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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兰西华裔院士，著名学者兼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程抱一——弗朗索瓦·程(Francois Cheng)，是当今法国华裔法语文学界旗帜性人物，他的出现，是近代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碰撞、汇融的产儿，是20世纪下半叶华裔法语文学的奇葩，堪称中法文化关系史上的“奇迹”。本文尝试从跨文化研究互识与对话的视角，结合程抱一先生半个多世纪艺术与生命探索的漫长历程和辉煌实绩，力图考析这位飘零、苦思的求索者、创造者，如何始终恪守开放、变通的中华母体文化体系，又广揽四方文化，择优收纳法国文化精髓，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和汇通，不断充盈自己的学术生命和文学生命，灵根自植，从而在精神探求和艺术创作中实现了这两种文化优秀部分的完美结合，谱写出中法文化关系史页堪称“奇观”的新篇章。 关 键 词：中法文化 对话汇通 艺术突破 生命提升 文学奇葩 风自四方来，我愿沐浴其中，尤其是来自法兰西的文化之风。 命运安排我，从生命的某个阶段开始，成为驾驭汉语和法语两门语言的艄公。这是否完全是命运之使然呢?难道其中不也包含一点我自身的意志吗?总之，我曾试着迎接挑战，以我的方式驾驭起这两门语言，直至从中收获奇特的硕果。 —— Cheng,Le Dialogue: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20世纪是人类集体剧变的20世纪，是东西方作家自我放逐、迁徙，漂泊、求索，“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时代，是中法文化、文学日趋亲密交流、碰撞、互动的新世纪：当法兰西一代东游求索的诗人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8)、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和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1899-1989)先后亲临华土，竟相采撷中国题材，为法国文坛带来新的想象、新的诗情、新的风景和新的气象时，西渐法国本土的中国作家，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陈季同(Tcheng-ki-tong，1851-1907)到盛成(Cheng Tcheng，1899-1996)、戴望舒(1905-1950)，从程抱一( Cheng，1929-)、周勤丽(Chow Ching Lie，1936-)、到亚丁、高行健、戴思杰(Dai Sijie，1954-)，乃至更年轻的山飒(Shan Sa，1972-)，却在西方文化圈内，提取中外文化精髓，塑造新的文学形象、创建新的文学——华人文学(华裔法语文学)，他们以自己的文化实践和创作实绩，直接参与法国文学和世界华人文学的建构，构成了法国文苑的一个独特景观，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拓开了一片新天地。在20世纪法国华人法语文学世界里，“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宇宙文章”的“学者型”的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华裔法兰西院士弗朗索瓦·程(程抱一)，无疑是这一领域里旗帜性的人物，其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包容、汇通的心智才具和独树一帜的艺术创造，成全了他作为近世中法文学文化交流中最佳媒介、使者和旗手，他对异质文化的“洞观”与容受，对中华母体文化的发掘和利用，及由此而促成的东西(中法)文化文学深层次的对话与融合、提升与创新，堪称20世纪中法文化和文学关系史上一大“奇观”，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赞叹、研究与思考。 一、漂泊、求索、对话、沟通：程抱一驾驭汉语和法语的奇遇 程抱一——弗朗索瓦·程(Francois Cheng，1929-)，本名程纪贤，笔名程抱一，弗朗索瓦·程是他上世纪70年代用法语写作、思考，皈依法国的名字，祖籍中国江西南昌市，1929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性酷爱自然和艺术。少年时代历经战乱的磨难，在抗日烽火中穿越大半个中国，十五岁那年(1945年)，他毕业于重庆一所中学，在那里，结识“七月诗派”诗人，“发现了文学的魅力”，使之立志日后要成为诗人，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和当代著名作家作品以及英、德、法、俄著名作家作品，1947年到南京大学学习英语。1948年获得了赴国外留学两年的奖学金。法兰西文学艺术的无尽诱惑，使他选择了法国，1949年旅居巴黎，由此开启了这位中国19岁文学少年漂泊、求索、创造的生命旅程。程抱一作为20世纪中法文学文化交汇创新的旗手，起步于50—60年代以母语(汉语)为伴，专攻习得语(法语)，坚守10年“苦修”、积累期，成名于70—80年代用法语写作、思考的创发期，至20世纪90年代以降，迈向创造和生命的巅峰。 程抱一寄居巴黎的头十年(1950-1960)，是其无根飘泊，“失语”、焦虑的十年，是他“朝圣”、“苦修”、积累的十年。在初涉异乡的头十年中，他饱尝了难以言说的无根飘零之苦：除却任何一个流浪者最初所感受到的“被遗弃的痛苦、物质的匮乏以及心灵的孤单”①，更有“无语”、“失语”的精神折磨与煎熬。他后来告诉人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跨出国门之后，他“确实很沮丧”：“我不知道中国会把大门如此紧密地关上。自从我17岁开始埋头于诗歌艺术以来，我就不可能致力于一种个人的创作。既不能用法语，因为我对它的掌握还差强人意；也不能用汉语，因为我已没有可能重新投入到中国的现实之中”，事实上他成了“一个‘失语’的人”②。这种境况，对一个不远万里前来“寻梦”(文学梦)的探求者、流浪者来说，其无根漂泊的痛楚，不难想见，而这对一个视诗歌为语言的尖端表现，视语言为“神圣”、为“人类荣耀”的真正的创造者来说，其精神痛苦更是切肤深重的。面对这“无语”生存的境地，飘零的花朵，何以能落地生根，灵根自植呢?重中之重，当是语言的突围：跨越东西方语言的壁垒，寻求母语(汉语)和获得语(法语)的对话与沟通，熟练地驾驭寓居国语言文化。寄居巴黎的整个50年代，乃至6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程抱一所做的一切，就是攻克这语言的堡垒，寻求汉-法这两门语言的对话与沟通，奋力从“失语”、“无语”的生存绝境中突围。他像一个真正的“西方的朝圣者”③，虔诚地叩拜每一座知识的殿堂：他进法文协会(Alliance )专攻法语，心无旁骛，直至取得合格的文凭；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选修所有和文学有关的课程；去圣·热纳维埃夫(sainte-Geneviève)图书馆苦读，从柏拉图、柏罗丁、帕斯卡、席勒、克尔凯郭尔、伯格森……到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圣·奥古斯丁、圣·泰雷兹、圣·让·德拉克鲁瓦……广泛而系统地吸取西方文学和文化。经过寒窗十年的“苦修”，他终于慢慢掌握了法语这门新的语言，才得以在法兰西这块宽容的土地上逐步立下根来。这个无根漂泊的“异乡客”便开始融入一个全新的异质文化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世界重新开始一样：“从此，自然而然地，我便挚爱上了收养我的语言法语。经历着一种语言的奇遇”④——程抱一后来这么深情地告诉我们。程抱一漂泊求索，落地生根的道路，充分表明：惟其拥有丰厚的中法文化知识的积累，这才能使他日后成为游弋于东西两岸的“艄公”(passeur)，“把法国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法国来，把两国的文化精品运过来，运过去。”⑤，充当中法文化交流最佳使者；惟其成为熟谙法汉两门语言的艄公，才能使他开创出一个跨文化互动对话的学术场地和艺术创作的新天地，进行中西(中法)文学文化深层次的对接与融合、提升与创新，使之得以沐浴四方文化，灵根自植，在精神探求和文学艺术创造实现法中“这两种文化最优秀部分的完美结合”⑥，适逢其会地成为20世纪中法文学文化汇通创新的旗手。 