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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荣]新时代草原文学:民族性与对民族性的超越

http://www.newdu.com 2019-03-26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10-16 崔荣 参加讨论

    
    新时代的草原文学散发出如春草般生生不息的活力,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未来。
    进入新时代,草原文学将有怎样的文学选择和作为,能否从高原走向高峰?这是文学运行过程的众多参与者,如文艺政策制定者、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等共同思考的问题。回望草原文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新时代草原文学的选择和路径可以表述为“保留民族性,同时超越民族性”。
    草原文学“民族性”与“多样性”共生共荣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草原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积累了诸多经验。从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以及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老一辈作家起,草原文学一经发端就已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及经典作品。草原文学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具有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的核心表义维度就是“民族性”。
    草原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艺术力量,尤其体现在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1966)。当时,草原文学享誉国内文坛,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创作领域,都出现了民族特色鲜明的文本。纳·赛音朝克图用楼梯体表达喜悦心情时,大量使用了具有蒙古族文化特征的意象,以“宽长的哈达”等寄寓了本民族的历史性喜悦;巴·布林贝赫的作品《心与乳》,用蒙古族的生活习俗表达了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他们的写作,拓宽了政治抒情诗的符号系统和诗艺方式,创新了当时文坛的艺术风格。
    在同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写作中,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朋斯克等小说家为人所熟知。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浓郁民族风格,对宽广草原的书写、对农牧民的书写、对阶级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的革命历程的书写,与其厚重从容、开阔悠远的艺术气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将这一时期内蒙古文学的高峰经验凝练为“民族性”是恰当的,这一艺术经验应该在今天的写作中,得到赓续与创新性的发展。
    草原文学的“民族性”虽然指向蒙古族特色,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蒙古族的民族特质,而是一个指向多样性、具有总体性、富有包容力的概念。具体来说,是指生活在北纬40度的蒙古草原上,包括蒙古、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在内的多民族作家,面对草原从中获得的启悟,并在文本创作中以自身民族的独特认知方式来表现草原所具有的“民族性”。因而在总体上,民族性必然是由多样性构成的,这种“民族性”也意味着“多样性”的共生共荣,它们会引发各种文化间的借鉴、影响、激发和升华,从而造就内蕴丰厚的草原文学,也使得草原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承认草原文学多元共存的“民族性”,意味着更加尊重、更加强调文学创作应该追求并具有自身民族的个性和特色。文学艺术的历史筛选极为严苛,只有具有个性和特色者,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经典化过程的淘洗。这也是草原文学发展的良好基础:多民族共生的宽广草原孕育了多民族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经由作家们的妙手,开出了明艳动人的文学之花,草原文学才会成为百花齐放的花的原野,并以其浓郁深厚的民族性建构了个性独具、特色鲜明的文学世界。
    “一带一路”语境下超越民族性的文学选择
    “一带一路”是草原文学在新时代所处的世界语境。铸牢民族性与超越民族性,两者并育不悖。民族性与超越民族性的双重文学选择,将会让新时代的草原文学以更深厚坚硬的质地,唤起世界各族人民的共鸣。
    “一带一路”的基本愿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草原文学来说,“一带一路”强调或者说再次强调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人类性的精神——各美其美,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草原文学精彩讲述内蒙古故事和中国故事,以自身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文学,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加强与域外民族文学的交流、理解和相互激发,是草原文学的一种必然,也是新时代草原文学坚实步履的朝向与终点。
