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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草原文学散发出如春草般生生不息的活力，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未来。 进入新时代，草原文学将有怎样的文学选择和作为，能否从高原走向高峰？这是文学运行过程的众多参与者，如文艺政策制定者、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等共同思考的问题。回望草原文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新时代草原文学的选择和路径可以表述为“保留民族性，同时超越民族性”。 草原文学“民族性”与“多样性”共生共荣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草原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积累了诸多经验。从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以及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老一辈作家起，草原文学一经发端就已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及经典作品。草原文学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具有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的核心表义维度就是“民族性”。 草原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艺术力量，尤其体现在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1966）。当时，草原文学享誉国内文坛，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创作领域，都出现了民族特色鲜明的文本。纳·赛音朝克图用楼梯体表达喜悦心情时，大量使用了具有蒙古族文化特征的意象，以“宽长的哈达”等寄寓了本民族的历史性喜悦；巴·布林贝赫的作品《心与乳》，用蒙古族的生活习俗表达了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他们的写作，拓宽了政治抒情诗的符号系统和诗艺方式，创新了当时文坛的艺术风格。 在同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写作中，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朋斯克等小说家为人所熟知。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浓郁民族风格，对宽广草原的书写、对农牧民的书写、对阶级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的革命历程的书写，与其厚重从容、开阔悠远的艺术气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将这一时期内蒙古文学的高峰经验凝练为“民族性”是恰当的，这一艺术经验应该在今天的写作中，得到赓续与创新性的发展。 草原文学的“民族性”虽然指向蒙古族特色，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蒙古族的民族特质，而是一个指向多样性、具有总体性、富有包容力的概念。具体来说，是指生活在北纬40度的蒙古草原上，包括蒙古、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在内的多民族作家，面对草原从中获得的启悟，并在文本创作中以自身民族的独特认知方式来表现草原所具有的“民族性”。因而在总体上，民族性必然是由多样性构成的，这种“民族性”也意味着“多样性”的共生共荣，它们会引发各种文化间的借鉴、影响、激发和升华，从而造就内蕴丰厚的草原文学，也使得草原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承认草原文学多元共存的“民族性”，意味着更加尊重、更加强调文学创作应该追求并具有自身民族的个性和特色。文学艺术的历史筛选极为严苛，只有具有个性和特色者，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经典化过程的淘洗。这也是草原文学发展的良好基础：多民族共生的宽广草原孕育了多民族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经由作家们的妙手，开出了明艳动人的文学之花，草原文学才会成为百花齐放的花的原野，并以其浓郁深厚的民族性建构了个性独具、特色鲜明的文学世界。 “一带一路”语境下超越民族性的文学选择 “一带一路”是草原文学在新时代所处的世界语境。铸牢民族性与超越民族性，两者并育不悖。民族性与超越民族性的双重文学选择，将会让新时代的草原文学以更深厚坚硬的质地，唤起世界各族人民的共鸣。 “一带一路”的基本愿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草原文学来说，“一带一路”强调或者说再次强调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人类性的精神——各美其美，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草原文学精彩讲述内蒙古故事和中国故事，以自身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文学，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加强与域外民族文学的交流、理解和相互激发，是草原文学的一种必然，也是新时代草原文学坚实步履的朝向与终点。 超越民族性不意味着放弃民族性，而是以草原文化的开放、进取与包容所孕育的文化自信，在民族性这一基本的维度之外，增添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内容或思考，并将这两种维度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种有机统一，让新时期的草原文学焕发出新的活力。