1960-1970年，是程抱一尝试用习得语(法语)思考写作的创发初期。1960年，他得汉学前驱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等的赏识和提携，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校担任哲学家加斯东·贝尔杰(gaston Berger)教授的助手，同时用母语写作、翻译法国现代诗作，在台湾和香港报刊发表，后结集《和亚丁谈法国诗》、《和亚丁谈里尔克》在台湾出版。1963-1968年，他进巴黎中国语言中心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李嘉乐(Alexis Rygaloff)从事语言学研究，在后者指导下，出色完成硕士论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和克丽斯特娃(Julia Kristeva)所发现，此后又得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赞许，因而逐步进入法国知识界名流，并由此被引入与巴黎文化精英对话：他与拉康(Jacque Lacan)、德勒兹(Gilles Deleuze)、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米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格里马斯(Julien Greimas)等法国文化精英的对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其中与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康长达四年之久的对话，堪为中法文学关系史上的盛举。1979年5月在巴黎结识来访的我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徐迟，在后者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发表法国著名诗人如波德莱尔、兰波、阿波利奈尔、夏尔、米修等译作和系列论文，后来又结集《法国七人诗选》在大陆出版，成为海峡两岸从事外国(法国)文学和中法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必读论著。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中国文艺作品的译介，一如勤勉的“艄公”，将中国优秀的文化精品源源不断地载运到法国：他翻译过现代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译介过中国古诗，特别是唐诗宋词，这些古典文学精髓；介绍过中国绘画、书法等对西方人最具魔力的传统艺术，在法国和西方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0-1980年，系程抱一驾驭法语从事创作，著书立说，一举成名的时期。从70年代起，他先在巴黎七大，后在著名的东方语言学院执教，同时开始用法语写作和思考。1970年，他在巴黎出版第一部诗学著作《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⑦，这也是西方用结构主义解析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部法文著作，它一问世便引起了巴黎学界的注意。自此以后，他便以皈依法语的名字弗朗索瓦·程著述，于1977年和1979年发表《中国诗语言研究》和《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⑧这两部标志性著作，它们的问世使作者得以直接跻身法国主流文化，成为汇通中西的知识精英，在欧美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标示着其学术生涯和艺术探索已步入黄金时期。从80年代起，他致力于中国古代画家和绘画艺术研究，在巴黎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诗画和书法的专题论著，如《想象的空间：千年中国画选》(L'espace du rêve，mille ans de peinture chinoise，1980)、《云水之间，仿中国诗歌集》(Entre source et nuage，la poésie chinoise réinventée，1989)、《神气》(Souffle-Esprit，1989)、《笔法天才朱耷》(Chu Ta，le génie du trait，1989，1999)、《石涛，生命世界之真味》(Shitao，la saveur du monde，1998)、《诗句从何喷涌》(D'où jaillit le chant，2000)、《气变为符号》(Et le souffle devient signe，2000)等多种著作和译作，其中《石涛，生命世界之真味》获马尔罗艺术奖。 程抱一不仅仅是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者，也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才情的诗人、小说家，他的文学创作，一如他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一种“奇异”的创发力，自8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至新世纪之交进入佳境。1989年，他在巴黎发表第一部诗集《树与石》(De l'arbre et du rocher)，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歌唱，迄今为止，已发表的主要有：《永恒的季节》(Saisons à vie， 1993)、《36首爱情诗》(36 poèmes d'amour，1997)、《托斯卡情歌》《cantos toscan，1999》、《双歌》(Double chant，2000)、《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qui dira notre nuit，2001)、《夜》(La Nuit，2005)等8部诗集，其中《双歌》还荣获罗歇·卡约斯奖，2005年，以全部诗作选集《万有之东》(A l'Orient de tout，2005)入选《伽利马诗丛》(Poésie/Gallimard)，进入法兰西诗人至尊的殿堂，这在法语语系华人文学世界实属罕见。1998年程抱一在巴黎发表第一部法文小说《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这部历经作者12年心血写成的作品一问世，便受到法国文学界和读书界的欢迎，荣膺法国最高文学奖之一费米娜奖，发行数十万册，还有多种文字的译介，在欧美和东亚广泛流传。2002年，他发表第二部小说《此情可待》(L'éternité n'est pas de trop)，延续了他首部小说人世间的激情和生命拷问的主题。小说创作大获成功，使潜心学术探究的程抱一从书斋中脱颖而出，成为法国和欧洲公众所注目的文化名人。2002年2月，法国科学院鉴于抱一先生准确完美地使用法语创作，成果卓著而授予他讲法语人士大奖，6月13日他又以绝对多数票入选法兰西终身院士，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为历史上跻入法国这“不朽者”之列的第一位亚洲人。2003年6月10日，当法兰西学院向程抱一授予院士宝剑这一至尊荣誉时，这位在法兰西文化沃土上跋涉、驰骋半个多世纪的东方探索者，挚情满怀地说：“终归有一天，有一个人，在世纪更迭流逝之后，从欧亚大陆的彼端，崇文如圣的古老中国前来，来到这座殿堂，向一个西欧文明前卫国家最高文化代表致敬。这一天当是今天，而这个人，他所能引以为荣的不过是爱好地主国的语文，到了将之变为自己骨肉的地步。这是一个奇迹，是因了各位才得以出现的奇迹”。 毫无疑问，程抱一的道路和成功，堪称中法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奥秘在于，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法文化的对话和沟通，首先是对中法语言文字的激情和汇通。