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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记忆都挂在一棵榆树上，那棵榆树会长成什么样？ 那是我大概八岁的时候冒出来的想法。那一年很特别，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榆树是我所能认识的最好的树种，不单长榆钱，榆树皮还能做糙面的黏合剂，能让杂面条变得滑溜溜的。记忆都挂在榆树上的局面我想过很多次，像青虫，吐一种银色透明的玻璃丝。它长长短短在榆树上越挂越多，什么时候挂满了，人大概就成熟了。 至于成熟了以后如何，我从来没想过。 上小学遇到了一位非常严厉的孟淑兰老师。那时小学校址在一所大庙，廊上有大红的柱子和花岗岩石阶，可我们用的课桌，是用砖头垒砌的，大家上课都坐小板凳。因为隔一段就有场运动，所以我认真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运动的内容。诸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潮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这位孟淑兰老师教我们写生字，记日记，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把那些生字记得牢而又牢。写的日记大家轮流朗诵，我只写了三行字，居然成了范本。似乎是参加劳动的心得体会，还记得有“满头大汗”四个字。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位大杨老师叫杨德海当班主任，是个宽和善良的人，课堂纪律一乱，他就给我们讲“一车高粱米换33个伪军”，同学立刻像猫一样老实。内容我已经忘了。有个叫张玉宝的同学欺负我，说我哭是无能的表现，大杨老师斥责说：“就你有能！” 五年小学发生过不幸的事，让我曾经深深地忧伤。考珠算时往本子上记数，被同学告发是在验算，被老师提拎到了办公室。就是被那位孟老师冤枉，所以我发誓不上学，是母亲举着棍子把我赶到了学校。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叫绝望，无路可走了，又无路可走了。体育课跑不快，跳房子跳不过人家。我从小就泪腺发达，比林黛玉眼泪都多。十一二岁的时候拿到了一本没有封面和目录的《红楼梦》，我每天放羊的时候就看这本书，只记下了“尤二姐吞生金自逝”，讲给无数个小伙伴听。能囫囵个儿地看，大约得益于那位孟老师反复练习生字。 大杨老师很早就去世了。他成分不好，很多年抬不起头来。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清瘦的红脸膛，穿中山装，戴蓝布帽。不知为什么有一口侉侉的外地口音。 读初中时的记忆就明亮了。因为不单可以写长篇作文，还可以毫无挂碍地看书。公社广播站跟中学隔道墙，我是广播站的三个学生通讯员之一。当时的班主任叫杨泽清，也是个严格要求的人，他讲课的时候习惯把右手的食指横起来，在鼻子底下搓一下。我们初中三班是模范班，所有的荣誉都能争取来。我第一篇广播稿就写的是他，题目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章有小标题，好多字。因为一个广播时段就播这一篇稿子。还被推荐到县广播站，在那里播。后来我又当县广播站的通讯员，获奖得了个压力热水壶。杨老师教数学，还有一位王福珍老师是知青，教语文兼音乐，长得非常秀气。我喜欢语文也与喜欢她有关。 村庄离学校三里地，我们在田地中踩出一条对角线，节约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上学放学，我身边总有固定的小伙伴听讲故事。那些故事有的是书中看来的，有的是我编的。初中上了两年，毕业时我读过的书已经有148本。那些书名都被我记在了小本子上。哥哥从厂里的图书馆借了书来，上半夜姐姐看，下半夜我看，早上哥哥又拿去上班了。记得很厚的一本书叫《沸腾的群山》，也不知半宿是怎么翻完的。看书成痴成迷，也没觉得有多少教益，只是多了谈资。溽热的午后睡不着，我背诵《金光大道》的篇目。第一章：小苗绿油油。第十二章：节外生枝。或者背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内容。因为知道浩然是故乡人，对他的作品格外青睐。后来他当《北京文学》主编，邀我在潭柘寺参加过一次笔会。