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只谈“文学”最近，一篇表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边缘化”的文章进入人们视线。文中提到了现如今的一种现象：
我们对世界文学似乎了解很多，无论严肃或通俗，无论经典还是流行，均有所涉猎。而外界亦或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学似乎知之甚少。文章终究是夸大其词，还是直指现实，答案见仁见智，我们不予探究。但无论哪一种，都在提醒我们——关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由何而来？什么是文学？文学影响着什么？什么又影响着它？
今天，我们从学术话语的角度聊聊与中国文学有关的一些事儿。
01
“文学”源出何处？
根据现存的文献，“文学”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在这里，“文学”为孔门四科之一，与“德行”“言语”“政事”并称，且排在最后。后世对“文学”的解读与注疏有很多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类观点。一是指对上古经典的熟知与传承，出于南朝《论语义疏》：“四科者，德行也，言语也，政事也，文学也”这里的“文学”是指上古时期经典文献（古文、先王典文）的博通与擅长，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经学”与“儒学”。二是指“文章博学”，出于北宋《论证注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将“文学”拆为“文章”“博学”，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与学术性著作。
在我国，“文学”源出孔门四科，多与儒家相关，或指儒士，或指儒学，或指独尊儒术之后的学校、学科，或者延伸为文才、才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学术有一定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相比之下，古代“文学”指称范围更广，用例更为丰富，同时又比较抽象和宏观，并没有具体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样几种文体样式。
02
中国文学研究谁？
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难以严格界定。对此，梁启超评论清代文学时说：“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直到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德……皆名其家，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也。以言夫曲……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在梁启超眼中，文学包括诗、词、曲、小说等文学样式。王国维评论中国历代文学时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从宏观视野看中国文学，发现每一代各有代表性文学样式。在他看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均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梁、王二位皆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影响深远，后来的文学研究范围多从其说，又有所拓展。《现代汉语词典》将“文学”解释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
但总体来说，中国文学研究对象主要概括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样式，以及相关的理论。
03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
1：文学革命时期：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
进入20世纪，废除科举，推翻帝制，举办新式大学，西学日渐盛行，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的矛盾尖锐起来。从20世纪中期起，知识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双方进行了殊死较量，被称为“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主将，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人为代表。他们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倡导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以欧美新文化替代传统旧文化。文学革命的宗旨，胡适概括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断言：“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做国语的文学，就要反对和破除传统的旧文学，摒弃以文言文为基础的贵族化、士大夫化的文学，提倡普通民众日常使用、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他的理论很快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新思想与白话文创作推广的重要阵地；文学研究会、新月社、语丝社等文学社团纷纷成立，团结同道，创办文学刊物，以白话文创作新文学；胡适、鲁迅等人与旧派学者如林纾、辜鸿铭、章士钊等展开激烈而生动的论战；陈独秀、李大钊还致力于在传播来自苏维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新思想和经典著作；1920年，教育部要求小学生的国语课从当年秋季起用白话代替古文，并废除文言教科书，白话文被称为“国语”。
文学革命的结果，是革新派大获全胜，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其结果导致过时的文言文和旧的陈腐文学的迅速衰落。白话文开始广泛运用于写作和教学。随着书面语言和口语的逐渐合一，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了。除此而外，诗、散文、短篇故事、小说和戏剧等都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文学因此而变得与生活和社会现实更为接近，同时也受到更广泛的欢迎。
2：延安文艺座谈会：“革命话语”是最通行的话语方式
新文化运动在引进欧美民主科学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 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思想原则与行动纲领，对此后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经过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同时一直体现和强化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革命话语”是最通行的话语方式，并形成有理论指导、有创作支撑的话语体系。例如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红色文学的繁荣景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
3：改革开放：西方话语大量涌入，各种话语多元并存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话语的多元，出现了多种新的文学思潮。
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打破了知识界的诸多禁锢，随着中央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评价，一部分作家和学者对革命文学和红色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从观念和方法上突破了“革命话语”的边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话语、新思潮、新流派不断涌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在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出现了主张文艺远离政治，回归“人学”与“审美”的声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再是文学必须面对的准则，文学回归艺术的呼声日渐高涨。
同时，西方的文艺思潮、文学理论和学术研究方法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为中国文学界所津津乐道。从文艺思潮的形式来看，有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英雄主义、审美主义等类型。此外，改革开放后，当代文艺思潮的各种活动均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意识形态功能和特征替代了“国家化”的功能和特征。” 除了各种“主义”，受到中国学界欢迎和推崇的还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来自理工科的理论与方法。西方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两年”，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轮番出现，热闹非凡，当然，并没有哪一种理论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话语爆发性传入，阶段性话语集中，但整体上处于不断更替的状态。一言以蔽之，权威话语不再一枝独秀，西方话语大量涌入，各种话语多元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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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
沈壮海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来源：以上内容摘编自《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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