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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源起于百年前胡适去西方的一次“取经”。取经的文化路线也十分奇特，胡适对美国意象派的宣言着了迷，直接引为他《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他也许并不在意庞德的意象派，恰恰起于中国古诗和文字的影响。取经产生了两个奇效： 一，“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胡适语），固然没令书面语完全等同于口语，但两者的距离，远远近于文言文与口语；二，作为西方因素的现代性，在白话文学中扎下根来，成为当代文学的必备遗产。辨认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东西源头，会有助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路向。比如，白话写作施加给诗歌和小说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白话译诗哪怕再忠实于古诗词，却难以让我们复现和领略，陶渊明或李清照等诗人作品的诗意和高妙。面对古诗词，白话俨然成了“外语”，会译马成猪。这也逼得白话诗，不得不去西方寻找启发，也注定白话诗这只脚，比白话小说在西方文化中陷得更早更深。当白话诗经李金发、《现代》派、穆旦以及第三代之手，靠模仿和变异，走完西方从十九世纪象征派，到当下后现代的全部历程，并把西方二十世纪的诗歌趣味，奠基为白话诗的基本趣味，中国小说却只短暂经历了施蛰存的《现代》派，和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洗礼，如白隙过驹。这样一来，包孕着二十世纪西方小说趣味的“先锋”，或说“现代主义”，并未成为当代小说再出发的起点，相反，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当代小说还是把一颗现代之心，紧贴着西方的十九世纪小说，在那里找到了中国当代叙事的归宿感。 为什么会是这样？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彻底走完西方现代诗整个历程的白话诗，注定又像当年庞德发现中国古诗那样，发现了中国古诗中的宝贵传统——意象。意象固然不是中国古诗的独有，但唯有在中国古诗中，或说在东亚古诗中（包括日本等），意象才实现了赋予诗歌的巨大魅力，它使简单或明晰的事物，有了无法穷尽的意味。当然，如何在体现现代性的前提下，创造出符合中国审美趣味的现代诗意象，则成了新世纪一些优秀诗人的主要目标。这时，中西已经交融在一起，中西在诗中的配方比例，因人而异。在胡适“发明”的白话诗前行百年时，还是民族性格为白话诗再次选择了中国意象。中国意象的明晰和生活化，让读者感到诗歌就在他们身边，西式诗歌与生活的鸿沟，让位给中国诗歌与生活的交集，这是中国古代诗人就有的心得——因为诗人没有忘记把目光投向生活，使得原本离现实很远的彼岸，通过神奇的意象，与生活事物合二为一。我认为中国古代诗人是勇敢的，是他们把充满杂质和俗气的生活，变成了诗，佐证了诗是跟随着诗人的眼睛，而不是跟随着事物，诗人的目光能点石成金。无需置疑，这样的“中国传统”再次出现在新世纪，我把白话诗中正在恢复的这种思维，称为“生活诗学”，本人也是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 中国当代小说在深入现代性的层面，远逊色于中国诗歌，原因不是小说家们草率了事，而是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大潮战胜了小说家们的自信，甚至信念。当时，面对尚无中等收入阶层的大众社会，不得不靠十九世纪的小说形式，勃兴小说市场。而诗歌四十年来的历程，与小说截然不同。诗歌起先只专注自由的探索，完全放弃市场，直到新世纪，市场中的读者，才再次“发现”了诗歌。这些在市场中渴望诗的读者，实际是诗自身培育出的读者。诗歌数十年在市场上的稀少，已令诗歌背上“无用”的名声，直到它又变得“有用”。这就可以理解，始终扮演“有用”角色的中国当代小说，为何发展得不如诗歌自由、多元，宁可把自由、多元的美学体验，让位给类型小说、网络小说。新世纪以来，中国类型小说创作的丰富、多样，便是佐证之一。观察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市场，可以发现，只有译入的外国小说，才真正向读者示范着严肃小说的多元探索。数十年来，它们犹如是对读者进行的小说课教学，令新一代的读者审美，开始接近国际小说市场。译本《洛丽塔》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无人问津，到本世纪的畅销，即是一例。 类型小说的多样化，并不等于严肃小说的多样化。因为严肃小说嗅出市场，是在写实和自然主义横行的九十年代，之后就算频频面对“无用”的质疑，它还可以不直接去面对真正的市场，可以缩回文学杂志筑成的文学界，就像寄生蟹缩回自己熟悉的壳里。而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一旦被质疑无用，那就等于说，它探索的春天即将来临。其实没有一个读者是不需要培育的，关于这样的培育史，中国当代诗歌已给出了良好示范。一旦小说能投身于发现可能性的亢奋，那些原本就富于想象力的中国故事，才可能产生超越国界和时代的美。直到这时，我们和古代写章回小说的同行，才算有了真正的共识。他们把最早由客僧译出的佛经故事，经过富于民族性格的选择，演变成志怪小说，再通过“遗忘”它的外国血统，化身为中国独有的章回小说。我认为，我正感觉到的那种境界，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当代小说也一定能达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