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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经典作品的双重叙事运动会长期被忽略？ 上文分析的都是西方文学中的名家名篇，都有近百年甚至超过百年的阅读历史，受到中外历代批评家的关注，但文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却一直被忽略。在评论笔者挖掘情节背后“隐性进程”的阐释模式时，H·波特.阿博特(Porter Abbott)指出，笔者的方法所“揭示的意义之所以被读者错过，不是因为意义过于隐蔽，而主要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发现其实就在眼前的意义”(25)。阿博特所提到的“读者”并非一般读者，而是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学者，其中不乏造诣精深的批评家。尽管隐性进程在有的作品中相当隐蔽，并非那么一目了然，但在有的作品中，则确实比较容易发现，而历代批评家却也视而不见。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批评界长期忽略隐性进程以及它与情节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批评传统的束缚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情节发展就是西方批评家关注的唯一叙事运动；国内从古到今，叙事研究也围绕情节、人物、背景等要素展开。中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挖掘情节本身(可能包含多个层次和数个分支)的深层意义，而没有关注与情节并列前行的其它叙事运动，这是导致隐性进程被忽略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批评传统如何阻碍对隐性进程的关注。 1.一种主要冲突的束缚 在上文分析的卡夫卡的《判决》、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和《唱歌课》等作品中，情节发展都聚焦于个人(父子、夫妻、情侣、朋友、同事等)之间的冲突，而隐性进程则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展开。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就难以看到后者。在阐释《判决》时，任卫东首先承认父子冲突是情节的主要冲突，然后指出：“作品中还有卡夫卡本人没有看到的关系，而这正是文学评论者的任务。”(26)她从社会化角度切入，分析格奥尔格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但始终没有超出个人之间的冲突，最后还是回到了父子冲突。(27)有的西方批评家也意识到仅关注父子冲突的局限性。罗素·伯曼(Russell Berman)把视野拓展到文学创作、文学惯例和文化氛围，但依然看不到人物与社会的冲突，看不到人物在社会压力下的生存困境。(28)从这些专家的解读可以窥见，如果不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传统的束缚，把视野拓展到另一种叙事运动，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难以看到在隐性进程里运行的另一种冲突。 就曼斯菲尔德而言，她深受易卜生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启示》可谓英国现代版的《玩偶之家》，但与易卜生不同，她在情节层面对女主人公在与男主人公交往时表现出的性格弱点进行了反讽。如果能看到隐性进程，就能看到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父权制社会对英国中上层妇女的扭曲。她们无法外出工作，只能充当男人的玩偶，在百无聊赖中产生种种缺陷，作品反讽的矛头真正指向的是父权制社会对这些妇女的限制和压迫。其实，在《启示》中，明确出现了女主人公莫妮卡渴望自由，不再充当男人玩偶的呼声，譬如她“想喊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像风一样自由了。’不，不，她只属于生活，不属于任何人”，“男人多么不可信赖啊！用不着去扮作天鹅绒篮子里的小小猫咪，不用扮作阿拉伯人，以及大胆、欢乐的小孩和小野家伙……‘再也不用了’，她紧握小拳头大声喊道”。(29)然而，由于情节发展聚焦于莫妮卡的个人缺陷以及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的冲突，因此这些反抗男权压迫的呼声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误解(30)。J.F.科布勒(Kobler)认为莫妮卡的性格和行为使“她的丈夫无法认真对待她……或许大多数读者也无法把莫妮卡当回事。她看上去真的是那样的自私自利，根本不值得加以重视。曼斯菲尔德暗示我们，自私自利可能是‘真实’的莫妮卡的性格本质所在”。(31)这扭曲了文本的深层走向：通过两个“启示”来揭示莫妮卡对“自由的”真实自我的向往，消解了作品对父权制社会的抨击，将父权制社会对莫妮卡的禁锢和压迫完全合理化。如果我们能挖掘出隐性进程，就能洞察到这一似乎较为浅薄的作品，实际上直指历史上“玩偶”型妇女的社会生存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我们还能看到同样的文字同时为表达两种性质不同的冲突服务，产生较强的矛盾张力，创造出卓越的审美价值。(32) 2.一种人物形象的束缚 在具有双重叙事运动的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沿着不同的主题轨道前行，往往会塑造出同一人物的两种不同形象。尽管中外批评界一直在关注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但尚未考虑到在同一作品中，可能会出现一明一暗、并列运行的两条表意轨道，刻画出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前所析，在《巴克妈妈的一生》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是曼氏“最为著名的人物故事”(33)之一，我们不妨看看《钱伯斯文学人物辞典》中，“巴克妈妈”的辞条： 巴克妈妈是贫穷艰难的生活、疾病和死亡的可怜的化身(pathetic personification)。