    超越民族性不意味着放弃民族性,而是以草原文化的开放、进取与包容所孕育的文化自信,在民族性这一基本的维度之外,增添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内容或思考,并将这两种维度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种有机统一,让新时期的草原文学焕发出新的活力。一些草原文学作者引领草原文学在国内外产生更大影响力,与其写作之中总有普遍性和人类性内容有莫大关联。譬如,阿古拉泰、白涛、蒙根高勒等都在持续书写蒙古民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变迁,以诗歌的方式对蒙古民族历史兴衰的追索与思考、对草原的记忆与瞻望,也可视为是对人与历史问题具体而微的思考,沧海桑田之变与对其中恒久内容的深掘,必然会在各民族读者中引发共鸣。再如,鲍尔吉·原野、艾平、杨瑛等都长于在散文中用更恒长的视野看待人与草原、与草原上万物的关系,并在其中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之具体呈现为人与草原的关系,其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小说作者如萨娜和海勒根那等,密切关注时代剧烈变动下的草原,在多重文明与文化的场域中对自身身份的觉醒和寻找。他们在小说中关注的是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关系,同样是其作品引起草原内外众多读者关注的原因。
    正像草原一直是开阔、包容的,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草原文学时,从来不该忘却的是,草原文学一直处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和场域中,这应当是所有草原文学创作者的基本认知。草原文学创作者应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格局和对话中,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学,从而对世界文学有新的贡献,甚至带来格局之变,这是草原文学建设者的历史性任务。当多民族作家共同书写的草原故事同样也是世界故事时,草原文学的高峰必将如约而至。
    草原文学的时代担当
    在新时代,草原文学更应该有时代担当,强化现实表现和批判力度。追溯深厚悠久的草原文化传统、再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草原风情,是当前草原文学的常见内容,甚至也成为作家文学实践的常规动作,类似创作文本的出现,会因为符号化的趋向而影响、限制受众对草原文学的期待视野,最终往往会制约草原文学的发展。
    事实上,作为时代的组成部分,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一直都在时代中选择、适应、搏击与变化。这个时代的“怕与爱”在草原生活中和草原地区同样存在,而且因为文明和文化的不同,相同的问题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成为新时代草原的呈现方式。处在时代洪流之中的草原文学理应回应时代的要求,并对时代行进中的复杂性与困难度保持敏感。回望历史或追溯传统,并将其作为叙事和叙述的中心,对往昔世界的眷恋、回望和叹惋,不应该成为草原文学写作的常见路向或唯一追求,历史的现实思考或让历史和现实交织互换,才可能让草原文学更为生动与深厚。另外,一味地回避问题,仅仅只是对草原蓝天白云进行景观化的书写,则轻视了草原和它一直都在变化的生存状态,也不应该成为草原文学写作的基本取向。题材的选择、写作视角的选取,反映着作家的文化意识,同样也是作家价值观的映现。介入日新月异草原变动的现实,为草原文学赋予更多的时代性,是今天的草原文学应为之事,也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这是一个壮丽的、一切变动都在被折叠与加速的复杂时代,它呼唤着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时代的发展变化给草原和草原文化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草原上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各族人民有什么改变?变化之中的不变与恒常又是什么?对于这些时代之问,新时代的作家已经具备足够长的时间视镜,来反观上世纪以来草原所经历的现实问题。同时,随着新技术对草原、对人类的巨大影响,新的问题会层出不穷,作家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与伤悲、呈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与往昔的草原英雄并无二致。如此丰富的现实问题及其中蕴含的现实经验,是草原文学应该回应、书写与思考的,这是草原文学应有的时代担当。
    所谓草原文学的时代担当,另一重含义在于:面对波澜壮阔的生活与必然出现的问题,作家们应该有直面现实、剖析现实的思想力和精彩讲述的表现力。与时代共振,才能赋予草原文学如春草般生生不息的活力。这种时代担当,将会让草原文学呈现更为开阔的艺术景观。
    草原文学的时代担当,不仅仅指向主题意蕴方面,也包括草原文学应该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提供更多的写作经验和艺术实践。无论是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还是在新世纪,时代的常见表现手法在草原各民族作家那里,总是有别样的呈现方式,也曾在不同的文学体裁维度上给文坛带来了新风。比如,蒙古语写作的诗歌,曾经经由宝音贺西格、海日寒等诗人的努力,实现了现代性意义上的新变;乌热尔图曾用梦境、对话和意识流的方式表现民族的历史和心理,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在更高层面上回归了民族性。在新时代,如何让草原文化和草原生活有更多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可能,并经由文学技术的革新,拓展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以新的、更加多向、积极的内涵,仍然是新时代草原文学作家们努力的方向。
    原文载于:《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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