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血性抒情到贤良方正 朱朝敏：我们先从您最新出版的《黄冈秘卷》说起，《黄冈秘卷》书写黄州大地上的一段历史，我们的父亲“老十哥”一生的命运，从他革命到后来的反腐和退休，命运几番起伏，暗合了黄冈这块土地特色，苍茫宏阔的底子上漫溢着痴心不改的精神气质，一个人背后，时代风云和民族之魂犹如旗帜猎猎招摇。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意味着您一开始就在准备宏阔叙述，以更大的视野写出“鄂东史”？ 刘醒龙：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自己确有写成史志的想法，却被广泛理解为家族。《黄冈秘卷》的情况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长篇小说很博大，也很意味深长。能够读出多种可能的长篇小说，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而高尚。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朱朝敏：《黄冈秘卷》小说名来源于您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时的灵感，其中一组数字：明清两朝，各中进士276员和335员——您认为，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很好，“秘卷”与“风范”，这中间包含了诸多不可言说的意味。“老十哥”的命运，令人唏嘘又肃然起敬，与黄冈这块土地很自然地锲合，昭示我们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于是，小说抵达了历史维度中的灵魂痛处。“秘卷”到“风范”，小说完成了它的尊严叙述。您现在来看，风范具体指什么？ 刘醒龙：写作是要自始至终都得尊崇内心的。自己渴望写什么，就心甘情愿写什么，不硬写。在《黄冈秘卷》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之伟大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或者是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见。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激愤，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爷爷说，从古到今，黄冈这地方从来没出过奸臣！这只是一位乡下老人很普通的话，老人说这话时，是不会去想有什么重大意义。恰恰这样一句原始心态的话，成了故乡的一种品质。这个品质，也是与老人一起生长，在我们前面行走的那一代代人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怎么立起来的，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被哪些人出于何种动机遮蔽后，又该如何重新发现？也是我在写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从爷爷到父亲，他们都只是在普通人群中还要靠后的识字分子，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如今，却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 朱朝敏：您在采访中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我想，这不仅是灵感，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可以说积蓄已久。您如何评价这部新作？ 刘醒龙：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吧，写完这部小说后，清明节回老家在爷爷和父亲坟前磕头时，心里少了许多愧疚。往年，自己只是在心里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磕头了。今年清明节，我突然大声说，爷爷，您的大孙子给你磕头来了！转过身来到父亲的坟前，我依然大声说，爸爸，您的大儿子给您磕头来了！当然，说话时，我用的是方言。在后记中，我一再提到自己每次面对故乡时，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害羞。千万不要以为我写了这部《黄冈秘卷》后就不再有害羞了。我已经有所预感，因为《黄冈秘卷》，自己会更加不敢在故乡面前昂首挺胸。醒过来的故乡，被正确理解的故乡，那前所未有的魅力，才是需要自己认真评价的。 2 史诗叙述来源于雄阔视野 朱朝敏：纵观您的作品，《圣天门口》《蟠虺》《黄冈秘卷》等，无不带有宏大叙述的痕迹。一个时代的记录，一类人的内心历程，一个世纪的命运，整个族群的精神风范。请问，“史诗”是您有意为之，还是一种情怀使然？请您详细谈谈。 刘醒龙：还漏了一部《天行者》。《天行者》骨子里也是相对人生命运的宏大叙事。我是主张长篇小说要有“大”的气象，以长篇小说的长度、深度和跨度，如果没有“大”的意思，就会给人以有事没事往长里抻的感觉。一种文体一定要重点突出别的文体达不到的境界，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是蜻蜓点水就是蝴蝶飞飞，这种轻盈的美学，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让人反复品味起来也更方便。长篇小说擅长的是要将人往深处和高处引领。写长篇就要有个长篇的样子，写短篇也要符合短篇的规律。史诗模样，是最适合长篇小说品相的。 朱朝敏：就创作本身，您如何看待史诗篇章？ 刘醒龙：小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是史诗篇章的主体。这种小与大的关系，小与大的可能，不是容易处理得了的。站在小地方，写些小人物，却散发出史诗的光辉，这样的小说令人称道，也是小说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朱朝敏：文学是现实与历史相碰的回响，有评论家称您“善于在谜题侦破式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对人生困厄的探寻中，将历史与时代病症关联起来”。您如何看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又是如何穿行在历史现实交叉的小径上表达现实感时代感？ 刘醒龙：在家乡的东坡赤壁，二赋堂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石塔。