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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当代化”、“当代形态”、“当代创新”等成为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热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关键领域和方向，与此相呼应，本年度另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一些学者的文字中，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归来的强烈期待。这类论文的数量较多——在我们收集的论文中，有11篇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0%。这一比例不低，如果与前几年类似文章很少以至于无的情况相比，其意义就更耐人寻味。但与数量相比，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论文质量普遍较高。11篇论文中，7篇质量较高，有的可谓优秀之作，如陈越的《让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什么是批判？》[19]、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技巧》[20]、孙士聪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现实品格》[21]。 略加归纳，会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分两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进行学理性研究，以将其理论化、学科化。这方面的论文有4篇，如胡亚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统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并以之作为建构其中国形态的基础。但比较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类，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特质（精神、方法、目的、理念、技巧、文风）的归纳，呼唤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新时代的归来。比如，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技巧》。仅从题目看，会以为其核心内容是探讨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方法与技巧的，可仔细研读，会发现作者的重点，毋宁说是在呼唤这一方法、技巧在新时代重现并有所作为。同样，丁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与文学批评读札》[22]也在期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尤其是其批判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回归。这两位学者原本学术立场迥异，研究方法也判然有别，可他们在本年度却不约而同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鼓与呼，颇有意味。 在我们看来，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呼声陡然升高的原因有三。首先，这是党和国家理论顶层设计在文艺领域的回音，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扬批评精神的落实。由是观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有机组成。 其次，这也是对当前文艺批评精神不振、实践乏力的不满与反拨。我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5月毛泽东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文艺领域而言，可以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举行为标志）。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建立，并逐步在文艺领域确立领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盛转衰。第二阶段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末，即学界通常所说的“新时期”。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主导退向边缘，新的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批评群体逐步发展起来并掌握批评主导权。具体说，就是专业批评、学院批评、形式批评取代官方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而成为批评主流。在这一阶段末期，消费主义文化渗入专业批评、学院批评，并逐渐瓦解其专业性、权威性。第三阶段自90年代末至2014年10月15日习总书记举行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时期，学院批评、专业批评看起来形式多样、方法多元，但由于为消费主义所侵蚀，批评精神尽失，公信力很低。第四阶段自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是理论话语、批评范式和文风等全面调整，文艺批评重新凝魂聚魄的时期。可以看到，呼唤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归来的文章主要是针对第三阶段批评的无能而发声的。比如董学文就追问：“应该说，我们的批评范式和方法比以前格外的多样了；我们获得的批评自由可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艺批评队伍在急剧地扩张，许多从前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研究的人也挤进了批评的行列。但是，为什么我们文艺批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却在日益萎缩呢？”他还说：“文艺批评倘若随着市场、人情、面子或利益而漂浮，说穿了那是把个人得失摆在了首位，是将审美理想和追求真理当成了儿戏。”[23]丁帆也认为“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文风缺少的就是那种一针见血的批评文风”，他由此感叹：“一个被温情主义所包围的文学批评王国，且又缺乏批判功能的主体性，你能指望它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文学批评来吗？”[24] 最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遭遇困境后的必然反应。一般而言，一种理论创生后，经过一定的发展，就会体系化、学科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如此。自新中国建立起，就面临体系化、学科化的任务，并经历了不同阶段：50年代，主要从苏联译介、引进理论话语体系；60年代，以蔡仪编著的《文学概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为代表，开始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70年代，在高校教材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专有名称得以确立；自八九十年代至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美学、文化理论，学科建设进入新阶段。在现代学科建制下，体系化、学科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般而言，体系化、学科化能促进理论研究，使理论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但毋庸置疑，过度体系化、学科化也会扼制理论活力，甚至使理论与实践渐行渐远，各说各话，理论的适用性、指导性都大打折扣。客观地说，这是近些年来困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因此，本年度相关论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吁请，是对学科化方向的有意识的反拨。比如，孙士聪就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面临现实性淡隐乃至遗忘等问题，文学批评时效性不足、有效性弱化、功能性降低等当代症候不一而足”。他还进一步批评说：“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退缩为‘学术化’的不干涉，批评的实践性退缩为理论的实践性，批评话语沦为晦涩难解的密室低语。”[25] 通过上述引文，不难看出作者对过度学科化的不满。确实，诚如陈越所言：“‘马克思主义批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的粗略谈论，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致的学术话语；无论是第二国际或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批评，还是任何一种自称带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记，使之区别于同时代建立的文学及‘文论’学科。这个标记就是：他们拒不接受文学作为知识对象的独立性。我们不能把这仅仅当作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告诫的，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门‘学科’是‘有点危险’的。”他还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把文学理解为社会‘精神生产’的产品和‘意识形态的形式’，这意味着把文学放回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中，放回到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中，放回到历史的阶级斗争中，放回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量中，以一种彻底地基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观，抵制形式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文学观及批评观。”[26] 诚如斯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就是在追求人类解放的艰难实践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商品、资本、价值、劳动的现实分析中，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吗？具体到文学理论，他们不就是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念、树立了自己的批评文风，构建了自己的理论空间吗？一句话，他们正是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为我们敞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门。难道我们今天要通过过度的体系化再封死这扇大门吗？！行文至此，开始时的喜悦竟大打折扣，毕竟，这么多文章，还仅仅是在呼吁批评，呼吁实践，呼吁“向现实去寻求思想”，而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批评文章则少之又少。我们期望下一年度能看到一些真正的批评文章，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能够在批评实践中激活理论。 “外马”与“中马” “外马”与“中马”是我们自行概括的另一组关键词，它们指涉这样两种意味的现象：一是能够从中国现实出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整体研究，而且一些文章带着明确的反思意识；二是一些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传播状况进行观察。 