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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而观之，学界关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社会转向”的说法有待商榷。认知语言学对社会维度的研究早就有提及，不是“转向”问题，至多是一个论述“不足”问题。 自认知语言学发轫以来，学术界对认知语言学忽视社会维度的批评声音就一直不断，先后出现了主张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两大学派——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和社会认知语言学（sociocognitive linguistics）。认知社会语言学以Geeraerts和Cuyckens等人为代表。2007年，Geeraerts和Cuyckens在《牛津认知语言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中详细谈论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问题。他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应当关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变异视角，重视语言变异、区域变异等方面的研究。2016年，Geeraerts又在《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杂志撰文，在认知语言学“两大承诺”——普遍性承诺和认知承诺的基础上补充了“社会符号承诺”，并认为人类语言的描写和解释应当与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地位相一致。社会认知语言学由Croft于2009年在《走向社会认知语言学》一文提出。Croft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在于描写和阐释言说者和言听者语言知识的社会互动机制，这些互动机制源于合作行为、协同和规约等一般社会认知能力。不难看出，二者在基本主张上虽略有差异，但都认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忽视了社会文化维度的研究，应当对此予以关注，主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 关于“社会转向”的讨论升温 近年来，关于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问题的讨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2016年，《认知语言学》杂志开辟专栏，讨论认知语言学的成就与不足。Divjak等学者全面总结了认知语言学发展至今仍然存在的“四大问题”，Dabrowska则总结了与认知语言学发展相伴的 “七大不足”。在这“四大问题”和“七大不足”中，认知语言学研究对社会维度的忽视均位列其中。对于这次讨论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并没有作出专门的回应。 不过，早在2008年，认知语言学创始人 Langacker在《认知语法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书最后一章《与世界打交道》中就指出：“语言的认知观能否囊括其社会功能？对此有人存疑。然而，这些担忧不过是空穴来风。”另外，2017年，Langacker又在《认知语法中的理据性》（Evidentiality in Cognitive Grammar）一文中简单讨论了认知语法研究中的社会文化问题。他认为，所谓的“社会转向”毫无根据，认知语法对社会文化维度的研究是固有的，因为它主张“基于使用的”（Use-based）模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认知语言学对社会维度的研究是“转向”吗？ “社会转向”的说法不准确 通过认真梳理认知语法关于社会文化维度研究的一些文献，我们认为，关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社会转向”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一直以来，认知语言学的确从未脱离过对社会文化维度的关注，所以学界对认知语言学的这一批评有失偏颇。Langacker在《导论》一书以及近年相关讲习和论文中提出的关于社会文化维度研究的相关论点，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认识认知语言学对社会文化维度的研究状况。 语言是通过在社会语境中交互使用而学会的，互动体现为人际间的言语关系，其都是通过社会文化因素传递的。认知语法采用“基于使用的”语言研究观，强调语法构式是在人们频繁使用语言事件基础上抽象出来的。Langacker在《导论》第13章指出：“语法事件既是语言成长的摇篮，又是语言演化的熔炉。”因为语言单位都是从用法事件中抽象出来的，其在本质上就融入了社会文化维度。语言表达式意义有赖于广泛而多维的概念基底（conceptual substrate）。概念基底包括语境、观察格局（viewing arrangement）的效果和言语行为（speech act）等。首先，语言单位融入了社会文化语境。Langacker在《导论》第13章指出：“与语言相关的语境包含几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即物理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语言的维度。”也就是说，语言单位包括用于反映其赖以发生的语法事件的社会文化方面。譬如对“猫在垫子上”（the cat is on the mat）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唤起这样一个社会文化模式：猫是宠物，人们在家里养猫，默认的情况是一家只养一只猫。当交际双方的互动达成协同一致时，“猫”的指称功能就实现了。其次，观察格局体现了社会文化。不同社会文化下语言所体现出来的观察格局是不同的。如英语中“she ordered him to leave”，这句话体现为言说者和言听者对命令行为的描述，他们本身并不构成这一行为，因此二者都是交际主体，而不是行为的参与者。他们就像观众在看台上的表演。通过言语陈述手段，传递了某种“她”迫使“他”离开的社会及心理力。但对于“I ordered you to leave”而言，言说者和言听者却都变成了行为的参与者，他们就像台上的演员一样。最后，言语行为建立在文化模式之上。Langacker认为：“言语行为也是基于文化模式之上的。作为社会上已经认可的互动方式，这些模式作为认知域得以唤起，可服务于多种多样的语言目的。”“言语行为所唤起的文化模式代表了社会互动及言语互动的熟悉场景。”近年来，Langacker继续不断地讨论语言的概念基底问题。2015年，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讲座中对此作过详细的阐释；2016年，他在《认知语言学》杂志又发表《基线与阐释》（Baseline and Elaboration）一文，对此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语篇体裁是基于文化场景（cultural scenario）之上的，代表了熟悉的语言互动类型。Langaker在《导论》第13章认为，会话语篇就是社会性的、可协商性的，其实现往往有赖于多方的互动行为。会话是人类互动的产物，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因此，会话分析研究的操作机制自然对认知语言学社会维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概念化依赖于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世界。我们所栖息并与之打交道的世界不仅具有物理维度，还具有社会文化及智识维度。人类的概念化依赖于直接经验，也可以超越直接经验，既具有具身性，也具有离身性。Langacker在《导论》第14章认为：“我们谈论世界，尽管根植于直接经验，但却有一个心理建构体，其建构是通过抽象化（abstraction）、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及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实现的。”抽象化、概念整合及主观化等心理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身就融入了社会文化维度。因此，我们与世界打交道不仅有自我的亲身体验，也有自我的心理建构。 谨慎对待“社会转向”的说法 基于以上梳理，我们进一步认为，了解清楚什么是“社会认知”对于评判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讨论至关重要。1997年，Baron 和 Byrne 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出：社会认知就是我们解释、分析和记忆有关社会世界信息的方式。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获得三个主要信息：首先，我们日常所作出的解释都是由社会文化来决定的，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解释都是很牵强的；其次，我们所接触的社会信息都是被分析过的，也就是说，这些信息都是经过他人解释的；最后，我们所记忆的社会信息可因需提取。依照社会认知的定义，以上所梳理的关于认知语法之社会文化维度研究的观点，可认为是一个解释、分析和记忆有关社会信息的方式。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的表征实现的，因为语言活动（互动）、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语篇体裁等都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基础上的。 综而观之，学界关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社会转向”的说法有待商榷。认知语言学对社会维度的研究早就有提及，不是“转向”问题，至多是一个论述“不足”问题。依照Hawking和Mlodinow哲学著作《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中的“M理论”，任何理论都不能“包打天下”，都只是对某一方面的格外关注。因此，我们对目前学界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问题还需要认真审视、谨慎对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宁夏回族花儿的认知体验及英译研究”（16CYY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宁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