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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作为各类本科院校最大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对象几乎涉及所有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因此大学英语教学的实施及教材的确定非常重要。关于大学英语教材出版，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举措和建议，时间较近的有单丽雯《基于移动端的高校教材出版创新：数字化、微课化——以大学英语教材为例》提出的大学英语教材出版要“颠覆传统教材内容体系，构建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学习的全新教学系统”。此外，汪春城在《大学英语教材出版的问题与发展路径》中指出，“应当发挥多媒体信息技术的优势，更加注重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等。 大学英语教学及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属教学内容。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是，本文所指的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主要指教学所采用的教材内容选篇、具体的选材文本，有别于单丽雯的“基础层面”的“教材内容体系”及“教学系统”。从本质上讲，单丽雯强调的是教材出版形式的变化，并未论及教学内容本身的改革方向。 大学英语教材出版形式上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纸质教材这一唯一载体，包括了教材的数字化、网络化、微课化等，丰富了大学英语教材的资源，有助于互联网时代的高效英语学习；但形式的变化必须围绕大学英语教学内容而展开，因为教学内容才是方向，而形式只是提供更多的资源为方向服务。 大学英语教材出版历史沿革 1949年以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数次修订颁布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性文件。伴随历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性文件颁布实施的各时间节点，大学英语教材的出版也相应经历了几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各阶段代表性教材有：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工业学校英语》， 1981年陆慈主编的《英语教程》（理工科用），1987年杨惠中主编的《大学核心英语》，1999年翟象俊等编的《21世纪大学英语》，2004年郑树棠担任总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还有2007年起陆续上线的大学英语教材配套网络平台教学系统，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学体验英语”教学系统、清华大学的“新时代交互英语”教学系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系统、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新理念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等。 大学英语教材的出版直接受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文件的影响，这一点从历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文件修订及随后的教材出版情况便可得以印证。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文件直接决定了大学英语教材的出版方向，也直接带动了大学英语教学的转向。 大学英语教学多样化转向之争 大学英语教学经历了数次转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转向以及教学内容的转向。大学英语教学的这两个转向，无一例外地体现在最近四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文件的修订中。 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转向，20世纪90年代末，围绕到底是突出阅读能力，还是加强听说交际能力培养，就曾有过较大争议。《中国青年报》甚至在1999年3月分别以《英语教学是壶烧不开的温水》和《给这壶烧不开的温水加把柴——广大师生热切盼望英语教学改革》为题两度发文，并于同年4月举行座谈会，讨论大学英语教学问题。大学英语教学曾明确“阅读为第一层次要求”，把“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放在重要位置。直到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教学要求》）的试行，大学英语教学转向听说优先，强调加强听说教学；而到2014年《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教学指南》）又索性取消听说优先，放弃了对学生听说能力的特别要求。 在大学英语教学内容方面，《教学指南》以前的指导文件的历次修订都是重点关注形式，未从根本上触及内容核心，没有意识到通用英语已经无法满足新世纪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的需要，缺乏对学生思辨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培养。进入21世纪以来，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之争最为突出，其本质是大学英语教学多样化转向之争，带来的直接结果是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课程三足鼎立的局面，历史性地扩充和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顺应了新时期国家战略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其实在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界，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之争已历经十几年。早在2006年，蔡基刚就指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将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在经过多年的积极呼吁以及调研实践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英语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及一线大学英语教师意识到以往大学英语教学内容的缺陷，2014年专门用途英语正式进入《教学指南》，作为与通用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英语并列的大学英语课程之一，实现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的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