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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某个下午，英国人葛骆和他的同伴乘舢板从上海公济医院出发，于次日晚抵达苏州。他们在苏州的郊区溜达了两天，亲见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 在牛王庙，葛骆看到200多条野狗，一打听，居然来自上海。原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出台规定：凡无主野狗，抓获即处死。此举引发本地人不满，经妥协，这些野狗被送往苏州，算是大难不死。途中，葛骆隐约听到“外国女子”的歌声，细瞧，居然是几个年轻男子发出的，他们正在打磨眼镜片。想来，模仿洋人歌唱是为了解闷。时值清明，按习俗，清明第一天只能吃糕点，不能做饭。但葛骆注意到，很多人并没有遵守这个规矩。他据此判断，传统习俗“正在慢慢地消亡”。周一早晨，葛骆一行人返程，这次坐火轮，只需半天就回到了上海。 以上场景，出自威廉·R·葛骆的《环沪漫记》。葛骆，英国人，1859年来沪，在海关工作，兼任公共租界的领班救火员。这位葛骆先生显然喜欢旅行，且偏爱坐船，每逢休息日，他便以上海为起点，沿苏州河做环沪游。初版于1905年的《环沪漫记》，相当于他的旅行笔记。但这不是一本走马观花式的旅行笔记。葛骆观察之细腻、记录之用心，使此书在百年之后，成了一部“风俗志”。 这部风俗志，为后人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信息。据此，我们几乎能绘制出一幅晚清江南生活的风俗画。 当时，人们从上海市区去往周边，通常像葛骆那样，选择水路。这种出行方式，首先是便捷。从今天的北苏州河路蜿蜒至外白渡桥，再到董家渡，苏州河-黄浦江沿岸码头林立、舢板众多，基本是客满即发船。其次是经济实惠，工薪阶层承受得起。当然，舢板速度慢，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到苏州都要30个小时。不过，此时苏沪间的火轮已经开通，如果手头宽裕或者赶时间，不妨考虑这种交通工具，那就只要半天工夫。 葛骆还记录了另一种方式：雇用汽轮拖着小船走，费用为四枚银元。这个价钱，差不多是普通人好几个月的收入，一般人很难承受。况且，汽轮未必能提高效率。照规定，一艘汽轮最多拖四艘小船，可为了挣钱，经营者来者不拒。某次，葛骆雇的汽轮竟拖了九艘船，严重影响船速。 好在，一旦到达目的地，葛骆的情绪就复活了。他打开全身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当地的风土人情。葛骆的足迹，包括今天上海的市郊及周边地区，如川沙、奉贤、金山、苏州、杭州等。 他首先描绘出的，是一组组“乡镇生活图景”——田地/农民，河网/渔夫，作坊/匠人，集市/商贩，寺庙/信众……空间是传统空间，在空间里活动的人，从事着传统职业。而稀奇古怪的传说，就通过这些人在空间里传播。葛骆耳闻的就有火烧灵眼树、出巡神船、渔夫和水鬼、乌鸦的报复等等。 这表明，直至20世纪初，上海周边地区仍然属于农耕文明，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仍然由耕种、渔猎、赶集、鬼神等构成。这与正处于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市区，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不过那时候的“市区”，面积比现在小得多。葛骆逛过一个集市，商贩以售卖木制品、竹制品等传统货物为主；小吃保持着本地风貌，有油条、煎饼、粢饭团等。倒是算命先生与时俱进，用西洋镜和留声机招徕顾客。而这个集市，就在静安寺，当时那里还算“上海西郊”，在葛骆眼中，它同其他乡镇无甚区别。 看来，“都市性”并非上海的唯一面相。作为“魔都”，上海是多种空间和文化并存的——既有传统空间，也有现代空间；既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你很难简单地分割。 实际上，在表面的不变之下，乡镇的细部正悄然改变着。本文开头引的那段见闻中，有年轻男子学外国女声，葛骆由此推断，他们应该听过“洋人唱歌”。这说明西方人早就来过此地，并留下印记。旅途中，葛骆还时不时遇到会讲两句“洋泾浜英语”的人。他们有的在上海打过工，显然是那时学的；有的，可能就是回沪老乡教的。这是语言的变化。人们在清明节开火做饭，则反映了习俗的变化。此种变化因何而起，值得探究。 接受新事物也是显著的变化。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坊间就流传着“照相勾魂”的说法，不少材料显示，这种“勾魂术”令中国人恐惧，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葛骆则提供了新视角。他笔下的乡民，对这个西洋玩意并不像今人臆想的那般排斥。面对镜头，起初他们也恐慌，不过等葛骆按下快门就放松了，多照几次，很快习以为常。在黄渡镇（今属嘉定区），葛骆参观了一座兵营，给正在打靶的士兵拍照。操练结束后士兵围拢过来，抢着要印有自己形象的照片。他们对摄影充满了好奇，既不害怕，也不扭捏。 这两个例子似乎说明，经过数十年传播，摄影术已逐渐“去魅”，正在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联想到晚清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皆有影像传世，此话应不算夸张。 以上，我只是就阅读过程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段落，做了点扩展阅读。书中还充盈着大量细节，涉及民俗、器物、地理、传说等等，有心人如果结合其他文献进行文本细读，必能将清末江南的生活图景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得以“故地新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