一些草原文学作者引领草原文学在国内外产生更大影响力，与其写作之中总有普遍性和人类性内容有莫大关联。譬如，阿古拉泰、白涛、蒙根高勒等都在持续书写蒙古民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变迁，以诗歌的方式对蒙古民族历史兴衰的追索与思考、对草原的记忆与瞻望，也可视为是对人与历史问题具体而微的思考，沧海桑田之变与对其中恒久内容的深掘，必然会在各民族读者中引发共鸣。再如，鲍尔吉·原野、艾平、杨瑛等都长于在散文中用更恒长的视野看待人与草原、与草原上万物的关系，并在其中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之具体呈现为人与草原的关系，其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小说作者如萨娜和海勒根那等，密切关注时代剧烈变动下的草原，在多重文明与文化的场域中对自身身份的觉醒和寻找。他们在小说中关注的是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关系，同样是其作品引起草原内外众多读者关注的原因。 正像草原一直是开阔、包容的，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草原文学时，从来不该忘却的是，草原文学一直处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和场域中，这应当是所有草原文学创作者的基本认知。草原文学创作者应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格局和对话中，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学，从而对世界文学有新的贡献，甚至带来格局之变，这是草原文学建设者的历史性任务。当多民族作家共同书写的草原故事同样也是世界故事时，草原文学的高峰必将如约而至。 草原文学的时代担当 在新时代，草原文学更应该有时代担当，强化现实表现和批判力度。追溯深厚悠久的草原文化传统、再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草原风情，是当前草原文学的常见内容，甚至也成为作家文学实践的常规动作，类似创作文本的出现，会因为符号化的趋向而影响、限制受众对草原文学的期待视野，最终往往会制约草原文学的发展。 事实上，作为时代的组成部分，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一直都在时代中选择、适应、搏击与变化。这个时代的“怕与爱”在草原生活中和草原地区同样存在，而且因为文明和文化的不同，相同的问题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成为新时代草原的呈现方式。处在时代洪流之中的草原文学理应回应时代的要求，并对时代行进中的复杂性与困难度保持敏感。回望历史或追溯传统，并将其作为叙事和叙述的中心，对往昔世界的眷恋、回望和叹惋，不应该成为草原文学写作的常见路向或唯一追求，历史的现实思考或让历史和现实交织互换，才可能让草原文学更为生动与深厚。另外，一味地回避问题，仅仅只是对草原蓝天白云进行景观化的书写，则轻视了草原和它一直都在变化的生存状态，也不应该成为草原文学写作的基本取向。题材的选择、写作视角的选取，反映着作家的文化意识，同样也是作家价值观的映现。介入日新月异草原变动的现实，为草原文学赋予更多的时代性，是今天的草原文学应为之事，也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这是一个壮丽的、一切变动都在被折叠与加速的复杂时代，它呼唤着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时代的发展变化给草原和草原文化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草原上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各族人民有什么改变？变化之中的不变与恒常又是什么？对于这些时代之问，新时代的作家已经具备足够长的时间视镜，来反观上世纪以来草原所经历的现实问题。同时，随着新技术对草原、对人类的巨大影响，新的问题会层出不穷，作家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与伤悲、呈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与往昔的草原英雄并无二致。如此丰富的现实问题及其中蕴含的现实经验，是草原文学应该回应、书写与思考的，这是草原文学应有的时代担当。 所谓草原文学的时代担当，另一重含义在于：面对波澜壮阔的生活与必然出现的问题，作家们应该有直面现实、剖析现实的思想力和精彩讲述的表现力。与时代共振，才能赋予草原文学如春草般生生不息的活力。这种时代担当，将会让草原文学呈现更为开阔的艺术景观。 草原文学的时代担当，不仅仅指向主题意蕴方面，也包括草原文学应该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提供更多的写作经验和艺术实践。无论是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还是在新世纪，时代的常见表现手法在草原各民族作家那里，总是有别样的呈现方式，也曾在不同的文学体裁维度上给文坛带来了新风。比如，蒙古语写作的诗歌，曾经经由宝音贺西格、海日寒等诗人的努力，实现了现代性意义上的新变；乌热尔图曾用梦境、对话和意识流的方式表现民族的历史和心理，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在更高层面上回归了民族性。在新时代，如何让草原文化和草原生活有更多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可能，并经由文学技术的革新，拓展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以新的、更加多向、积极的内涵，仍然是新时代草原文学作家们努力的方向。 原文载于：《中国民族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