2002年程抱一在巴黎出版一部《对话：对法语的一份激情》(Le Dialogue，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⑨的新书，向我们揭示了作者探索攀登，创造奇迹的个中奥秘。他在这部言说自我的新作中，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是命运的安排，使其从生命的某个阶段开始，便“成为驾驭汉语和法语两门语言的艄公”；他尝试着迎接挑战，以宗教般的虔诚和他所特有的方式，“驾驭起这两门语言”，在漫长的“朝圣”的道路上缓缓跋涉，经历着一种“语言的奇遇”，“直至从中收获最奇特的硕果”，那么，这位不倦的探索者，卓越的创造者，到底是如何从养育他的汉语世界，那丰美的家园出发，“一步步，有时又是几步一跳地”进入法语世界，直至登上法兰西文化至高殿堂呢?就让我们倾听他娓娓道来吧! 他首先告诉我们，收养他的法语和母语(汉语)，作为东西方两个古老文明的载体，中法两个“伟大的语言”，承载了太多的、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彼此间横着太多的差别”。他在无根漂泊的头二十年内，甭说“驾驭”这两个“本质迥异”的语言，即便对其中法语的把握，就经历过何等“无言”、“失语”的煎熬；即便对两者作最终的选择，也已承受多么难以割舍的痛苦，在生命中，“充满了矛盾与撕裂”。因为，任何一个“特定的语言体系总是在自己四周树起严密的壁垒”，对一个“不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何况是体系严密、锱铢必较的法语!学习和掌握一门语言，不单是“一项机械记忆”的工作，乃要调动起学习者的“身体、头脑、所有理解与想象的能力”，他所学的不只是一堆词汇和语法规则，“而是感觉、体验、推理、反驳、判别、乞求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一门外语，就是掌握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而对于任何一个远离故乡、漂泊异国的流浪者来说，其最初所遭际的困境正在于此；他所感受到的被遗弃的痛苦和心灵的孤单，正在于这种新的“生命存在的方式”的缺失，即法国20世纪伟大诗人瓦莱里所说的“神圣的语言，人的荣耀”的缺失。而失去了“语言—荣誉”，也就失去了“生命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他总是挣扎在对往昔的思恋和对艰难现实的承受之中，他的痛苦无人可以倾诉，他受尽折磨，甚至是煎熬，可以想见，其生命旅程中，必定“充满了矛盾与撕裂”。 他告诉我们，法语对他来说，是其“命运的标志”，是言说生命、创造自我须臾难离的方式。因为语言的神奇性在于，它不仅是命名和交流的工具，而且更是人们“塑造自我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民族语，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各自的性格、思想、灵魂以及充满丰富情感、欲望和梦幻的内心世界。语言承载了我们的心灵和情感，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语言还是人类超越自我进入某种形式的创作途径”，从广义上说，人类的任何创作，“都是一门特殊的言语。”他之能熟谙法语，成为一位用法语思考、写作的名家，一半出于激情，一半出于信仰。这信仰便是，他相信，任何一门特殊的语言所筑起的“难以逾越的屏障”，事实上，都不可能是“不能攻克的堡垒”；他相信，文化与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连接、相互渗透的，而这种乐观的信念，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中。总之，他深信汇通，相信中国古哲提出的世界归一，运行不止的思想。由这一思想出发，他坚信，有生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可沟通的，也是可变化的，由此衍生出的文化更是如此。这是抱一先生坚信不移的宇宙观、文化观。正是这坚定的信仰，引领他在西方朝圣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地跋涉、攀登；正是这坚定的信仰，激发他对法语、对法语和母语汇通的宗教般的“虔诚”和热情，以致全身心地融入其中，倾注着生命去追寻，既意志坚定，热情如火，更有耐心地孜孜以求，两种语言交汇的“奇遇”就是这样降临到这位“西方的朝圣者”身上的。 他告诉我们，他在“焦虑与震颤相伴”、“快乐夹杂着泪水”的艰难探索中，驾驭着中法这两门截然相异的语言，又在“充满理智和感情的联姻中”，最终选择法语作为创作工具，作为生命表述的新方式，其目的则在于寻找自我、提升自我。他说他当初激情如火地学习法语，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大学工具”来对待，也不是为了追求一种“异国情调”，而是出于认识自我的深沉需要，出于提升自我的欲望和雄心。他无法抗拒地进入了法语的世界，是因为他无法抗拒法语的魅力和诱惑：“它的美名，它所承载的思想，对我，都不只是一门外来的工具，更是一方兴奋剂，促使我追求更严谨的表达和更入微的分析。”他认为，法语的内在品质和魅力在于它所拥有的一系列限制：“句子内部的限制，句子和句子之间的约束，主体和述体在思想逻辑上的连贯。而从句法的角度看，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总要求你选择最巧妙的结构，最简洁的文笔。而在谴词造句上，更是锱铢必较。”而法语的这种内在品质正是他所追求和向往的。而当他一旦决定将法语作为他最终的创作工具，生命撕裂之痛又变为另一份苦苦的寻觅。他说，当他“完全地投入法语中后”，他便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将自己和往昔岁月剥离开来，并尽力抹去独立的象形表意文字与发射形拼音文字间的最大差别。”但是，他并不想放弃“符号”这个中心主题，而宁愿将许多法语词汇作为表意文字来观照、体验。这就是说，他把法语的诱惑变成自我的再发现、再认识。当法语不再是外在于自我的他性，而是潜藏于自我本身的他性，是包含在同一性中的相异性，诗人就会从自己的母语中寻找“法文”。于是，在他的观照下，便发生汉法两种语言文字交汇融通的“奇遇”：A是张腿站立的人；E是拾级而上的阶梯；H是高度；M是房屋；O是眼睛；S是游行的蛇；T是屋顶；V是山谷；Z是闪电，如此等等。他还从其代表诗作中选取典型的词语，来阐明这种汇通的“奇观”，真令人击节、着迷。对中法语言的这种“奇遇”、“奇缘”及由此而引起的生命转换，程抱一先生不无依恋而幽默地说，他进入法语世界的过程，“首先是由我的母语来完成的，它是谦恭、忠实的老保姆，从未放弃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也未曾抛弃保护过的少年。如果说命运安排长大成人的少年，最终‘迎娶’了另一门语言，但老保姆却总时刻守护在一旁，随时听从吩咐，准备提供任何的帮助。现在，虽然他的舌头任由法语主宰，他的心灵深处却阡陌交错着两种语言，沟通频频：我乃我，我又非我，我更是先我。” 他充满深情、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叙说，他在迈入法语世界，实现身份和生命转换过程中，从未舍弃过养育他的母语。正相反，从他一开始挚爱上法语这第二语言，进而选择它作为创作工具时，就让母语转变为“忠实而又谨慎的对话者”：“它在我耳旁絮语，营养我的心灵，不断为我提供意象，让我表现、变化，又为我带来不尽的乡愁，让我疏解”，直至新的生命降生。他说，获取新的生命后，“汉语不仅不是我的累赘，相反一直陪伴着我在人生道路上前行，仿佛一个忠实的奶娘拥抱着她曾经乳过的孩子。如果说中国于我，是一片古老的沃土的话，那么，西方则是我在这片沃土上栽下的新植物。”毋庸质疑，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丰富的交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便是对话与沟通。这是养育他的母语——汉语，和收养他的法语之间的对话，是一颗心灵，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会通。就其艺术创作而言，他的小说是人的命运在东西文化语境中的汇流、碰撞与沟通，或者说，是东方命运与法语“所承载的伟大的分析性文学”的对话，而法语这一“外借”的语言和工具，在他身上便形成了一种堪称“卓越”的眼光，“我因此得以表达各种痛苦和荒诞，各种将人类从毁灭中解救出来的个人或集体事件。它们被一一清晰剖析，从个案升华为普遍原理，并在升华中获得意义。”