这位衣衫褴褛的女佣与其他人的肮脏进行斗争。她“可怜没人照顾的人”，且她的一生都在为别人服务。当她心爱的小外孙因肺病夭折时，她感到非常绝望。小外孙是“她生活中的一切”，她需要哭泣，然而，在社会规约的束缚下，这个自尊的人无处可去，这让她感到悲痛欲绝。(34) 单从情节发展来看，这样的人物描述是比较全面和到位的，也注意到了巴克妈妈的坚强和自尊，但这些特点被她苦难的一生所弱化，被“可怜的化身”这一总体概括所遮覆。其实，在探讨巴克妈妈的形象时，不少批评家注意到了她的坚忍和自尊，但相关评论却散落在对情节发展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物的孤独悲苦所遮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性格特征会在另一个叙事运动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不到人物的另一种形象，更看不到其与社会性别转换的关联。情节中人物形象的单一导致了这样的诟病：“《巴克妈妈的一生》可能过于悲惨了……或许曼斯菲尔德让她的主人公承载了过多的生命中的死亡”(35)，“曼斯菲尔德的《巴克妈妈的一生》是一部不加掩饰的催泪作品……实际上，作品的情感贿赂是如此明显，对怜悯的攻击是如此大胆，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令人尴尬的败笔”(36)。然而，倘若能看到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我们就能持续看到在文人先生女性弱点的反衬下，巴克妈妈身上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质。情节发展里凄苦绝望、催人泪下的形象和隐性进程里男人般坚忍自尊、可敬可佩的顶梁柱形象都沿着一个主题方向被强化，可谓均有失偏颇。但两者在相互制约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在明暗相映的互补中塑造出了一个富有特色的丰满形象。 其实，在前文分析的八种互补性质和两种颠覆性质的双重叙事运动中，除了互补大类中的第八种，其余九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一种叙事运动中，人物刻画沿着一个主题轨道进行，人物形象片面单一，而在两种甚或三种叙事运动的交互作用中，人物形象变得均衡丰满，且富有张力。只有看到不同叙事运动中的不同人物形象，洞察到它们相互对照、相互映衬、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关系，才能较为平衡全面地理解人物，才能真正欣赏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高超和创新。 (二)对作者定见的束缚 西方批评界倾向于对作者的立场形成较为固定的看法，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文如其人”的说法，立足于一种固定的作者形象，这也影响了对隐性进程的挖掘。凯特·肖邦是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批评界眼里的进步作家。其笔下有些作品在种族立场上确实较为开明。在《一件精美瓷器》(A Dresdent Lady in Dixie)中，肖邦正面描述了一位对农场主一家忠心不渝的黑人大爷。他正直、诚实、善良，白人女主人甚至将他的优秀品质与耶稣门徒圣彼得相提并论。这位黑人大爷的善良无私与《黛西蕾的婴孩》中阿尔芒的残忍无情形成截然对照。肖邦的《超越牛轭湖》(Beyond the Bayou)也正面描绘了一位黑人大妈与农场主的小儿子亲如母子的深厚情感，以及这位黑人大妈如何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毅力把负伤的孩子安全送到了家。(37)这些作品都容易加深肖邦是进步作家的印象。带着这样的印象，很容易被《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中反种族主义的表面情节所迷惑，误以为这就是作品的根本立场。 我们对于经典作家往往持有一种定见：作者的立场不仅是进步的，也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定见不但会妨碍我们发现种族主义的叙事暗流，而且也会在作品含有违背道德的隐性进程时，遮挡我们的视线。在阐释坡的《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时，不少批评家没有料到作者会暗暗借作品泄私愤，因此忽略了作品中对谋杀表示赞赏的隐性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创作同一主题类型的不同作品时，可能会持大相径庭的立场。坡笔下《泄密的心》就从表到里都对谋杀表示了谴责——隐性进程通过双重戏剧反讽，加强了这种正确的道德立场。 就曼斯菲尔德而言，批评界普遍认为她在创作中不关注社会问题，而是善于抓住一种情感、一个短暂的瞬间来塑造人物和营造氛围。在阐释《启示》和《唱歌课》等作品时，对作者的这种定见会阻挡视野，让我们难以看到抨击父权制社会的隐性进程，且也让我们难以发现《巴克妈妈的一生》之隐性进程里的社会性别转换：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弱点放到男性人物身上，同时将男性优点放到女性人物身上。这颠覆了父权制框架中女性要对应女性的社会行为特征，而男性则要对应男性的社会行为特征的二元对立，从当今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意义。 还有一种定见涉及作者的写作风格。我们往往仅关注作品的一种描写风格，然而，隐性进程有可能会采用与情节发展相异的描写风格。