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华静，1988年出生的年轻编剧，因为独立编剧或合作编剧《狗十三》《烈日灼心》《不二情书》《假装情侣》等电影的影响力，她在圈子里有些知名。 “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动。我朋友说我简直是长在沙发上的。”没有剧本或者项目讨论会需要出去的话，她一周都不会走出自己房间。这样的生活状态，从她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0年。 “地球在转动，花儿在生长，光影在移动，人在走来走去，车在跑来跑去。我待在其中，是静止的。” 让焦华静用电影语言描述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她很快给了上面的答案。 “也许不是完全静止的，但一定动得特别特别慢，对比外部世界的快速，基本可以忽略。”她笑着说，声音细弱，在咖啡厅嘈杂的环境里，需要很用力地去听，才能听清。 如果不失眠，她的早晨一般从下午开始，“我通常会在下午两点钟醒来。然后我会躺着看些新闻资讯，除了体育和娱乐以外的。我在自己的世界比较多，需要通过这些资讯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部分不算我喜欢做的事，所以会用到我醒来后比较清醒的时间。不看体育新闻因为看不懂，不看娱乐，是因为太无趣。” 写作则是在零时之后了，有时她会写到早晨6时。当多数人的早晨开始时，她的夜晚才来临。 柔弱的身体，尖锐的作品 2018年冬天，焦华静独立编剧的电影《狗十三》全国公映。上映几天就得到豆瓣很高的评分，甚至被称为“中国最好的青春片”。 “太真实、太熟悉、太多似曾相识。”电影引发了观众许多的成长共鸣，有些观众甚至觉得看见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狗十三》的公映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笔者问她。“我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已经拍完挺长时间了。这之前，也陆陆续续放映过，不少人，尤其圈内的早就看过了。” 的确，《狗十三》拍摄完成于2013年，到公映时已经过去了5年。2014年2月，《狗十三》参加柏林电影节，成为水晶熊奖青少年电影最佳影片，并入围多个电影节奖项。 影片公映期间，因为宣传的需要，她被安排了一些媒体采访，参加了几场主创与观众的见面会，也因此被重复地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狗十三》的创作过程，她的成长经历等等。“我很怕这些场合，会觉得难受，有一次见面会，进行到一半我就悄悄溜走了。好在他们（电影宣传方）了解我，给我安排的活动已经很少。” “《狗十三》口碑那么好，找你写剧本的会不会多一点？” “其实还好，年轻电影编剧可能一直比较稀缺，所以总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找过来，但之前基本是无差别的，需要一个编剧，就找一个编剧这种。《狗十三》之后，大概因为类型的关系，专门找来的项目多一些吧。但我一般会有自己的选择方向，因此，实质上并没带来多大影响。” 她的表达让倾听者觉得她已然经历过许多沧桑，洞悉了生活本来的面貌，因而少了欲望和激情，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已经进入“退休老人”状态。可对面的她，俨然一副少女的样子，不像她的作品表现得那么特立独行、那么尖锐，作品风格与写作者外形，就这样形成对立与统一。她敏感，像小鹿；又那么安静和柔软，也像小鹿。 “我身体特别不好。小时候扁桃体发炎，常常晚上睡着睡着就因为发烧被送到医院，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手上就插着输液管。那时候正值过度医疗盛行的时期，一发烧父母就送你去医院输液，打抗生素，不断叠加的结果，就是普通的抗生素不管用，退不了烧，就用更强力的药剂，”焦华静在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淡淡的，就像与自己关联不大，“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吃冰激凌，不让喝饮料，天气一冷也不让出门，很容易就病，就发烧。我在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一年级的每一个冬天都不能去上学，只能待在家里。” 不上学的时候，她就拿着堂姐的课本在家自学，倒也从没有耽误功课，成绩还一直名列前茅。她在一个大家庭里出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姑姑，一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父母对她的管和爱都是粗线条的，像不少中国孩子的父母，照顾好孩子让他们衣食无忧、读书升学就已尽职尽责。至于孩子的内心感受，他们常常难以关注到，甚至故意忽视掉。 她说自己小时候，很恐惧和陌生人打交道，在人多的地方会不自在。