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西方的俄耳甫斯和东方禅学的交流和汇通，他在自己的诗国中总是试图将这两种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其五部诗集集中表现的主题就是“与有生宇宙对话”，人与生命、与自然的对话。他的诗作既不乏中国诗特有的节奏，也拥有法文诗丰富的乐感，既严谨又充满遐想，以致赢得西方读者有口皆碑的赞誉：“您笔下的每个音节都让人浮想联翩，仿佛是您的母语在帮助您从词与词的撞击中，将我们的语言展示得淋漓尽致，为我们解除了先前缠绕在它身上的各种过于散漫的拐弯抹角，之前我们曾经常因此而听不到我们语言的真正声音。”他说，“风自四方来，我愿沐浴其中，尤其是来自法兰西的文化之风。在这片接纳我的大地上，我受到了许多影响，也产生了许多变化。俄耳甫斯和基督都在我身上产生了回响。”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内心滋长，促使他成为一个“西方的朝圣者”、“生命的探求者”，不断地跋涉、探索，沟通、对话。正是这“沟通对话”的宏大主题，揭开了他“缓缓前行的道路”，使之苦苦求索，不时的看到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奇迹般地结合，相依相赖”，他也就无数次为之激奋，为之陶醉。他说，“这份相依相赖曾带给我，并仍将带给我无限多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起航时的预想。” 这便是程抱一创造“奇迹”的故事和奥秘，当他入主法兰西学院，庄重地重申：“我是大河的子孙，既被长江和黄河所塑造，血液中亦流动着法国的河流。”我们也就立刻明白了，这也就是程先生特有的魅力。我们深信，当读者细心听完抱一先生“奇迹般”的故事，掩卷沉思，不仅会得到这样的共识：人世间的任何对话，原本是一颗心灵，两种语言的会通与交流，而且也会深深地触摸到这位年迈的跋涉者，对语言和沟通、对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的一颗缱绻之心。 二、诗画语言著述中的中国思想：借西学方式洞开中华文化奥秘 1965-1975年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兴盛的时代，正是程抱一经历“语言的奇遇”，尝试用法语著书立说的初期，他身逢其胜，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人文学科领域里这一新潮，是他与方兴未艾的新批评派“结缘”的时期。程抱一对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有过深入的研究与创获，他以此为一种新方法、新眼光和理论依据，写成了《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1970)、《中国诗语言研究》(1977)、《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1979)三部诗画著作， 借西人眼光来反观中华文化奥秘。此三部诗画著作正是结构主义、符号学蓬勃激奋时期应运而生的产物，是东方求索者程抱一迎风自植，灵根自植的果实。程抱一认为，作为兴盛一时的新批评派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眼光，一种方式。至少，我个人如此看待。它们不是哲学，却又与哲学有关。”⑩程抱一“拿来”为己所用，只是借用这一新的“态度”、“眼光”、“方式”来重新解读、研究中国古代经典诗画，旨在来“重新看待我自己的文化”(11)。程抱一“拿来”为己所用，从中受到的启迪和影响，显而易见。他首先运用结构主义，将分析、研究对象中国古典诗画，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来考察，并注意研究这个整体结构中各个组成因素中的关系。强调“系统”与“关系”，强调“分解”与“组合”。他经过长期探索和系统的总结梳理，将中国宇宙生成论以简洁清晰的数字符号说明(三元论)：即一气(元气)，阴阳二气，三是冲气(冲虚)。他采用符号学的观点，提出中国诗歌语言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书法)，都是由汉字符号体系生发出来的具体语言。这些具体语言之间是相互启发、相互丰富的关系，共同点在于其本质都是大自然与人类社会构成因素的系统性的表征，这些系统共同构成一个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符号世界。抱一先生借他山之石，洞开自家文化奥秘，获得了法国和欧洲学界广泛的赞许。如此，三部诗画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奠定了作者在法国学术界的前沿地位，也标示着他个人思想的形成与日趋成熟。 《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1970)是程抱一首部诗学著作，原系作者的硕士论文，列入“海外世界历史与现状”系列书籍第十一部著作，是西方用结构主义解析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部法文著作，它一问世便引起了巴黎学界的注意。后来抱一先生在提及这部著作时这么说：“六十年代是我自己在思想上渐趋成熟的时期。当时既然身逢其胜，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主要潮流。我开始撰写一篇小型论文时，乃择定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作为分析对象；尽力采用了一些结构分析的规则。那些规则大致是：面对分析对象时，分清层次，明确视角。在每一层次，辨认出具有表意价值的构成单位，寻觅出它们之间的对比牵连以及兼牵连的种种关系，然后穿过这些关系承托出表面意义背后的引申寓意(connotation)。引申寓意的最高层次乃是象征。上述规则在分析诗时达到最高度应用。因为在诗中，所有属于形式的成分——这里所指的形式是广义的，超过普通理解的‘诗式’——都具有特殊含义，都成为‘内容’的有机部分。”(12)《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全书共三章，第一章分析《春江花月夜》，第二章分析《代客答闺梦还》，第三章总结，对张若虚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作出评价。第一、二章分析两首诗的方法和步骤是相同的，先将诗以中法文对照的方式列出，然后在第一节，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该诗的诗题及跟每句诗相关的出处，第二节考察诗的形式，包括诗的押韵、平仄、音乐效果、诗行的节奏等，第三节考察诗的内容，按诗节从句法和语义学两个层面逐行进行分析，包括词语的运用、句子的结构、对仗句、形象、主题等。结论部分，程抱一将张若虚的诗置于历史的坐标上，分别从形式、类别和形象三方面论述张若虚这两首诗的价值及其对中国诗歌发展作的贡献。《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重点是对《春江花月夜》这一千古绝唱的结构分析，其新颖独特之处，就在于论者熟练地驾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将分析对象《春江花月夜》视为一个整齐结构，致力于考察这一整体结构中各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分解与化合：分解就是将研究对象分成各个基本组成部分或单元；化合则是按一定规则、秩序重新对各组成部分、单元进行组合，从关系的总体中显现对象的本质。程抱一对《春江花月夜》的分析充分体现了结构主义的这个基本特征。他首先将这首诗“分解”，既在内容上予以分解，也在形式上进行分解。内容上的分解体现在第一节将整首诗拆开来，逐句进行解析，以明白每一诗句的含义；其次还体现在第三节更专注地从诗歌的各项内容出发进行分析，并紧紧抓住了诗中的“月”和“江”两个主要形象，分别予以分析。形式上的分解体现为第二节分别从韵脚、声调的相对、对仗、用字的重复、音乐效果和节奏等出发，细致分析考察诗歌在各种形式上的特征，在形式上将这首诗“拆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内容和形式两大层面上将《春江花月夜》“分解”并分析完成后，又以“化合”的手段，将通过在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分析得出的各个小结论整合、统一起来，从综合的角度，分别从词汇、诗的形象、叙述的语气以及诗句的特征等四个方面对这首诗进行整合分析，并将这个整体置于唐诗发展的历程中加以审视，彰显其特点，得出最后的结论。