本年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译介、传播的论文有4篇。[27]这组文章从史料考证出发，或聚焦个案，或考察流派，从整体上梳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状况。在《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中，我们曾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越来越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现实性；研究对象的选择越来越随意，缺乏问题意识的引导。”[28]而从上述研究成果看，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整体性特点，且有意识地在中国视野内对之进行检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一年度的问题。彭成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以卢卡奇为考察中心》、傅其林的《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朱国华的《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就是很好的例子。彭成广以卢卡奇为中心进行考察，勾勒出中国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偶尔涉及走向普遍关注、从一般性译介评述走向专题研究的整体状况。傅其林则探讨了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旅行”中呈现出的三种形象，即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资料编撰者的形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形象、作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复兴者的形象；文章认为，里夫希茨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整理和对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建设，但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存在文献整理不够、研究片面、对其文艺观念缺乏辩证分析等问题。朱国华的观点比较犀利，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国之旅，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他指出，对于一些中国学人而言，法兰克福学派被刻板化地指向一套过时的文化理论，变成了一种与现实隔绝的知识体系，因而遮蔽了该学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较为广阔的视野；其后果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西方取来的“真经”却未能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长期缺乏问题意识，不关注现实，不愿对中国问题发声。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困境呢？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我们知道，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成果，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与研究。本年度，研究国外左翼学者理解与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文有3篇。[29]通过文末说明可知，这组文章是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西方的关键节点、人物、事件进行研究，并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通过“镜像他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以陌生化的眼光反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同时也反观中国当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状况。 《矛盾论》是毛泽东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不论是布莱希特还是德里克，都被其浓厚的思辨特征所吸引。马欣指出，布莱希特借助“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的思想，从剧情分析到表现方式，提出了其美学观点。[30]吴娱玉则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为线索，探究被西方话语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怎样的面向。德里克从《矛盾论》中生发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反历史目的论、反霸权等理论范畴。他在全球化、现代性视野下对《矛盾论》进行重新解读，并结合现实语境，将其发展成一种文化抵抗策略。布莱希特和德里克都是汲取毛泽东《矛盾论》中的思想精华而建构了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西方左翼思潮关注中国问题是20世纪后半期的重要现象。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较为全面地叙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50年代之后传入西方的流变过程，以及80年代之后又如何以西方“毛泽东美学”为知识图景重新进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文论话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萨特的‘介入’思想、阿尔都塞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克的后革命以及近年来激进左翼思潮的大规模引入等等”。但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学者并没有留意到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没有留意到它们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话关系。鉴于此，曾军一再强调相关研究务必应联系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克服西方“毛泽东美学”往往片面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侧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的复杂性存在严重忽视、误读和曲解的问题，进而揭开西方“毛泽东美学”对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遮蔽之处。 从中国现实出发，以明确的反思意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和传播状况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似乎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随着中国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国内学界不仅在努力吸收、消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果，也开始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状况。这是一种可喜的改变，一个良好的开端。 结语 实际上，“形态”、“当代化”、“批评”、“外马”与“中马”这4个/组关键词，是同一理论命题的不同面向，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性所在及其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有所作为的问题。“形态”问题的提出，是为了应对80年代以来全球转型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带来的空前挑战。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也是对这一现实与理论变动的应急反应。现在看，正是这种应急状态导致这一理论引进相对匆促和被动，缺乏“拿来主义”精神，因而未能充分使其发挥作用。从本年度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已逐渐走出这种应急状态和心态，开始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一理论思潮。“当代化”则是“形态”问题在当下的演进，是对迟迟未能完成自身理论建设的“形态”问题的不满与倒逼。“批评”问题之所以在本年度以一种峻急的方式凸显，更是上述问题的直观现身。换言之，正是因为“形态”问题的长期悬置，使一些学者意识到了批评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或许批评实践是解决“形态”问题和“当代化”问题的一个有效突破口或起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倡导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主张把文艺现象还原到它所从出的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和理解，同时又通过对文艺作品的细致把握，透视它所呈现或遮蔽的社会构造和阶层关系，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内，美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其有机构成，对美学发言同时也是与社会对话。因而如何重构这种对话关系，如何找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与尊严，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当务之急。 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2018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组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系列笔谈。为了保证笔谈“有的放矢”，我们建议在4个方面开展工作。历史方面，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曲折发展历程放回到历史境况中重新审视，既要总结经验，更不惮于直面教训，以期打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的发展潜能。现实方面，切实探讨如何在当前现实条件下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与批判能量，或分析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因素，或讨论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或结合当下文艺批评实践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用武之地，等等。横向比较，在多元化的世界视野中，比如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的对话中，更好地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面向未来，努力展望学术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值得关注、开拓的话题与面向。 在学界共同努力下，本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展现出了一些可喜的苗头与动向。下一年度，我们愿与学界同道一起，继续呵护、培育这些希望，同时努力去发现、召唤更多的动向与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