因为身体的缘故，学上得断断续续，学校的环境对她就一直是陌生的，和其他小朋友交流困难，只能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她说起上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朋友，没有交流，整天自己待着，甚至上厕所都不敢向老师要手纸，有一次她在厕所蹲了一下午，直到妈妈来接她。被遗忘、被忽视，在她幼时的记忆里似乎是家常便饭。 到成年后，她才意识到她的表现也许是青少年时期的社交恐惧症，她猜测那可能来自同样少言寡语、与人交流困难的爷爷的遗传。可在那时，没有人可以探讨这些，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情绪，更不要说疏导了。她的疑问困惑就只能留给自己，留给长大后的自己去解答。她说，我是个从小就不怎么提问的孩子。 身体孱弱，让她的行动也各种受限，强大的孤独感无时无处不在。于她而言，童年是漫长而煎熬的。“如果有可能，有时光机器的话，我愿意去未来的任何时刻，我觉得未来也许更好，但绝不会回到过去，我的童年太可怕了。” 写作是最大的人生乐趣 “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妈妈说我写作是因为她的胎教好。”她笑出细白齐整的牙齿。 妈妈是一名记者，怀孕时伏案写稿是日常，所以会说女儿喜欢写东西是来自她的胎教。“妈妈说我5岁的时候，有一天出门看雪，就说要写首诗，至于写没写，或者写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她又笑了。 小学作文多是写人写物，她记得有次老师让描述身边的一个静物，她的作文写了一件加菲猫的雕塑，被老师大赞特赞，还被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念。她并不觉得写得多好，不过是把自己所见的东西转化成了文字。对她来说，写作文一直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初中她开始写小说，老师布置的课后随笔练习她常写到十多页，“那时候的东西肯定幼稚得不得了，现在没法看。但语文老师很喜欢我，她会一直鼓励我。” 初一的时候，妈妈把她的一篇散文投稿到报社，她得到了45元的稿费。 “忘了怎么花掉的。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当然，挣稿费并不是她写作的动力，因为找奶奶要零花钱显然更容易些。她只是喜欢写，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她说，即便今后不再做编剧了，也不会放弃写作，因为这是她最大的人生乐趣。 高中就读的是西安一所偏理科的省重点中学，人才济济，她觉得自己在那些随便就能拿全国奥数奖的学霸中像个傻子。虽然作文写得不错，在高一就拿到了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也不能让她找到些许成就感。“虽然我知道自己以后不会去学理科的，可学不懂化学、物理还是难受，每次公布成绩，你都晾在后面，很丢人。直到高二分了文理科，念上了文科班，日子才好过些了。” 问她如何释放那种青春期的情绪。“谈恋爱呀。”她的回答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也会写东西，写小说，看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 在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之前，她已经看过了不计其数的电影。那时候她们有一个小圈子，大家会分享自己写的小说诗歌什么的，再有就是交换各种电影的碟片，“那时候零花钱比较多，又没有什么事，就会买电影碟来看，互相交换，然后发现大家都特文艺，看得都是各种经典片儿，有的甚至专门看那种晦涩难懂的大师作品。”她说，那时候看片子会很投入，像《雾中风景》会看得哇哇大哭，“像有病似的。后来再没有机会像高中时候那样一门心思去看片了。” 因为喜欢看电影而想学电影，2006年，她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复刻情感的肿瘤做成标本 《狗十三》是她的本科毕业作品，是一个作业。对于一个本科生，作业会被拍出来的机会无限趋近于零，很多同学都会应付了事。而她却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地写了，用这个剧本分享了她成长中印象最深的故事。 “这个剧本的根基很个人化。出发点是我自己养过的一条狗，后来丢了，之后又发生很多事。丢一条狗对一个小孩来讲是件如同天塌下来的事情，但对成人而言，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一直以为长大以后就把这件事忘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过不去。” 一条狗无征兆地来，无征兆地丢，无征兆地又出现一条长得不一样的狗，大人们让她接受它，并认可这就是那条丢掉的狗，不承认就是不懂事，就是让大家下不来台。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问一句她的想法、她的感受。 