地方志记载得很清楚，清朝年间，黄州城内某家族出了一位失节女子，被施以族规之后，族人仍不解恨，还在坟头上建起一座简陋石塔，以镇其妖。上世纪80年代，作为苏轼研究者的丁永淮先生，新编了一个故事，让那石塔有了新说：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大兴贤路，以五水蛮而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由安国寺的和尚带头，在二赋堂边建了一座焚纸塔，每天早上起来扫大街，见到有文字的纸片，一一捡起来，集中送到焚纸塔中焚毁。此话一经出口就变得像是千真万确，黄州人全都奉行此说，有知情者再提旧时旧事真相时，反会遭人痛斥为胡说八道。还有我上高中时，隔壁班上的那位语文老师。老师在1949年以前教过两年私塾，这点秘密学生们全知道，但语文老师更加闻名的是他永远也说不正确一句话，并且这句是那个时候断断不能犯错的。当年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讲《国际歌》的作者欧仁• 鲍狄埃。语文老师真是个老学究，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只要他开口读，哪怕读一百遍，打头的“英特纳雄耐尔”也会变成“英特纳雄耐吾尔”。语文老师每每想自我纠正，但凡回过头来重读，充其量只会读成“英特纳雄吾耐尔”。在老师的叙事中，吾与尔，这一句中是断断少不了谁和谁的。那个年代，如此无心之错，轻易就会放大成政治之罪。语文老师却没有因此中招，这不能说是与一众气质的不同有关。历史从来都是与现实休戚相关，人看现实如何，一定也会如何看历史。 3 文学的学养在于尊重人生 朱朝敏：不久前，媒体疯狂地转载一个消息，“优秀的小说家正在濒临灭绝”，这是据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的，报告称，图书价格、销量以及预付款的下降，意味着文学作家比以往更难依靠作品来谋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所致，还来自文学自身，即高质量的作品与迎合市场的作品的争论。总之，文学式微的信号已在全球亮闪，优秀作品的确大幅度减少。针对“文学式微甚至灭绝”的现象，您有何看法？ 刘醒龙：“优秀的小说家”从来就少，如果天下的小说家都是优秀的，那显然是掺了太多的水，优秀也就不成其为优秀了。现在的媒体，多半是坐在四季如春的空调房间，用鼠标加键盘，再加一个拇指来制造新闻。对这类媒体的话，甚至谈不上相信和不相信，而只能放到好玩和不好玩这个层面来考虑。新闻界有自己的金句子：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那些从业人员就是这么教导出来的，所以，想要从他们嘴里吐出“优秀小说家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象牙，无异于对他们谋财害命。小说之事，最了解的还是小说家自己。只要小说家还在乎小说，还将小说当成一种人生方式，当成个人价值的一种取向，别人怎么说，只管由别人说去。更何况，小说和诗歌，早就被这些其实是在为自己讨生活的人宣判过许多次死刑了。当然，如果顺着他们的话说，也能推断出，未来小说的活路，绝对会反过来让这些人怀疑自己的人生。我没见过这个报告，但我见过太多在身边蹭来蹭去的出版商，对这些将小说出版当作摇钱树的人来说，小说好坏并非他们真的所思所想，唯有银行账号上的往来流水，才是让他们感觉心跳或者肉疼的真金白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世上还有一个小说家，小说的铺天盖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再换句话，只要人类还在仰仗文字进行人际间交流，小说一定是其中最优秀的形式。 朱朝敏：优秀作品与迎合市场的作品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已缺乏新意，但这一争论却再次提上日程，而今成为全球的关注。这其中与经济、科技、审美有什么关系吗？作为纯文学作家，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您会在写作上做出调整吗？ 刘醒龙：文学的学养在于尊重人生。我最读不下去的是那种看上去在写人生，实际上是对人生极不尊重的老掉牙的文字，加上老掉牙的套路。写作之余主编《芳草》时，总在提醒编辑，要警惕那些“木乃伊”小说，看上去人模人样，闻起来也没有腐朽味道，其实死了千百年。哪怕是最普通的过日子，调整是必须的。前几天，在吕梁山的一处密林中，寻找武则天的父亲待过的寨子，遇到陡坡时四肢并用，钻进密林后低头弯腰，如果继续像在马路上那样大摇大摆，所落得的下场肯定好不了。写作中的调整不会是如此明显，要到一定的阶段，回过头来看才能有所发现。调整是内在的需要，不是外在的迎合。有时候，调整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一类写作方式变得滚瓜烂熟了，若不有所警惕，就会将先前的好小说一步步写成集贸市场上的大白菜。 朱朝敏：有评论家给您的创作总结出“高贵”“大善”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同时又指出，“在追求文学高贵的同时回避了现实社会的苦难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您也做出了详实具体的回应。关于“精神启蒙”和“现实批判”，请问，从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您持有怎样的看法？ 刘醒龙：也许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当代文学中，评论家的帽子并不是谁谁想戴就能戴上的，评论家是一个大写的概念，不是那种由于个人困顿而借口文学批判指桑骂槐的小肚鸡肠者。评论界有一种恶习，某些人总是希望写小说的能在小说里喊出他们内心想喊的话，其实真的要喊，用评论的文字更加方便。说到底，这些人还是无法彻底放下小说的艺术之美，如果真的按其所说，强行举起批判的鞭子，他们又会回过头来不满作品过于图解政治了。往更深处说，这其实是价值观的分野，对人对世界，我是乐观的、浪漫的。别的人可能愿意在小说中乐此不疲地面对贪官污吏、浊水横流。我所面对的是父老兄弟，清水浇园。天底下该批判的作恶者从来不在少数，普世间似神农架这样的胜境则更加令人神往。 当代小说中戾气太重，始作俑者并非小说家，而是那些习惯对小说创作指手划脚的人。小说家一定要小心应对那些总在上“小说课”的先生。那些能够站立起来的小说，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是先前固有小说理论所无法覆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