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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意犹未尽地读完《万物春生》时，脑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闪现出一个句子：“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这个场景或者这幅画面极有可能来自“万物春生”这四个字的直接刺激。不得不承认，林为攀又一次成功地勾起了我的乡愁。 《万物春生》以极具浪漫化的笔法将作者童年的生活经验糅合在绵密的虚构之中，无论是鸡鸣犬吠还是乡间闲谈，无论是白云游鱼还是趣闻轶事，都在这文本之中横行游弋，点缀着、构成着、完成着这幅作者苦心孤诣建构的田园图景。《乌鸦巢》的神秘悠远、《孵石》的天真幼稚、《叠星》的天马行空、《电鱼》的惊险刺激、《月亮坝》的烂漫任性、《玩具》的幽怆悲戚、《方圆》的刺骨现实、《嫁接》的淡薄人情、《赴墟》的孤独旅程、《不祥鸟》的谶纬悲鸣、《禁忌》的荒诞不经、《船灯》的尘埃落定，这12章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一帧帧，一幅幅，让人沉迷。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这是《尘埃落定》的开头，巧的是，《万物春生》同样是以一个“傻子”的视角来观照世界。“我”的感觉异常灵敏，能从极其细微的表情、动作、对话甚至景物的变化当中察觉到常人所不能体会的东西，当然在最后一章，“我”又蜻蜓点水地提到这一切不过是“我”的虚构游戏，但真真假假之中，那些乡村生活的真实印记早已留在读者脑海中挥之不去。当然，所谓的归园田居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演义，这个场域之中，矛盾才是最主要的。且不说“我”家庭内部的种种罅隙，即使周围各种人物，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比如倪姓与吴梁李温之间，比如新旧孩子王之间，等等，这些人物关系形成有效的叙事张力，有别于人头攒动的城市之海，这是乡间最真实的生机。这些生命力是自然的、坚韧的，有别于在狭窄的城市空间中压抑的那种反抗。我们无从猜测作者写作的初衷，但是蛰伏于繁华北京的作者到底下笔还是写了故乡。在钢筋水泥的大都市面前，故乡是既虚幻又无比真实的，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并不如在思维中那么洁净，但确实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或片刻抚慰了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所感受的巨大真实。 老实讲，“嫁接”理论并不是那么有力，在繁芜的叙述中，作者其实已经淡化了所谓的主题，任性地将一切“思想”淹没在泥沙俱下的想象之中。所以我们看到，林为攀小说中的闲笔非常之多，一方面这是天马行空想象能力的有力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叙事技巧又恰如其分地分割着读者的阅读惯性，造成一种阶段性“缝合”的阅读快感。譬如在第一章《乌鸦巢》中，前面几段都在叙述族长摘乌鸦巢这件事，当叙述者作为第一人称出现的时候，文本重心就转入了对奶奶的描述，奶奶的眼睛、热心肠、对小事的专注、对人生的怀疑，一直到“这双由布和针线组成的鞋，就像窗外那个乌鸦巢”，才又将重心回到了族长。之后，“我”去给姐姐送手套时，中间又花了大量篇幅来写“我”捏雪人、为了长大做的一些趣事的回忆上，直到“还未沾上雪的衣服就这样让我明白了这块会动的石头原来是我的姐姐”，才又回到故事重心。而《电鱼》一章，几乎一整章都在叙述与主线毫不相关的乡间趣事上，直到最后才又将故事的主线与前一章缝合。在情节并不十分复杂的文本当中，这些闲笔有意无意地填补着叙述空白的同时也营造着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又为主题所服务。通篇来看，有“心智不全”之嫌的“我”所做的种种幼稚举动，其实无不带有一种“宣战”意味，父母以及奶奶对我的无限包容，挤占了对于姐姐的善意空间，这种悬殊的对比下，姐姐的生存状态更令人唏嘘。其实，《万物春生》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都带有一种“柔弱”的特征，第11章中提到，爷爷因为历史原因成为村子里最不受欢迎的人，在家里也并无更大的话语权；而“我”是个“傻子”；爸爸是入赘而来，虽然爆发了几次和外人的冲突，但都充满了为尊严而战的意味。 “老师怀念的是一个美化的乌托邦，不是真正的山村，就像后人能从陶潜的诗中感受到田园生活的乐趣，但要让后人真的‘荷月带锄归’无疑痴人说梦。”于是我们看到，真正承担起“复述”这田园生活角色的不是父亲的老师，而是父亲的“傻”儿子，这对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身份重叠。“傻子”往往是先知，这让我想起《秦腔》中的引生。“我”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在故乡的花草虫鱼中、在思维的肆意流动中，成为一个疯癫的英雄，揶揄他人的遭遇，怜悯姐姐的委屈，对恶反唇相讥，怀揣着小小的善亦步亦趋。而作者就像那个制造梦境的人，在漫长的思绪中，捡拾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就像那浪漫的“叠星”——熠熠发光的灵感碎片：“最后我用一根筷子把这些鸡蛋壳串起来，好几个夏夜父亲抱着我在屋檐下歇凉的时候，看到我手里的这串鸡蛋壳，都会把破碎的鸡蛋壳边沿比作天上的星星。” 《万物春生》的结尾是终结也是开始，姐姐的最终长大意味着“我”的童年的最终幻灭，迎接“我”的是猝不及防的成长洪流……这与作者的写作历程又如此相似，“田园三部曲”之后，我更期待一个拥有更多写作可能的林为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