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就是一个个历史的意外和一个个人生的意外，并以此构成了这一出“刻骨铭心”的传奇大戏。大戏落幕，人物退去，历史依然值得回味，但人生早已是几度春秋。 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出版之前，叶兆言新出了一本散文集《无用的美好》。收在这部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作者讲座的讲稿，文字率性洒脱，语言诙谐幽默，带给人一种朴素而自然、睿智而生动的“美好”感觉，从中可见叶兆言的人生观和文学观。 叶兆言在《刻骨铭心》第一章里说道：“过去这些年，小说越来越少，散文越来越多，有评论家已把我归类到了散文作家行列。”这是小说里的表述，似乎也是天然的现实。印象中，除了前几年的《很久以来》《去雅典的鞋子》《滞留于屋檐的雨滴》等几部作品，叶兆言用力所在，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在小说。 但《刻骨铭心》甫一出来，这种被遮蔽的假象也就不攻自破。叶兆言还是写小说的那个叶兆言。 叶兆言的小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夜泊秦淮”系列，写秦淮河畔的名士和名人，写历史上的佳话和佳人，也写凡夫俗子，写的却是世态炎凉中的险恶和冷暖。是秦淮把叶兆言和南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是秦淮让叶兆言自己一直觉得十分苦恼，好像离开了秦淮、离开了南京，他就不存在了一样。 但从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叶兆言的小说与南京是不可分割的。之前的小说是，《刻骨铭心》也一样。小说开头一句即是：“1926年8月的南京，立秋过后，天气还是热。”南京的热是出了名的，因此，这短短三句话，时间、地点、气候，交代得清清楚楚。简单利落，不拖泥带水。小说中还写到了许多南京有名的地段，以及南京的吃食、风俗，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看似无用，实际上是附着于生活和生命上的鲜活体验。 叶兆言的小说有很强的辨识度。这是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现在的作家似乎不太重视这个了。这个辨识度有时候很简单，比如一个地名，一座标志性建筑，或者一种民俗风情；有时候可能会难一点，比如要通过语言，一个作家叙事的腔调、表达的节奏、字词的建筑等等，从而确认一个作家的风格。 读叶兆言的小说，尤其读《刻骨铭心》，时时会有一种悲伤弥漫而来，那就是：在历史的巨轮之下，人终究是太渺小了。爱是转瞬即逝的，恨也是容易转移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既重要，也不重要。阔大的历史最后显示出的是一个人存在的虚无。 但为什么小说还要有历史感，就是要通过历史来观照当下，通过历史中的人与事，来考量今天的是与非。写历史，其实也是在写当下。 不过，小说和历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感情记忆。历史是骨架，小说是血肉。历史的虚空需要小说来填充。比如《刻骨铭心》中，那些在小说中四处横行的历史，其实好多都是我们熟知的，但仅仅知道了这些历史，是没有大的用处的，历史教科书里，不会为我们提供那个时代最为真实和生动的生活样态。因此，小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有评论家说，好的小说家，是能把假的写成真的，相反，蹩脚的作家总是把真的写成假的。当下的许多小说创作，的确是蹩脚到让人拍桌子骂人。好的小说家，也能把他人写成自己，把自己写成他人。《刻骨铭心》这个看似和整部小说无关的开端，实际上也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思考。叶兆言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呢？我想，是作者自己和外在人物的相互融合。萨义德说，“一部小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按照一种被作者和读者同时默认的发展逻辑演进。”如果以此考虑，叶兆言这样莫名的开端，的确体现了一种开放而可能的小说写作。 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一种现代的小说写作。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偶尔尝试一下，似乎也未尝不可。“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不同，它深入的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写的是人类内心那种极为隐秘而细微的经验，那种不安、恐惧、绝望，根植于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是一种新的存在经验，也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主角。在这个内在的人里，作家追问存在本身，看到自己的限度，渴望实现一种存在的超越，并竭力想把自己从无能、绝望、自我沦陷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来。”《刻骨铭心》的写作，是叶兆言在追问历史、追问生命、追问存在本身。因此，我们再看他的小说开头，或许也就不觉得多么奇怪了。 叶兆言喜欢写爱情。王德威说叶兆言的小说汲取了解放以前的言情小说传统，这种传统的源头大致有二：一是张恨水等人的鸳鸯蝴蝶派；一是张爱玲开创的海派传奇。对此，熟悉叶兆言创作的人应该深有体会。