在上文分析的克莱恩的《一个战争片段》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少批评家一看到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一看到“一个战争片段”这一貌似写实的标题，就倾向于从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角度进行阐释，因而容易忽略在写实的外貌后面，对主人公和其他军人进行漫画式反讽的隐性叙事进程。 总之，若要发现隐蔽的叙事进程，我们必须打破对作者的定见，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作者在创作一个作品时所持的特定立场，以及可能采用的双重描写风格。 (三)作者书信、访谈的束缚 中外批评界一致认为卡夫卡的《判决》为其后的《变形记》《诉讼》等杰作“开了先河”，成为其“缩影”(38)，但却一直未看到《判决》与这些作品的本质相通：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与卡夫卡本人的介绍不无关联。卡夫卡在书信和日记中谈到《判决》时，均仅提及父子冲突，而未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我们不妨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一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批评传统一直仅看情节发展，因此卡夫卡也仅对此加以关注；二是卡夫卡有意隐瞒更深层次的创作意图，不提及情节背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由于批评界受了卡夫卡的“蒙蔽”，仅看父子冲突，因此《判决》成了一个“极其令人困惑的故事”，“布满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卡夫卡自己“试图加以解说，但他的评论只是让作品更加神秘难解”。(39)这种“神秘难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运动，而批评家仅关注两者之一，这样文中就频频出现看上去偏离情节、不合逻辑或有违常理的成分。而只要能看到隐性进程，文中的一切都会变得顺理成章，也不难解决激烈的批评争议。(40)诚然，我们可以指责卡夫卡误导读者，令其陷入困惑；但与此同时，是否也应反思我们对作者言论的过于轻信。 (四)作者的障眼法 有的作品中隐性进程被忽略，与作者有意采用的障眼法有关。曼斯菲尔德的《唱歌课》就采用了多种障眼法：(1)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冷酷无情、肤浅天真的老处女，读者往往集中关注这一戏剧性形象本身的弱点。(2)聚焦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没有点明社会性别歧视这一深层原因。(3)选择了一个女子学校作为故事的背景，女主人公面对的是女性人物间接实施的社会性别歧视。(4)女主人公从绝望转为欢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隐性进程对父权制社会的反讽和抨击。(41)《唱歌课》是在1920年发表的，尽管受到19世纪末兴起的新女性运动的影响，20世纪初的英国还是相当因循守旧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承受着经济压力的曼斯菲尔德若想靠写作挣钱，就无法公开抨击男权压迫，而只能通过隐性进程来暗暗加以表达。略早于曼氏的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境遇也证明了这一点。肖邦在一些后期作品中公开表达出较强的女性主义意识，结果为出版商所拒，评论界也对她创作的新型女性人物横加指责。肖邦也是以写作为生的，为了挣钱，她被迫变得“不那么公开和直接，变得较为间接，较为含蓄”。(42) 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肖邦则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等作品中通过情节发展来制造反奴隶制的假象，只是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表达种族主义的立场。而想借《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泄私愤的坡，为了让读者接受作品，也采用了多种障眼法，这也是不少读者忽略作品真实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技巧的微妙 作者往往通过微妙的遣词造句来构建隐性进程。我们不妨看看曼斯菲尔德《心理》中的一段文字： 有一种他们相互交流的另一种方式，他想用这种新的方式轻轻说：“你也感觉到这点了吗？你能明白吗？”然而，令他恐怖的是，他听见自己说：“我得走了。6点钟我要见布兰德。”是什么魔鬼让他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她跳了起来——简直是从椅子上蹦了出来，他听到她喊：“那你得赶快走。他总是准时到。你干嘛不早说？”“你伤害我了；你伤害我了！我们失败了。”她给他递帽子和拐杖时她的秘密自我在心里说，而表面上她却在开心地微笑着。(43)(省略号是原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情节发展里，两人相互激情暗恋，男主人公一进女主人公的家门，就不想再离开。此时，男方想用新的方式跟女方交流情感，却未料到自己会提出告辞，这令他感到恐怖，也伤害了女方。与此相对照，在隐性进程里，女方单相思，男方并未动情。他已约好跟朋友傍晚6点会面，顺路进来稍坐一会，暗恋他的女方希望他来了能够久留，此时幻想着他想用新的方式跟自己交流情感，却未料到男方会突然提出告辞，这令她感到恐怖，大受伤害。就隐性进程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用自由间接的方式表达的女方的想法“是什么魔鬼让他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女方不可能透视男方的内心，这句话实际上告诉读者是女方想要男方“那样说”，前文描述的男方的心理活动其实是女方投射到男方身上的一厢情愿。也就是说，通过“而不那样说(instead of the other)”这寥寥数字，曼斯菲尔德就在隐性进程里巧妙地改变了男方心理活动的性质，而这种精巧的手法在阅读过程中极易被忽略。