总之一如论者本人所说，抱一先生在分析《春江花月夜》这一名作时，这些结构主义的基本规则和方法，“达到最高度应用”，他熟练地运用新批评派的方法，对《春江花月夜》内部规律进行了充分的揭示，从而洞开这首名诗的艺术奥秘，达到了更高境界的艺术赏析的审美效果。从方法上看，无疑是个重大突破。因为自古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历来的诗评家对这首千古绝唱的评价和论述多着重于其风格、意义及哲学意蕴方面的评说，虽也有涉及对语言的运用和句子的结构，从来没有如此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 1977年发表的《中国诗语言研究》(13)和1979年出版的《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14)，是程抱一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画研究的两部标志性著作，它们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这两部著作的特点和创新在于，作者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文化精神出发，将中国诗歌和绘画本身看作一种语言，从符号学的角度加以观照，见前人所未见。抱一先生立足于自己所拥有的深厚的国学和西方“新学”根基，游刃有余地建立一个跨文化的学术场地，将中国诗、画所蕴藏的文化意蕴，深刻有力地揭示了出来，令受众耳目一新。 《中国诗语言研究》，如书名所示，是一部研究中国诗歌语言的著作，就其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而言，这部《中国诗语言研究》，主要是“唐诗语言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唐代律诗语言研究”。作者之所以为这部著作起这个标题，是因为他将唐诗视为中国诗歌的代表，并认为律诗最能典型地体现汉语诗歌语言的结构特征。抱一先生的这部诗学著作相较于他的首部诗学著作《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应用西学理论和方法日趋纯熟。如果说，对《春江花月夜》的分析，还只是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探讨一首唐诗的一种尝试，那么，《中国诗语言研究》，则是抱一先生更系统地运用这种方法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对唐诗进行全面艺术探讨的一部精湛之作。为探讨中国诗歌语言的特征，程抱一首先立足于构成该语言的文字工具汉字的探讨，从探讨汉字的独特性出发，探讨汉字与书法、绘画、神话和音乐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作为表意的文字汉字，不仅是上述传统艺术的工具，更本质的关系在于汉字是构成这些传统艺术体系的行为方式，汉字“形成了一张既复杂又统一的符号网络，服从于象征意义及某些基本的对立法则”(15)。也就是说，书法、绘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分别吸取汉字这个巨大的符号网络的部分而构成其体系的；说得更通俗一些，即汉字是构成这些艺术形式的基本符号。程抱一认为，在整个由汉字构成的符号体系中，中国古代诗歌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是由汉语言体系生发出来的一种具体语言(un langage spécifique)，书法、绘画、神话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也都是不同的具体语言，它们都是从诗歌语言这个母体生发出来的，同时诗语言也受到这些语言的影响。程抱一通过分析以汉字为载体的诗歌与书法、绘画、神话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汉字与这四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他将诗歌语言视为从汉字符号体系中生发出来的最基本的语言，而书法、绘画、神话和音乐都是源自诗语言的四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母体与子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又相互生发、相互影响，不可分离。可以见出，《中国诗语言研究》由中国文字的起源和象形、表义的特点开始，论及中国诗歌作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和文字、书法、绘画、想象及音乐的内在关联，探讨中国诗歌语言作为典型的符号学层次和赋义形式的样板，它所体现的中国思想的基本法则，即中国诗歌语言存在着中国宇宙论(或世界观)的某些共同因素。论者独具慧眼地运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中“虚实”、“阴阳”和“天地人”三组重要思想观念，来解读中国诗歌语言结构，指出：中国诗歌语言探索符号世界奥妙时，总是在上述三种关系轴和等级轴营造自身。词法和句法层次由“虚实”决定，形式与韵律由“阴阳”决定，象征层次即意象的组合则由“天地人”为根基(16)，论著并辅之唐诗为佐证，精彩纷呈，被法国汉学界誉为“20世纪法国汉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和美国、日本广泛传播，成为欧美和东亚汉学研究、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必读的经典书目。 《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由中国哲学观念“虚”的溯源开始，论及它在绘画艺术中的体现和作用，“绘画一如宇宙，没有‘虚’，就没有‘气’，‘阴阳’就不能运行”，由此引入中国绘画艺术的“气”、“理”、“意”、“神”及运笔用墨术语的文化内涵的解析，辅之以画家石涛画论和创作介绍，从符号学的角度，洞开中国绘画艺术的奥秘。论者认为，绘画艺术与宇宙的生成化育是相关相通的，中国绘画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这要通过重建激荡宇宙的元气来实现，因此画家寻求捕捉构成所有事物并使它们彼此连接与沟通的内在原则(理)。但这些有力的笔画只能在虚的底色上体现，虚同时是起源的至高状态、万物所归的神妙所在和万物运转不可或缺的中心成分，因此有必要在画作上、绘画元素之间和笔画本身中实现虚。为此程抱一围绕“虚”这一至高宇宙论的重要概念梳理出五个层次：笔墨、阴阳、山水、人天以及最高层的第五维度——它代表着绘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意境和神韵。以上诸层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冲虚之气则从一个中心出发，遵循这一种螺旋形的运动，流布于一个又一个层次。《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发表后，被译成英、德、西、意、罗马尼亚文、日、韩、葡等文字，饮誉欧美学界和艺术界，是外国人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和艺术的重要著作。它和《中国诗语言研究》一样，后来还一版再版，出了袖珍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程抱一的这两部著作，在当时巴黎文化界几乎是人手一册，他们中的不少人、是通过他这两部书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奥秘，进而来接近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 三、我们处在同一星空下：程抱一对中法文化的汇融 学者型作家程抱一在西方文化界成名后，曾与中外朋友晤谈中多次提到，他之所以成为一名法语作家，“这近乎是个奇迹”。作为法国文界“两栖作家”和勤勉的“艄公”，他的全部努力和尝试，就是要将中法两种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加以交融、结合。