非常激烈和复杂的情绪集聚，和事情本身缠绕在一起生吞了下去，最终停在身体某处。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事儿过去了，孩子因为这件事长大了，连她自己也这样认为。 其实直到上了大学，许多东西在平静下来的反刍中并没有得到消解。不只是丢狗，还有童年、青春，她的大家庭里重男轻女的传统、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同父异母的弟弟，诸多相互对立情境下的爱与情感，在错位中被织成一张让人无法挣脱的大网。 许多东西奔涌而来，她只用了十几天就写出了5万字的剧本。“几乎复制了所有青春期感受。其实青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轰轰烈烈，反而平淡无奇，我想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大家。”她没有想更多，只是想把当时强烈的感受复刻下来，做成标本。因为她觉得“很多肿瘤会被作为医学标本留下来供人学习，情感的肿瘤也是一样。” 2010年，曹保平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答辩上看到了这个剧本，受到了触动，决定把它拍出来，他说一般本科毕业的作品很难直接拍，不那么成熟，而“这个是那一届毕业生剧本中最好的。剧中的女孩不是一个性格特别极端的人，她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孩子，是你生活中天天都能碰到的那种普通的孩子。表面上很平淡，但是她蕴含的力量很强大。” 更希望得到自己的认可 她说她写自我表达的东西和商业类型片如同出自两个人，后者对她会吃力些，她拼命在其中学习技术，又试图在很技术的东西里表达感性。 “除了为生存，我觉得写类型化的商业片是锻炼编剧基本功特别好的方式，你只需要想清楚，如果这个项目生来是个商业片、是个类型片，如果项目定了是用商业片的方式赚钱，你作为编剧一定要服从这个属性，不能让你的个人大于项目。” 她说话时，有时会望一望窗外，冬日天短，下午渐暗下去的光很薄地斜照着她，在她清秀的眉目上留下少许棱角。 前一段，有一份国内编剧健康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的编剧承受着精神重压，百分之七十的编剧熬夜创作、透支赶工。 做枪手，接不靠谱的活儿，签形同虚设的合同，谈好的酬劳总会被一拖再拖，一个项目被甲方要求重复修改……焦华静走着和许多中国式编剧大致相同的成长路径。近两年才觉得稳定平顺了些。 她说自己喜欢北京，北京是她目前觉得最舒服的城市。尽管在这里，生活成本相当之高。 “从小身体就不好，我容易感到疲惫，很容易累。我几乎没法连着两天写作。写作是高耗能的活儿。虽然目前大约算是我身体最健壮的时候，我的产量也不会很高。写电视剧剧本那种需要铁人状态的活儿，我实在干不了。而且我做不到对自己放低要求，我不允许自己糊弄、应付。” “我的时间不够用，永远像暑假过完了，作业没写完的小学生一样在赶稿。我也幻想，如果这个剧本写完了，我就要怎样，可似乎永远难以走到彼岸。我的理想状态是一年做一个项目，可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个个项目接踵而至。我不能因为去年的这个项目还在改，就把新的放在一边，因为你去年要吃饭，今年还是要吃饭。有时候计划好去旅行，有时你用信用卡刷了一堆东西，可是稿费总是来得很慢，很慢……” 抑郁症、躁郁症、封闭空间恐惧症、幻听、失明，她周围做编剧的朋友各种精神疾患高发。“我觉得编剧是在一种物理隔离中，你困在一个稿子里不停地写，等稿子交了，你又得写下一个，还是困在一个房间里不停地写。要和人聊聊，第一没有时间，稿子都写不完；第二去找谁聊，工作性质接触多的就是工作伙伴，可是他们和你状态一样，也很忙。强烈的孤独感让你渴望倾诉，可抑郁的病症又会让你特别依赖一个人待着，真的就像是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循环中……” 虽然自己并不算是抑郁症的患者，虽然不知道什么才是解决的途径，她还是努力发声，希望这个群体的心理状况引起关注。 问她，会给自己设立目标吗？远期的或是近期的。 “我现在想做动画片，动画片和我以前写的电影非常不一样，有点像水上芭蕾，我觉得很有意思，正在尝试。” “长远的规划呢，会不会追求有权威的认可，比如一些重量级的奖项？” “有分量、实至名归的奖项当然是好的，可我更希望得到自己的认可。我有时看大师的作品，会忍不住赞叹‘这么好’，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是个很难讨好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东西离‘这么好’还远，它们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 临了，在地铁上看窗外的一幅幅广告在快速移动中变成一个动画短片，想起她描述的画面：“地球在转动，花儿在生长，光影在移动，人在走来走去，车在跑来跑去。我待在其中，是静止的。” 静止的，像大河弯弯处的水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