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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坛有个毛病，一说创作方法，总会搬出一大堆“经典”，尤其是那些“洋经典”，什么“表现主义的卡夫卡”、“超现实主义的安德烈”，左一句“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右一腔“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似乎这个世界上的好作品必须经过一些外国的“主义”来熏陶，方可能成为好作品似的。我当然相信，中国的许多作家多少在自己的创作中参考或模仿了一些中外名家的经典作品，并且有所收获。然而，文学创作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创造和创新就不可能有自己本民族的和自己所处时代的代表性经典与文本。道理并不复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不可能去讨教任何一种“洋”式文本，曹雪芹也肯定没有照着哪一部国外经典去写他的《红楼梦》。 我们从来不否认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包括文本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犹如语言一样，真正的优秀文学，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都可能会创造出自己本民族的独特文本，这是每个时代的不同性和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与自身文化的不同性决定的。中国今天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更没有外国模式，完全是自我革新、自我觉醒、自我崛起引发了自身的超常进步与发展。短短的40年时间，不仅完全改变了国家的形态，而且让13亿人的精神与思想及物质方面，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远远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波澜壮阔的、令人心潮澎湃的，尤其它还是在一个和平时期发生的，且跨越的是人类其他时候的发展速度的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时空。比如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让一个小渔村深圳，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大都市；比如仅用20多年时间，在一片稻田和烂泥地里建起了艳过纽约、美若巴黎的浦东新区…… 面对这样的国家进步、民族辉煌，以及人民生活的丰富奇彩，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去“参照”和模仿哪一个国家、哪一部先前已出版的作品呢？写战争题材、写乡土景象、写井市生活，或许你还可以从托尔斯泰或者从巴尔扎克、雨果或者卡夫卡、马尔克斯那里获得些借鉴，但写今天的深圳生活、浦东崛起这样的题材，不用说在巴尔扎克、卡夫卡那里获到任何可对应的生活，即便在鲁迅和巴金等中国同行那里，也照样找不到参照和照搬的文体模式。因为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表达方式，包括读者的阅读品味和情趣，都在不断的变化。作为书写和记录本民族时代生活的作家，他的文字和语言，尤其是文体，总是随着所在时代或所在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自觉的，不由作者的个人意志所转移，它是文学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的成长特征。中国许多读者都喜欢《静静的顿河》，也常常听人对中国的作家说，希望你们能写出《静静的顿河》。然而，《静静的顿河》只能是俄罗斯的，也只能是肖洛霍夫的，就像《红楼梦》只能是中国的和曹雪芹的道理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可能有肖洛霍夫，当然现在也不可能有曹雪芹，自然也不会有《静静的顿河》，也不会再有《红楼梦》了！然而，我们也不用担心当代中国或者说未来我们读不到好作品、出不了经典作品。其实，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在创造着不同的文化精品与经典作品。文学同样如此。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缺少了一些基本自信，以为只有被列入教科书后才算得上“经典”，或者非要获得一个让国际上承认的什么奖才算是经典了。其实不然，现实中我们有不少好作品已经在大众或读者中广为传播，只是时间和公众的认知的问题，一旦这些不成问题时，经典自然而然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鲁迅、茅盾和巴金等我国的文学前辈早已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也一再告诉我们，民族的真正好东西，是这个民族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真正的“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中国的文学要想走向高峰，创造新时代的经典，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充分自信中国自己创造的文本，并且高扬着它走到世界面前。这是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速度和进步完全不同于所有任何时代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模式包括文学文本在内可以让我们搬来解释和记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2018年因为我创作《浦东史诗》，有机会对新上海和浦东开发开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现场观察，上海的浦东崛起仅用了20多年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建起一座经济总量达到建城200年上海老城、现代化程度赶上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国际著名大都市，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人民都获得巨大的财富与幸福感。这种进步和进步中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与情感交集，同样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书写浦东这样的史诗，可以说找不到一种能借鉴的文学文本，甚至连经济、社会、政治和哲学的任何教科书都找不到，因为所有人类文明的经典中找不到浦东模式。怎么办？难道我们只能等到别人或别的国家作家创造了什么文体后再去模仿？那只能是虚无的梦。 如果说《浦东史诗》在文本上有一点成功的话，是因为我在创造时清楚地意识到：浦东崛起与浦东模式的经验只属于我们中国的创造与创新，这样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成果，如果用文学来表达，那么它也只能由我们民族自己的文体去写好它。正是怀着这样的自信和判断，我才在采访调查和动笔书写时，没有了那么多“条条框框”，也从没受任何“经典”的影响，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与感悟，以及对上海、对浦东的认识与理解，并且尽可能地调动各种文学技能，记录和展示浦东开发过程中高层决策者的“人”的行为，以及作为建设者们的“干事的”人的行动与正常情感。我们一说某一地方的发展与进步，通常会赞美它是块“热土”，而之所以“热”起来，是因为一批批决策者、建设者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情感和牺牲换取来的、燃烧起来的。在采访和写作的日子里，每每走过黄浦江、走到“世纪大道”、走近一幢幢摩天大厦，我的眼前都会浮起邓小平等几代领袖们为大上海当时的困境而吃不香、夜不眠的情形，以及一批又一批开拓者、建设者们为一座楼宇的奠基、为一个项目的招商、为一户搬迁居民的诉求而奔波、操劳甚至流血、流泪……而在此刻，所有的书写能力与书写形式，都会如滚滚的黄浦江大潮汹涌而出，诗的、抒情散文的、远古民歌式的以及最时尚和现代的浪漫笔调，都会聚集于一纸，或梦幻般的拟人手法，或碑林式的伟人展现、或战场式的跌宕起伏、或高山流水般的吟唱，等等，只要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现改革开放的所有艺术形式，都会在文中铺叙与共辉。而最后所形成的文本，就是我所想要的“史诗式”的有史更有诗。 我自信，在已有的文学经典中不会找到像《浦东史诗》一样的文体。它只属于当代中国作家，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经验一样，别的国家或许能从中学到一二，但永远不可能学到全部和本质。事实上，在创作《山神》《国家》等作品时，都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借鉴。因为中国的国情和时代及社会形态与其他国家不同，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从其他国家的作家那里获得文本上的借鉴。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文学想在本世纪获得世界文学的高峰地位，创造和创新中国自己的文本，恐怕是一大带有本质意义的重要任务。 我们应当有其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