当人们问及这种结合是否可能的时候，抱一先生据自身多年的探索，作出肯定的回答：“中国从来就没有一种单一的文化，它很好地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无论如何，在我的身上，就没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我越是把西方在二元思维层面上所拥有的确实的东西据为己有(它也有其局限和危险，或有关那种结出权力和民主果实的哲学主题)，我就越不能抛弃那些中国思想上提到的基本概念。”如天人合一的概念，代表一种开放、变化观念的“道”等等，这些观念与西方思想“一点也不矛盾”(17)。正是他数十载如一日，始终恪守开放、变通的母体文化体系，又择优收纳法国文化精髓，孜孜以求，开拓实践，终于在近代中法文化关系史上创造了“奇迹”。他的学术探索和文学创作正体现着这两种文化的完美结合。法国现代著名作家克罗德·罗阿读过抱一先生的作品也致函称：“吉仆林说过：东方与西方永远也不能相遇，您用自己的行为活生生地驳倒了他的断言。”(18) 程抱一在实施中法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最具开创性，最具示范性的方面在于，他善于发掘母体文化资源，善于吸取西方文化滋养，充盈自己的学术生命和文学生命，并善于在这种“发掘”和“汲取”中学会用中外双重的目光来审视自家文化和异质文化， 从而在精神探求中有新的突破和提升。这方面的鲜明例证，除上述的《中国诗语言研究》和《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两部脍炙人口之作外，我们还应该提到他的有关书法艺术、语言会通的专论、散文，以及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 《气变成符号》(19)是抱一先生探讨中国书法的一部专论。书法是中国传统而独特的艺术，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对异质文化有神秘的魅力。对程抱一来说，书法也是他除诗歌、小说之外的“一种个人创作的基本形式，一种人生成就”，他在动荡探索的人生旅程中，常与纸、笔的清香相融合，与那些具体化了的形象朝夕相伴，用书法来“言说自我”。他在这部书法专论中，从中国哲学层面和西方符号学角度来观照中国书法艺术，认为在中国被修炼的书法，并不是文人的一种简单的娱乐，而是一种生存表述方式，“修炼它的人必须将其生命的各个方面都投入进去”：一是身体方面，在书写的过程中，艺术家必须将其全身调动起来，“这关系到把全部的气输出来，而这种气是在他体内活动着，同时也活跃于其写的符号里。”二是美学方面。在表意文字是由线条组成的这个范围内，书法艺术首先是线条的艺术，但线条不是一条简单的线。通过其粗细笔画，通过包含的无限曲线，“它既是体积又是色调，既是形式又是运动。”艺术家力求建构一种布局，一种建立于对比、立体感与带有节奏的和谐等需求的结构，“让人立刻达到本质”。三是智力或精神的方面。书法本文的内容，不管是富于哲理还是带有诗意，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书法艺术家力求使之永恒的是那深深地包孕着本文符号所承载思想的精神”(20)。最后，程抱一立足于中国人的宇宙论和文化观，反复强调，书法是中国人独有的生命表述艺术。在中国人看来，纸是一个有生命的空间。艺术家所勾画的是一组表意文字，它们在物质上表现了活生生宇宙的要素。如“休(息)”由“人”与“(树)木”组成，而“好(意)”由“女”与“(孩)子”组成。书法的线条代表着中国宇宙论里“气”的形象。书法家在描画这些线条时，被说服让宇宙充满生命的气复活。 《对话：对法语的一份激情论》(21)系中法文化系列对话《远近丛书》之一种，讨论的是汉法两种语言的问题，原本要由中法两位作者来对谈，编者却别出心裁，请出精通中法语言的程抱一来“独语”，由他以双重文化身份、双重目光来审察中法语言会通问题，不能不是一个创举。因为它恰好象征作者本身就是一座沟通中西的桥梁。他在这部激情四射、波澜迭出的散文中，开门见山的写道：“通常，我们总是把这两门语言褒誉为‘伟大的语言’。其实，这两门复杂的语言，分别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它们本质迥异，彼此间横着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差异。”是命运的安排，也是迎接挑战的主观意志所使然，使他从生命的某个航程开始，成为驾驭汉法两门语言的艄公，他以独特的方法驾驭它们，并深深的挚爱上了它们。正是这种对法语的激情使得他对生活的和谐以及物质上所呈现这些符号极其敏感。他发现法语中的许多符号变成了表意文字。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笔画，而是由于其语音的性质。如“arbre(树)”使人想起某种向上升(“ar”)的东西，而且在它获得了平衡(“b”)后，从高处投下阴影(“re”)。“Echancrure(新月形)”是某种自我显示(“echan”)的东西，同时又即刻重新关闭以免展露太过(“crure”)。“visage(脸庞)”是某种聚集在一起的东西，而且又情不自禁地无限开放(“age”)。等等(22)。这无疑是语言的奇遇。在这个奇遇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便是对话与会通。程抱一在这部独特的散文中这样满怀深情地写道：正是“这一宏大的主题照亮了我缓缓前行的道路。我苦苦求索，每当看到两门语言奇迹般地结合，且相依相赖时，我无数次为之激奋，为之陶醉。这份相依相赖曾带给我，并仍将带给我无限多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起航时的预想。”(23) 然而，促成这种有着根本差异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融合，经历何等漫长的跋涉和苦苦求索的历程!个中的艰辛与苦涩，奇遇和收获，真是难以言说。程抱一在法兰西文化沃土上漂泊、跋涉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诗语言的“喷发口”，他于2001年10月发表《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24)，用诗歌向星空、向宇宙言说一个东方求索者寻觅、探索的艰苦历程，分明是诗人自身遭遇的真情抒发。该诗除序言外，共五个诗章，层层展示了一个孤独的精神求索者，在异乡魂系故国—无根漂泊—上下求索—冲破阻隔—交流会通的文化历险的心路历程，写得大气磅礴、意境深邈。诗篇开章，就以八行真纯、凝重的诗句，向我们展现出一位历经沧桑、两鬓染霜的老人形象，这是一个独慎善思的智者，显然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然而，这位“老者”又是一个“新人”形象，是一个饱经文化历险，由多种文化沐浴、养育出的新人。从东西方创世的文化源头看，也可以说是由“上帝用块黏土捏出来的人”和“云雾山水孕育出来的人”融合而成的新人。由这样一个从文化深处过来的人，在皓月当空、满天星斗的夜晚，来言说人类文明碰撞交融的种种艰辛和奇遇，是最恰当不过的言说方式，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抒怀空间。 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一位智者，本诗的抒情主角，即诗人自己。如此，我们看到，在繁星满天，万籁无声的夜晚，这位智者——他曾经是漂流无居的游子，独自一人在收养他的国度，作生命的沉思和叩问。“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明月当空的天宇，诗人悟出的第一个命题是：“氤氲初升前夕，天际的繁星是相近的”，人类原本同处一个星空下，世界文明本是互通交会的。诗篇由此开发出人类文化命运会通的主旋律。“寂然凝虑，思接千界；悄焉动容，视通万里”(25)，伴随着诗人的静思遐想和诗情喷涌，伴随着诗歌旋律的奔腾跃动，我们于是看到了梦断故乡的游子在对静夜低吟，伤痕累累的异乡客在向繁星倾诉，孤独的求索者在向明月发问，深思的智者在与宇宙、与“天道”(la Voie)对话……由这一个个鲜活的诗情和旋律凸现出一个充满睿智的文化历险者形象，那便是诗人自己，一个不畏文化阻隔，渴望交流会通的抒情主体。是这个抒情主人向夜晚、向天穹言说自身四方求索的切肤感怀：“一切完美皆由各种纯净东西的汇融，圆满的结合都是精诚所至”。诗人刻意追求东西文化最优秀部分的完美结合，无疑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的产生，乃是诗人对人类文明进步抱有的信念与激情的结果。