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条化、简单化的理解，严重忽视了马克思相关理论的丰富性，而马克思本人在社会结构论上其实是充分注意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文化转向”中所出现的“社会结构错位”问题具有极强解释力。可以说在“文化转向”中我们移植西方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确实没有可以与之直接相应的本土的“原生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中国没有进入摆脱普遍贫困的消费社会），但在开放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伴随资本转移而来的西方“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对我们的影响又是实实在在的。 最后，当下极速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引发全球物质生产方式的新变革，进而引发世界文论新的“技术转向”，我们克服跟着西方走和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化解文化时空和社会结构错位迎来了重大契机。 世界文论历次转向，其实与物质生产方式变革或工业革命相关，也与技术尤其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转型相关：（1）与“语言（学）转向”相对应的是印刷技术，大致可以将这次转向视作安德森所谓“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2）与“文化转向”相对应的是不同于印刷技术的新的电子传播技术如电影、广播、电视等。代表文论“文化转向”的所谓“文化研究”，其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阿多诺主要谈的是广播、电影等，本雅明主要谈的是电影，而从麦克卢汉和伯明翰学派始，文化研究越来越主要谈电视——“电视”乃是文化研究的最主要对应物，并因此可将其基本范式称为“电视范式”。（3）与当下正在经历的“技术转向”相对应的首先是不同于“模拟信号”的“数字信号”技术，与此对应的技术载体是建立在二进制数字技术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人工智能应当是“数字信号”技术发展的极致，“互联网范式”尤其“人工智能范式”已大大不同于“电视范式”，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转换范式。由此来看：（1）从文化生产、传播技术看，在“文化转向”涉及的电视文化的发展上，中国比西方要慢半拍；而在与新“技术转向”相关的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的发展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中国现在是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互联网大国。（2）如果说“文化转向”主要只涉及信息技术的极速发展的话，那么，新“技术转向”绝不只涉及文艺、文化，还涉及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复兴重要的现实基础，而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上，中国与西方也几乎同步。（3）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是中国文论在当下世界文论新转向中进行自主创新、坚定理论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总之，回望40年文论的发展历程，瞻望其未来发展前景，如果说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中，中国文论或多或少存在跟着西方走的不足，那么，在当下新“技术转向”中，中国文论迎来了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技术转向”所涉及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按摩尔定律“指数级”增长，并正在引发全球物质生产方式重大革命，深刻改变着包括文艺、文化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而与这种指数级速率相比，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遍显得滞后，比如我们文论界很多研究者至今依然操持着西方“文化转向”中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没有意识到这些后现代“范式”对当下新的社会文化实践已经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因此，在自觉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动新的“技术转向”和文论范式新转型，抓住中国文论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就不仅仅是增强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的现实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