑是传媒时代文学场域的重大事件，由此衍生的对“图像霸权”、文学命运的焦虑不绝于耳。然而不可否认，正是依托技术媒介的支撑，现代视觉图像打破了传统图像静态、单一的叙事模式，以一种连动而完整的叙事体例弥补了传统图像只能“全部摹仿局限于某一顷刻”[8]的尴尬，动感的视觉图像以在场的“看”消解了语言阅读所潜在的语义空白，而传统阅读所经历的“语言—语象—意象”转化所必须的想象、联想等思维机制也为视觉图像的直观呈现以及定格化书写所覆盖，现代影像的快节奏突入甚至形构了一种信息强暴机制，它在丰富受众视觉感知的同时也使得受众对信息的接纳趋向一种被动。不仅如此，现代传媒在强化图像表征的同时也将声音纳入自身的表意体系中。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中，情感抒发是衡量文学审美价值的重要维度，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现代传媒将传统语言叙事潜在的情感表达显性化，从现代影视量身定制的配音设计到充盈各种影视节目的音乐样式，声音的多维呈现成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特征。声音的加盟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文学叙事的情感在场，因文字表意而潜藏甚至割裂的情感诉求在现代传媒的声音输送中悄然再现，特别是音乐的穿插更是将文学生产的情感效应发挥至机制，“音乐的最大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情感概念组织成一个感情潮动的非偶然的认识，也就是使我们透彻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情感生命’，了解作为主观整体的经验。”[9]可以说，现代传媒主导的文学生产绝不再是语言叙事的一家独大，而是融合语言、图像以及声音等为一体的跨媒介叙事样式，由不同表征符号所形构的互文性叙事体例愈益成为技术主宰下的“媒介文学”意义生产的普泛形态。 其次，“媒介文学”的“超文本”链接及其话语意义的无限生长。经久以来，对文学文本的意义解读总存在着两个方向，一种方向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是有限的，通过解读读者可以穷尽文本的意义；另一个方向则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生长性的，不同时代、不同接受个体的解读所衍生的意义是无限制的。正是因为两个方向基于不同视角所形成的张力使得文学意义的阐释衍化成为阐释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然而，即便文本阐释的意义趋于无限，其意义的生长也只存在于阐释者的主观意念中，任何一个文学文本在形式上都是有限的、可穷尽的。基于现代传媒所建构的文学样式打破了传统文学形式上的局限性，链接机制的设置无限拓展了受众阅读的广度与深度，“超文本的作者以链接的设置来引导读者，而读者也通过链接来把握作者意图。链接组合的多样化促进了写作与阅读的多样化，清楚不过地展现了我们原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文本，或者说文本原来有着如此多样的丰姿。”[10]不仅如此，“超文本”链接所形构的技术设置并非仅限于语言文本，视觉图像、音频资料等都可不加设限地插入链接机制中构成一种跨文本的意义集合体，供读者选取、阅读。可以想象，通过链接建基于文学母本之上形构了无数的子本，而子本则又可以通过链接形构为无数的次子本，这一“根须式”的文本链接体系无疑将意义导向无穷，而每一个链接实质上又是衍生于母本但又自行独立的意义个体，围绕这一链接又能形成以其为中心的意义集合，任一读者都可以直接切入母本的链接直接选取子本展开阅读，“读者阅读完全是自由的，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一章结束，文本理性的、完整的意义已不存在，读者能感受到的仅仅是不同于传统体裁的阅读惊喜。”[11] 再次，“媒介文学”的集体创作机制及其对“作者权威”的消解。平心而论，作为文学文本意义的生发者，作者无疑是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无论是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创作的“四要素”还是拉曼·塞尔登所秉持的文学实践的“五要素”无一不是将作者列为首位，柏拉图的“迷狂”说、康德的“天才”论等围绕在作者周围的理论光环自然也绵延不绝，即便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为消解作者权威甚至直接宣判“作者之死”仍然难以遮蔽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实际影响力。诚然，作为文学文本的原创者，文本源初意义的设计与呈现自然离不开作者的努力，作者对文本意义的裁定权从文本生成的那一刻就始终存在的。然而，依托现代传媒所建构的文学样式尽管仍然尊崇“作者”的创作机制，但这一“作者”已然不再是传统文学创作中居于一统化的“作者”，多元化的作者参与与集体化的创作机制愈益成为“媒介文学”的主流表征。现代影视创作体制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介文学”集体化创作的体现，从编剧、制片到导演再到演员，尽管影视制作离不开脚本的意义规制，但不难想象脚本的创作者对后续的影视生产还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是编剧、制片还是导演和演员对脚本的意义解读、人物心理与情感的把握以及情节结构的推理与设计与其说是一种能动性的意义接纳，不如说是完全融合自身主体观念与审美意识的文本再创作。同样当下时兴的网络文学创作亦是如此，依托技术媒介所形成的互动机制是网络文学创作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典范特征。在传统文学创作中，作者对意义的设计与裁定有着不可挑战的权威，读者对文本的接纳尽管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意识，但对文学文本中明确的意义书写则丝毫没有挑战的可能，或者说无论什么样的读者通过怎样的阅读都无法篡改《红楼梦》黛玉早逝、宝玉出家的基本事实。读者对作者意义设计与裁定的在场参与在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成为现实，网络上的现场互动使得读者可以直接将自身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观念以及可能的走向反馈给作者，同样作者依据读者的不同反馈可以即时性调整写作思路，更改既定的意义框架，在读者的共同参与中不断调适着文本的写作计划，由此，这一依托技术媒介所形构的文学创作自然不再是作者一人的专利，集体创作成为这一“媒介文学”的常态。 最后，“媒介文学”生产体例的大众化倾向及其对文学批评体制的改写。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审美集成，包含文学在内的文章一度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一直以来成为文学立身社会的基本信条。正是因为文学承载社会职能的某种神圣色彩，使得文学一度成为社会知识精英用以引领和控制主流知识话语乃至文化资本的有效路径。凭依对社会有限文化资本的占有，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创构了仅为少数阶层所专享的审美世界，普泛大众通常是被排除在这一体制之外。机械印刷技术的普及提升了大众对文学之类文化资本的占有，但“单向度”的被动接纳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众对主流话语的参与权，即便在接受文化资本后形成某种“异议”也因自身资本的局限而无法寻求到能够表达的有效渠道。现代传媒建立的书写平台颠覆了传统社会大众参与社会话语建构的阈限，无论是网络互动还是自媒体平台，技术创建的多维窗口将大众的创作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数字网络提供的“即写即发”功能抛弃了传统社会出版印刷的技术限制，这使得大众不仅能从接受场域发挥自身的主导意识，同样从创作立场也能占有更为自主的话语权。当然，拥有自由话语平台的大众对文学的参与又是以牺牲文学自身的某些“神性”为代价的。在技术主导的传媒时代，“文以载道”的文学书写愈发让位于社会大众对日常生活的追捧，“小写的人”成为当下文学生产的热点目标，文学书写题材的世俗化愈发成为“媒介文学”的显性表征。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媒介创构的话语平台使得围绕文学活动所形成的批评互动成为常态，跟帖、评论、点赞这些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新的批评范式成为“媒介文学”批评体例的普泛形式，而技术媒介的反馈机制也推动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即时同步效应与时空在场属性。正是依托现代传媒的话语平台，底层大众开始发出与传统文学批评精英不同的声音，并且愈发影响甚至左右着当下文学批评的主流态势，进而生长为传媒时代更具影响力的批评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