《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所抒发的，正是作者对人类文明所怀抱的信念和激情。在这首气势恢弘、意境深远的感怀之作，在很多方面融合了中法诗歌传统。就生命奥秘的叩问，它使人想到屈原的《天问》，就文化历险的意蕴，它使人想到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就远游者思乡的情致而言，它可以和唐代诗人月夜思乡之作媲美，从某种意义上看，堪称21世纪的一首“静夜思”。程抱一说：“在我的诗里，我总是尝试把东西方诗歌传统结合起来；一方带着禅宗精神的烙印，另一方有俄耳甫斯情结。”(26)《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是东西方诗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果实。 程抱一作为热情的书法艺术家，喜欢用书法来“言说自我”，因为书法“可以让你即刻达到本质”；作为心智诗人，他喜爱用诗歌来“抒发自我”，因为“诗歌是一种让我们达到事物真谛的语言”；作为阅历丰富的小说家，他也希望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切肤感受，因为小说“能探索生活经历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予以澄清，并通过情节展开让思想明了。”(27)总之，程抱一的作品致力于思想的交融，讲究精神的突破、提升，就创作的主体意识而言，都是一种“言说自我”的方式。 我们来看他的小说《天一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仍然将思想的交汇和精神的提升置于首位，他以深沉的哲思和切肤之痛，借助20世纪人类集体剧变和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宏阔背景，描述了旅法华人艺术家天一一生的悲剧命运，对一代文化人(漂泊者)的精神追求和生命思考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在天一身上显然投进了作者自己的影子，在很多方面借天一来言说自己。作品采用主人公天一回忆的方式，以凄婉深沉的调子讲述了视艺术、视美和爱为生命的艺术家进行艺术探索和生命跋涉的坎坷经历。全书以天一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与追求，漂泊巴黎的孤独与辛酸，重返故土后所经受的磨难和痛苦这三段人生经历为纬，以天一、浩朗和玉梅三人之间的生死相依的友谊与爱情为经，结撰了天一这一代漂泊者文化历险、生命历险的故事。天一1925年生于扬子江边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幼年时代，饱受故土的人文自然环境的熏染和流离颠沛的战争苦难。滔滔长江水和巍巍庐山云，陶冶他的性灵，滋润他的心田，从小培育了他对自然对艺术对人生对美的热爱和追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山河破碎，国难家难，把他推上了流离漂泊的人生旅途，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对美的追求。正是在这不懈的追求中，他与浩朗和玉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友情与爱情，并且选择了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离开故土，远涉重洋，踏上了更为辽远更为艰险的艺术探索和生命探索的征程。1948年，天一来到了巴黎。西方文化艺术之都迎接东方探索者的，不仅有目不暇接的艺术奥秘，更有东方人难耐的寂寞、孤独和歧视，天一在这里饱尝了游子客居他乡的苦涩、流亡者的辛酸，也在这里看到了西方艺术的魅力，亲历了东西方文化交汇所引起的种种冲击，他的生命有了新的丰富和增添。但刻骨铭心的故国之恋和挚爱者玉梅的不断召唤终使游子难以在异国久留，1957年，天一回到了久别的故土，进入了他生命的第三旅程，在人生浩劫中受炼、提升。他经历了中国知识界反右派、反右倾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个又一个政治洪峰吞没了他：不仅夺去了他挚爱的友人和情人的生命，而且夺走了他自身的自由，他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生命之路推到了绝境。然而任何劫难都没有使他失去生命的信念，“我就是这个20世纪的中国人，永远颠沛不安，左右为难，永远面对着挑衅，面对着来自东方和西方、面对着生命的挑衅。”天一如是说。在人生的大惨痛中他的生命追求就这样得到了新的提升。小说以作者、主人公、叙事者三者合一的手法如泣如诉地讲述了艺术家天一的悲剧命运，堪称一部开掘深刻的生命之书，艺术交汇之书，精神探索之书。 《天一言》是生命之爱的颂歌。小说从主人公孩提时代的一个梦开始，寓意性地写出了天一对生命的寻觅，对艺术的追求，对精神的探索。天一在五岁的时候，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刺耳的旋律迷惑住，那是一个女人的呼唤。回应这一召唤，他整个的生命似乎一下变成了“一个寄住于某一躯体中的游魂”。顺应女性的呼唤，天一踏上了个体小宇宙群体大宇宙上下求索的生命旅程。作为生命象征的女性召唤，一直伴随着、指引着他整个的生命航程。“女人更接近于无限”，“女人身上有一种吸引男人的创造的神秘”，这与其说是抱一先生从象征大师波德莱尔的艺术中体悟到的，毋宁说是他接受了道家精神的启迪。激情由女性来传达，是这部小说的基调(28)。这是作者崇尚中国思想主体精神的结果，他这样认为：“西方给予了‘阳’以特权，‘阳’即指男性、力量、对物质的控制。与西方不同，中国思想重视女性。‘阴’被比作山谷，是一个接受、繁殖、变化的地方。香气、亮光、回音、反射：就像在峡谷底、生长着的树木与玫瑰和风同舞，就像小溪的水在蒸发，变成雾和云，又化作雨滋润大地，重回源头，女性成了永远，艺术创作美的最高境界，其实是由女性这个部分体现的，她是永远歌唱的音乐。”(29)于是，他在描述天一的生命轨迹时引进了“女人”的主题和思考。从天一相依为命的母亲到他年轻时所目睹的日寇南京大屠杀被凌辱的同胞妇女；从他童年时见到的罗浮宫画片上的裸女，到寄居巴黎“将女性形象塑造在蛋糕里”的肌肤丰润的法国面包店的老板娘；从丰姿娇爱的少女玉梅到浪漫丰盈的法国女郎薇罗妮克，女人在小说中是一个很突出的主题，特别是他与玉梅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友情与爱情，几乎构成天一生命本身，成为他进行生命攀登和艺术追求的一种动力。正是这种生命之源的力量，使他在生命漫长的跋涉中，经受种种磨难而永怀希望之光，在人生的大悲大痛中，让生命得到升华，得到永生。这是小说《天一言》最能抓住读者的地方。 《天一言》是艺术交汇的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它是对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启蒙的书。天一自幼体弱多病，但酷爱艺术，对艺术和美富有极强的感受力和领悟力，从小接触过中西方各种艺术，中国的书法、西方的绘画，中学时代又读到了纪德、罗兰的小说和西方的诗，留法后又到荷兰去看梵高、伦布兰特和维尔弥尔的画，为中外艺术所创造的美和传达的生命魅力而深深吸引，并孜孜以求，终身不悔。他从长期的艺术探求中发现，艺术是人生宣泄和完美的器具：他之所以酷爱书法，在于书法的“象征之力”和“造型之美”，借助它可以“浇灌出”“外部世界在我内在生命中所激发的一切”，浇灌胸中的块垒；他之所以钟情于中国诗画，是因为这种体现虚实结合、阴阳两调的艺术，对生命有一种疗治和补充的作用，能和“真正的生命和解”。可见，天一是视艺术与生命为同体的，他执着于艺术追求如同执着于生命追求，九死而无悔，追求的不仅是生命永驻，还有艺术的升华和永生。 《天一言》是一部致力于精神探索和探秘的书。程抱一先生认为，生命所包含的不应只是有形的肉身，还有无形与无限的精神。天一对生命的热爱与寻觅，自然包含着他对精神臻于至善的追求和期盼，如同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向上向善的灵魂的期盼和追求一样。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把主人公的命运，象征性地写成庐山之巅的轻雾、浮云和寄寓他体的游魂，着意表现天一在漂泊、浮沉的生命之旅中对形而上的精神刻意追求。