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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与《小说选刊》的缘分始于中学时期。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文学爱好者。那个同学将一本《小说选刊》带到了学校。我在课堂上偷偷看完了一篇小说。我记得那本《小说选刊》是1986年第6期。隔了三十多年还能记得如此清楚，因为我看的那篇小说是《红高粱》。学校离邮局很近，卖杂志的柜台前总是挤满了人。现在再也见不到那样的场景了，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也很难想象一大群人抢购杂志的场面。在八十年代中期的鲁西北县城，就是这样。我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小说选刊》又卖完了。买其他杂志都需要拿过来翻看一番再决定买不买，买《小说选刊》的人从来不翻看，出手稍微一慢就会被另一个付过钱的人抢走。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个站在柜台里卖杂志的人。我第二年开始订阅《小说选刊》，然后，看到了王朔的《橡皮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同龄作家是通过阅读《小说选刊》走上了创作之路。在真正读懂名著之前，《小说选刊》是很好的小说启蒙。《小说选刊》曾经选载过的小说，有许多注定会成为将来的名著。 《小说选刊》第一次转载我的小说是2012年第1期。我早就说过，我爱好写作和发表作品算是比较早，写作之路却非常坎坷。直到2011年夏天，我才得以静下心来真正写作。《小说选刊》转载的我那个短篇小说是《十三楼一五零九》，是我重新开始写作的第一篇小说。付秀莹老师通知了原发的《当代小说》编辑部。《小说选刊》的老师们对这篇小说比较重视，发的那个栏目是《发现》。付秀莹老师还专门写了评论《时代的隐痛及其艺术呈现》，发在当期的《小说选刊》上。我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写作者肯定渴望被《小说选刊》转载，我却不敢有这份奢望。《小说选刊》在我心中虽然不是高不可攀，却也是高高在上。我觉得即使被转载也需要等作品积累上几年再说，《小说选刊》扩大了《十三楼一五零九》的影响，它又被选入了两个选本。这次转载带给我的不只是激动，更给了我写作的信心。 2015年第9期《小说选刊》转载了我的中篇小说《三朵》。责编是李昌鹏老师。我在写作中总是在寻求变化，自认这种变化于我非常有意义，从而导致写得很慢。确切地说，《三朵》是我结束自我设定的写作训练之后的第一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将小说背景设置在鲁西北。尽管许多前辈作家早已通过对故乡的书写为后来的写作者树立了榜样，我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尝试过。第一次尝试，还特意将小说视角推向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说写出来，正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三朵》被选入《小说选刊》特设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专栏里。李昌鹏老师在责编稿签里对《三朵》进行了准确剖析，让我暗自将他当成了知己。《三朵》在当期的目录中是头题，显得挺醒目。随后，《三朵》又被选入《小说选刊》编的《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1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三朵》还被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2015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肯定也是因为主编老师在《小说选刊》上看到了。2016年山东作协在威海召开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王干老师在评点作品时又重点提到了《三朵》。他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上。 中篇小说《死者》被转载时，我正在写另一篇小说。赵文广老师发来短信，说2016年第12期《小说选刊》转载。得到消息，我的写作突然停了下来。我自认是定力挺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在写作中分心。被转载的消息却让我陷入了兴奋中。《死者》讲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男人考上大学之后抛妻弃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到处都有，老套得不能再老。“陈世美”们长年累月被故乡的人们骂来骂去，是最标准的道德谴责对象。我没想过要把这样的题材写成小说。写的话也会跌入约定俗成的窠臼。一天深夜，我忽然想到小说是道德悬置的艺术，由此再想到我老家走出去的一个个“陈世美”，发现他们竟然也是挺苦的人。我们几乎都置身于痛骂“陈世美”的人群中，从来没人关注“陈世美”是怎么想的。于是，《死者》从一个陈世美式的人物自述开始。换了切入角度，并不能掩盖这是个俗套故事。所以，《死者》被转载让我很有些意外。这篇小说随后又被另一家选刊转载，还入选《小说选刊》编的《2016中国年度中篇小说》。《死者》被《小说选刊》两次认可对我最直接的帮助是，确定了结构和语言并不是小说的辅助和构成元素，而是小说本身。 说到我与《小说选刊》，2018年成了更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小说选刊》分别在第4期和第12期转载了我的中篇小说《摊牌》和《蹼足》。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小说，《小说选刊》都包容了。 《摊牌》发在《啄木鸟》。《啄木鸟》因为是公安部的杂志，对小说题材自然有所要求。题材要求似乎是某种限制，其实任何一部小说都是在作家自我限制中完成的。这个小说带着一丝类型化小说的印痕，被另一家选刊转载时列入了“案情小说”。短篇小说是作家戴着镣铐跳舞，我写《摊牌》时也有这种感觉。我早就说过，小说是透明的，作家的所有努力和纠结都会清晰地体现在文本中。《小说选刊》用转载的方式鼓励着我的尝试。《摊牌》只是一个普通的同学之间敲诈勒索的故事，我在叙述方式上做了一些变化。李昌鹏老师在责编稿签中说：“小说书写了人物内在世界的澎湃。”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被他一针见血地说了出来。《摊牌》被选入《201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还被列入“首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的候选作品名单，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名单时，有点不敢相信。2019年初，《摊牌》获了奖，简直是惊喜。 《蹼足》在《小说选刊》是2018年12期头题，还配发了我的创作谈《童年的目光》。责编是安静老师。我写《蹼足》时稍微放得开了一些，小说出现了与我原来的小说很不同的一种面目。因为写作进入得过于顺畅，我还有过高速驾车般的失控感。《蹼足》之于我的意义是进行了另一种尝试，我想看一看在写作技术与人物形影的有效达到之间到底有多大距离。《蹼足》发在《花城》2018年第5期，这是我第一次盼望被《小说选刊》转载的一个小说，同时又知道是不可能的。一是2018年已经转载过《摊牌》，再就是《小说选刊》在11期已经转载了跟我同一期的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明明知道不可能，心里却也期盼。《蹼足》被另一家选刊转载了，没有《小说选刊》的消息。所以，当我收到安静老师发来的《蹼足》被转载的信息时，欢喜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小说选刊》在西安颁奖，我有幸见到了原来只在杂志上见过名字的《小说选刊》编辑部的老师们。我在现场切身感受到了他们的亲和、认真和敬业。 写到这里，你肯定发现文中出现最多的是“激动”“意外”“惊喜”“欢喜”之类的俗词。我想过避开这些词汇，却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更准确地表达我得到被《小说选刊》转载消息时的心情。我曾看过于一爽的《希望以后多选我》和朱山坡的《究竟上多少回<小说选刊>才算够》，我觉得他们真实地道出了许多作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心声。自从我2011年写作以来，《小说选刊》已经转载过我的一个短篇和四个中篇，是发表我作品最多的一家刊物。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以新人面目出现的自由撰稿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小说选刊》记录着我所做的写作尝试，给予了我一再前行的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