为这次会议他还专门给我写了封长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尽显一位长辈的殷切之情。 三年高中读完，觉得心里有些底数了，开始往外寄稿子。稿子寄出去三天，就有意无意地等在邮递员容易出没的地方，假装干别的，却支棱起耳朵听他喊我的名字。那些年退稿真是如洪水凶猛，让我觉得非常没面子。母亲不识字，可她能准确地把我的退稿信拿回来。有一天，母亲在炕上做棉被，看我进来，随手关上了收音机。我问她听的什么，她说是杨朔的《荔枝蜜》。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对，她还说，那是篇散文。 拒绝高考（学文考理），美其名曰想深入生活。当了半年小社员后生产队解体，来到了村办服装厂，每天干15个小时的活。那些写写画画的纸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是有字的纸，母亲从来不动。她觉得我写几个字太不容易了。老五叔只是同姓五叔，戴瓶子底厚的眼镜，说话慢吞吞。有次他在薄暮中立在稍门门口，说，吃了吗？哦，是电线杆啊。这是真事儿，我亲眼见的。我最早发个豆腐块，是唐伯虎与祝枝山的和诗趣谈，就是他提供的素材。拿了几块钱稿费，我给他买了两斤绿豆糕。后来我几篇小说都有他的影子，生活中你记忆深刻的人，会喜欢多角度诠释他的内心。 1988年，我终于正儿八经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盛夏》发在第4期《上海文学》，《独身女子宣言》发在第10期《天津文学》。转年九月，天津作家协会给我开了研讨会。再转年，我成了正式国家干部。等于是用十年的劳动换得了别人的两年中专或三年大学的资历。然后是一段漫长的写写顿顿的旅程，其实每年都能发两三个中篇，可稿子总是误打误撞。参加过一次职称评定，可因为狼多肉少，发誓再也不评了。不评工资就受损失。于是写散文、做专栏，到年底坚持发一个中篇，有两千七八的稿费，用这笔稿费交取暖费，我坚持了好几年。 跟别人不一样。创作与生活发生关联，这样才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我觉得，我是个有烟火气的人，从没有大的野心。转眼到了2013年夏天，我在市委党校学习。偌大的院落里经常形单影只走着我一个。别的学员都回家了，只有我离家远，一周回去一次。来到了陌生的环境，有一种莫名的感伤。写了一个短篇，改了一个中篇，就是首次发在《收获》的《玲珑塔》，是一家省级刊物约的女作家专号的稿子，写完了终审却没通过（现在想一想，我多么感谢他们退稿啊，所以有时候退稿不完全是坏事，意味着你会有更好的选择和机会）。闲着没事稿子翻出来重新看，觉得人物、故事、语言都出挑，于是给了《收获》，于是在几天以后接到了编辑长长的修改稿子的电话，然后是长长的等待。我对自己说，这个稿子如果能过审，我就继续写。如果过不了，我就换种生活。实在是被文字牵扯得太久太久，有种说不出的灰心和疲倦。 两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夏天过去了，秋风打着呼哨来了。我表面心静如水，内心却有种若隐若现的煎熬。说有期待也可，说没期待也行。什么结果对我都是好的。我对自己说，你生活安逸，工作稳定，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十一月，有了终审的消息，就像哗啦打开了一扇窗，原来我还那么想写，想那么投入地写。于是接连写了《李海叔叔》和《士别十年》等多部中篇，前者名列首届《收获》排行榜榜首，并拿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后者拿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如果有人问我感受是什么，我会说，过去经常有种游离感，是种习焉不察的状态。那些感觉好的岁月脑子里都是文字，可是也荒废了很多年。 过去退稿能退到心惊胆战。而现在，有一两家退稿甚至很侥幸。我有一种奇怪的心理，稿子发了，就属于别人的了。没发的稿子才属于自己。有一个中篇被许多家退，可我就是觉得它写得好，旅行了很多年。人旅行都不是坏事，何况一篇稿子。所以我有句话常说，我好好做人做事，就不信命运不给机会。 小说写人是不错的。那些人物一定在你的视线之内。所以我特别感谢给我提供了生活原型的人。就像这部《天堂向左》，如果没有朱千叶，一切都无从谈起。 摘自《北京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