作者把天一置于多重的人生磨难中，锤炼他的精神信仰，提升他的精神向度。天一仿佛天外飘来的游客，他几乎经历了人世间一切苦难：幼年丧父之苦、战争年代颠沛流离之苦、青年时代异国飘零之苦、极左政治下精神桎梏之苦、以及政治洪峰中失去友人情人之苦。他就是在这样的人生肆虐中始终执着于精神追求，恪守这种精神操守：“专横暴戾的宇宙充满着狂怒、恐惧和缺陷，人类得利用非人性所留下的些许缺口来发芽、生长。”(30)从而在惨烈的生命中，放射着人性之光。作者借助天一形象的创造，确实超越了通常的“生离死别”的格套，超越了“一切人为造成的邪恶与悲剧”，向生命的根底层次掘进，具有振奋人心的艺术力量。法国读者通过天一的精神之旅，看到了这位文化历险者身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他们说：天一，“这个异乡人，注定要和大地所提供的一切发生碰撞，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儿理想与现实，话语和事实，精神和肉体，智慧和历史难以吻合的一面”，尽管存在中西文化视角的差异，“《天一言》与其是中国特性的编造，不如说是当代社会令人震惊的普遍性的见证”(31)，它对西方读者的启迪和教益，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小说《天一言》是中法文化相交汇的硕果。这部作品对人生对艺术的深刻哲思和真实描写，直接导源于作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的深刻把握，深深扎根于小说家所拥有的中国文化底蕴，也浸透了西方文化滋养。小说中人物的命意和创造，更明显地收纳了法国文学的影响。写天一的命运像天际飘忽的云，令人想到一代象征大师波德莱尔同名散文诗的意境；天一对美、对形而上的精神臻于至善的追求，让人想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颗“向上”“向善”的灵魂；小说对女性是生命之源、是创造之源的思考，及由此为天一玉梅编织的田园牧歌，以及玉梅弃世后仍能在原野上重现“灵光”，这不但让人联想到道家智慧，也让人联想到罗曼·罗兰构思《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情景。小说运用法文写作，文字达到纯净的程度，更让法国文学界有口皆碑。中法文化的丰富滋养，培育了《天一言》这个中法文学交融的硕果，使之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在表达方式上也趋于完美，直接跻身于法国主流文化之列。它之受到西方文界的赞誉是受之无愧的。 由此看来，程抱一确实是中法近代交流史上不凡的“艄公”，他为中法文学和文化交流会通作出了奇迹般的贡献。他的出现确实是中法关系史上的“奇遇”，这个“奇遇”能在他身上出现，并由此而收获惊人的硕果，全部的奥秘在于他坚守人类会通的信念和为此所作的毫无懈怠的实践，就是说，发掘民族文化的智慧，广纳“他者”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坚守变通适会的文化史观和文化行为。他在回答友人时，说得很明确：“我对道教的兴趣，我重复一句，是因为它提倡一种对活生生宇宙的总体、统一、有机的看法。万物均有联系，遵循‘气’和基础统一的思想，而且所有带生命的实体均有联系的宇宙。我们知道‘气’有三种形态：阴、阳、以及中间的空。这最后一个是道教的‘三’，它生于‘二’，从‘二’汲取了精华，使‘二’超越了自我并走上了变化的道路。就是这个看法让我把来自不同文化的有价值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却不会遭受重大的痛苦。”(32) (本文系作者2016年8月27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探讨会上的发言稿，后经作者修订发表于此。) ①③④(21)(23)F.Cheng,Le Dialogue: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Deslée de Brouwer,coll.Proches lointain.2002. ②(11)(17)(20)(22)(26)(27)(29)(32)《访谈程抱一(弗朗索瓦·程)》(卡特琳·阿刚文，秋叶译)，载2002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 ⑤⑥(18)程抱一/钱林森：《中西方哲学命运的历史遇合》，《跨文化对话》第3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⑦程纪贤：《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Cheng Chi-Hsien,Analyse formelle de L'oeuvre poètique de Zhang Ruo-Xu,Monton & co-La Haye，1970.)中文节译见《牧女与蚕娘》(钱林森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⑧弗朗索瓦·程：《中国诗语言研究》(F.Cheng,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Seuil,1977,réédition 1982、1996.)1977年初版，1982、1996年再版，《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F.Cheng,Vide et plein,La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Seuil,1979,réédition1991)1979年初版，1991年再版，被译介多种文字在欧美和东亚广泛传播。中文版由涂卫群翻译，合集为《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F.Cheng,Le Dialogue: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Deslée de Brouwer,coll.Proches lointain.2002，如下的引文均据此，不再详注。中文译本参见张彤译，高宣扬、程抱一《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24页。 ⑩(12)程抱一著、涂卫群译《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中文版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第6页。 (13)F.Cheng,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Seuil,1977,réédition 1996. (14)F.Cheng,Vide et plein,La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Seuil,1979,réédition 1991. (15)程抱一：《中国诗语言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6)详见F.Cheng,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PP.11-122.Seuil,réédition 1996. (19)程抱一：《气变成符号》，巴黎反传统出版社2000年版。 (24)《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阿尔菲扬出版社，2001，巴黎。F.Cheng,Qui dira notre nuit,Arfuyen,2001. (25)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注》(范文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93页。 (28)其实，这也是他第二部小说《此情可待》的基调。 (30)Jean-Louis Roux,Le précis des bru,es,Loisirs-Livres,27 novembre 1999. (31)Isabelle Rabut,Le parcours d 'un intellectuel chinois,Quinwaine Littéraire,octobre 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