(44) (六)反讽的特殊性 隐性进程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性，而此处的反讽非同一般。我们知道，通常的反讽有三种类型：“词语反讽”(如天气很差时说“天气真好！”)、“情景反讽”(如结果出乎意料)，以及“戏剧反讽”(观众/读者清楚，而人物则被蒙在鼓里)。笔者曾区分了另一种反讽，即“语境决定的反讽”，其特点是：文字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无反讽性，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会产生反讽。(45)这些均为局部出现的反讽，而“隐性进程”的反讽则是从头到尾的一股反讽性潜流。在作品的局部，我们看不到反讽，只是在与相关文本成分的前后呼应中，反讽性才会显现。在坡的《泄密的心》的结尾处，谋杀者对着前来搜查的警察大喝：“恶棍，别再装了！”保罗·威瑟林顿(Paul Witherington)认为谋杀者喊出来的“恶棍！”不仅是对警察虚伪的谴责，而且也是对读者不健康阅读心理的痛斥。(46)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则会集中关注：谋杀者从头到尾都是唯一佯装之人，也一直在为此自鸣得意，他在结尾处的怒喝无意中构成一种自我谴责，产生很强的戏剧反讽。读者和作者站在一起，居高临下地对谋杀者进行嘲讽。 在曼斯菲尔德的《苍蝇》中，结尾聚焦于上了年纪的主人公(老板)的健忘，健忘本身没有反讽性，但与隐性进程的相关成分相联时，就会带上很强的反讽意味：在作品中部，主人公面对中过风的朋友的健忘时，优越感曾达到顶点，格外洋洋自得。而在作品的结尾，他自己则出现了跟朋友同样的健忘，陷入相似的困境和窘迫之中，这是对主人公虚荣自傲的强烈反讽。 在克莱恩的《一个战争片段》中，开篇处描写中尉用剑为各班平均切分出一份咖啡，这本身没多少反讽意味，但后文中有：“在路旁，一队军人正在煮咖啡，嗡嗡交谈着，就像女孩子的寄宿学校一般。”根据传统社会的分工，分咖啡、煮咖啡是典型的女性行为。作品不仅以主人公细分咖啡为开篇，且重复提及军人的这种“女性”行为，并明确将军人比喻为女孩。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两性观，男人心胸开阔，女人心胸狭窄；男人英勇无畏，女人懦弱胆怯；男人积极主动，女人消极被动；男人冷静沉着，女人容易激动；男人钢筋铁骨，女人柔和脆弱。在《一个战争片段》的隐性进程里，从头到尾暗暗出现了传统框架中的“性别置换”，中尉和其战友被漫画式地加以女性化，以此讽刺传统英雄主义观，达到反战的目的。在这种“女性化”的总体策略中，中尉用剑分咖啡也成了反讽的手段之一。(47) 通常我们仅关注局部出现的反讽，因此容易忽略隐性进程特有的在上下文的呼应中产生的反讽。 从古到今，从中国到西方，虚构叙事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展开。无论属于何种领域、采取何种方法，学者们在解读文本时，往往仅关注文字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意义。然而，在存在双重甚或多重叙事运动的作品中，同样的文字会沿着不同的表意轨道运行，同时表达出不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文字的意义在叙事运动中产生，并受到叙事运动的制约。我们不妨将这种意义称为“叙事运动中的意义”。我们只有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才能看到共生共存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在对照冲突中的相互制衡、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表意的矛盾张力和复杂丰富。 在存在双重叙事动力的作品中，倘若看不到隐性进程，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也无论分析多么深入细致，都难免会片面理解甚或完全误解作品的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一旦发现了隐性进程，很多貌似琐碎离题、无关紧要的文本成分可能会变得至关重要，获得很强的主题相关性，产生微妙高超的审美价值。在以往的阐释中，受到关注主题统一性的阐释传统的影响，批评家倾向于把这些文本成分往情节发展上生拉硬扯，导致种种牵强附会的解读和激烈的批评争议；而如果能看到双重叙事运动，画面就会变得清晰，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总之，如果能发现双重叙事动力，我们就能开拓文学阐释的新天地，就能看到作品更加复杂深刻和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 长期以来，各种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都是以情节发展为基础建构的。在发掘出叙事的双重动力之后，就为这些理论方法的修正、拓展和重构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建构一系列用于涵盖双重叙事运动的模式：包括双重主题阐释模式、双重叙事交流模式、双重伦理模式、双重叙述视角模式、双重情节结构模式、双重文体分析模式、双重认知研究模式等等。(48)此外，双重叙事动力对翻译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情节发展来看令人满意的翻译，从隐性进程的角度观察则可能不尽人意，这也可增加一个新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层面。(49)也就是说，当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把视野从情节发展拓展到双重叙事动力之后，不仅对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可以达到更加全面和更为准确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在多个方面开辟理论研究和方法建构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