《刻骨铭心》也写爱情，但这一次，叶兆言的下笔有些凶狠，几乎所有的爱情都在革命和现实的绞杀中化为乌有。但他笔下的爱情故事依然饶有趣味，依然荡气回肠，也依然刻骨铭心，但刻骨铭心的是爱吗？不，或许是恨。这部小说我读了两遍，其中惟一一次写到“刻骨铭心”，是冯焕婷的老婆瑞云临死前给女儿留下的诅咒。爱固然难以忘怀，但恨才真的刻骨铭心。大的历史对于个人来说是很容易遗忘的，但是具体到个人的情感世界，生活的点滴都艰难存在。 除了爱情，叶兆言还善于写世俗。他对于大历史的兴趣，其落脚点依然在人性、在生活。写不好生活，历史是没有用处的，写不好生活，小说就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优秀的作家，能够把俗写成雅，但一个失败的作家，可能会把雅写得俗。比如《刻骨铭心》中第二章有一个拍全家福时小孩要拉屎的场景，被叶兆言写得极为生动、有趣。想必拉屎这样不怎么上档次的事情，虽然是人的生理必需，但写到小说里，怕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厉害之处，生活的细节，包括最为隐晦的表情和事物，他都写得准、写得稳，而这些都是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物最为生动的毛茸茸所在。 历史小说不好写，一不小心，就容易流于枯燥和空洞。但叶兆言的小说，肌理分明、血肉饱满。《刻骨铭心》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场景，比如章太炎等人在桃叶渡旁的辩论，比如刺杀冯焕婷，也记述了许多鲜活的生活场景，比如照相馆里的各色小故事，比如茶楼里媒婆朱的“巧舌如簧”，比如二房东王胖子收房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却有一种可触可感的温度，一切看起来都是真的。再重大的历史，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细节，只能是枯黄的落叶，看得到纹路，却见不得生机。 对于历史，叶兆言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刻骨铭心》中即写道：“历史真相往往会被掩埋；被掩埋和遮蔽的真实原因，不只是因为后来歪曲，因为加工篡改，还因为当时就没有认真弄清楚。”历史能够弄清楚吗？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是什么？这些疑惑是巨大的疑问，叶兆言的小说关涉到这些重要的问题，但他显然不准备提供答案，也或者说，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 小说写什么？写故事，写人物，但最根本的是写人性。人性的善、人性的恶，人性的善恶冲突。比如鲁迅写国民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揭露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小说创作。叶兆言的小说里也有这样的痕迹，虽然不动声色，但也雁过留痕。小说中写到一个极其变态的男人郭小三被枪毙，专程赶去看的人十分多。但如果仅仅人多，其实也没什么，叶兆言的冷冽在于，他写到了别处。“而在看枪毙人之前，先在这里（马祥兴，作者注）大快一下朵颐，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一边津津有味地讨论。”杀人与“吃人”，其实到底是一回事。这显然比历史更重要。 与许多暮气沉沉的青年写作者相比，叶兆言的小说依然年轻，依然具有“革命性”。叶兆言说，“文学要革命，文学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为文学，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在他的笔下，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刺激而动人；那些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在历史巨浪的席卷下，跌跌撞撞，走入时间的迷惘之中。他们生存的时代固然令人怅惘，但他们的命运才更令人感叹。生生死死，全由不得自己。 人活着，有时真的可怜。小说，就是记录这可怜地活着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也是历史，历史就是小说。生活才是最大的真实。但人生的荒谬之处往往在于，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别人的样子。但这荒谬是含泪的，虽然它往往是一种笑的表情。小说里写到了绍彭的两个情人——职业革命家黄凤英和护士小周。本以为难以收场的局面，最终却落得一派祥和。历史荒唐，爱也变得荒谬。但有时想想，荒谬本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叶兆言写南京，写出了南京人的特性。当然，写的也是中国人的特性。《刻骨铭心》中写到，“南京老百姓已习惯了抗日高调，习惯了骂几声小日本，然后沉浸在琐碎的世俗生活中醉生梦死。”即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半个月里，谈论北方战事和篮球，依然是市民的主要话题。这到底是历史荒谬呢，还是人生荒谬呢，还是存在本身就荒谬呢？着实难以分辨清楚。 但好小说的魅力也便在此。虚构之所以是虚构，就是事情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人该在一起的没在一起，不该在一起的却最终走到了一块儿。意外，而巧合；偶然，而天成。《刻骨铭心》就是一个个历史的意外和一个个人生的意外，并以此构成了这一出“刻骨铭心”的传奇大戏。大戏落幕，人物退去，历史依然值得回味，但人生早已是几度春秋。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