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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伊夫林·沃曾在其1945年完成的小说《至爱》中塑造了这样一位主角，集诗人、宠物殡葬师于一身的旅美英国人丹尼斯·巴洛。这部充满反讽意味的小说不禁让人想要质疑，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丹尼斯·巴洛这样的人吗？ 1948年，托马斯·林奇出生在美国底特律；19世纪中期，爱尔兰大饥荒爆发，托马斯·林奇的高祖父跟随数百万饥寒交迫的爱尔兰人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爱尔兰裔美国人——这个身份代名词在林奇家族中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重要，托马斯·林奇从父亲那儿获得了它；26岁的时候，他接手了家族在密歇根州小镇米尔福德的殡仪馆，成为殡葬师；紧接着是诗人，作家。顺理成章地，托马斯·林奇成为了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丹尼斯·巴洛”。 “我们人类从尘土中被塑形，我们基本离不开蔽体之所、房屋和墓碑所在的土地，死后我们又被埋入土地。”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塑造自己血脉的故土的召唤，托马斯·林奇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数次横跨大西洋，往返于美国和爱尔兰两地。林奇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在往往复复的抵达、离开、重访中，家族经历与民族历史如同时间的篝火余烬，开始重新显形、汇聚。 “两个地方共同造就了我看待世界的眼界和对自我的认识，我对人生和时间的全部认识都要归功于这两个地方。在密歇根我是底特律西北郊区的殡葬人。在莫文镇我是一个常来写写逛逛的美国佬，是从前住在这里、现已离世多年的老妇的亲戚。” 2001年，爱尔兰莫文镇，林奇在家族遗留于此的家中，动笔将这三十多次旅程中的所见所得记录在案；2004年春天，美国密歇根，林奇在穆利特湖边的家中写完了这本书——《往来于故土之间》，它的副标题叫作“一个美国人的爱尔兰返乡之旅”。一本由两个地方、两种身份、同一种语言完成的书，由同一位身体力行的“裁缝”将两块归属于不同时空的版图拼接所得来的。 从爱尔兰大饥荒时代到1970年林奇初次探访的爱尔兰，百年时光似乎并没有让位于山脚下的莫文镇产生变化。在书中，林奇回忆起自己在故土最初的日子：“我看见那些房屋和小块地，牧草仓和茅草棚，奶牛棚和储物房，门柱、石墙、田野、水井和沟渠，土垒和土沟，教堂和墓碑拱顶，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这些都是我的先人们有生之年的造物。” 当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民族与文化的交汇点，在同一面旗帜下运行着不同的规则，奉行不同的信仰时，莫文镇的居民们依旧在一个随随便便就能用双脚丈量的世界里，守护着数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共享着差不多的生活经验，行走在由隐士、贞洁教徒和天主教求道者引导的老路上。 “这就像神秘、神奇、无法解释又古老的母语。” 在这段旅程的两端，旧世界与新世界不断地交替上演，但与之而来的差异并未让林奇觉得不安。“那是一种贯穿全身的、深入血液的核心体验，是一种潜藏于万物心脏中的强烈共鸣；一种生物动脉的回声，从人的每根血管和身体的每个部分，一路延伸到手脚，到拇指。”林奇这样描述自己在爱尔兰获得的体验。 这同样是一本献给爱尔兰民族的书，用林奇的话来说：“纪念那些留在故土和离开了的人。”在书中，林奇简述了这个如今占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的爱尔兰族群的迁徙史。从17世纪因为逃避税务从阿尔斯特来到美国的第一代苏格兰爱尔兰人，到20世纪成千上万像科尔姆·托宾笔下渴望未来的爱尔兰年轻人，他们引领了时涨时落的爱尔兰移民热潮。“七百万爱尔兰男女在过去四百年间自愿跨过大西洋来到新世界，寻找在旧世界无法得到的美好未来。” 历史赋予了林奇“爱尔兰裔”的身份，时代又让他成为了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成员。上世纪六十年代，越战爆发、肯尼迪遇刺、嬉皮士运动兴起，世界呼喊着“性解放”和“女性主义”，一转身投入到后现代的怀抱。林奇和近八千万“婴儿潮同胞”共同目睹了科技革命和资本游戏如何在上世纪后半叶将传统迅速分离，然后重新打包。 林奇意识到了什么，这也是他数次往返爱尔兰的原因。因为当便利的交通使以往难以逾越的时间和空间变得不那么重要时，当行走在车轮上的世界公民已经开始悄无声息地抹除自我身上的民族印记时，那种对故土愈久弥坚的情感也在变得轻浮和廉价。美国守灵，原本是历史上爱尔兰人为即将离开故土前往美国的亲友举行的送别仪式，因为这些离开的人可能永远无法再见到故乡的亲人。而今天，“离开只是一种选择，临走前的美国守灵变成了预祝旅途愉快的欢送派对。” 殡葬业同样未能幸免。在《酗酒、猫与赞美诗》一书中，林奇讲述了传统殡葬行业在半个多世纪来遭受的争议和变化。 1962年，杰西卡·米特福德抨击美国殡葬业的图书《美国的死亡之道》（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出版。她在书中指出：“近些年来，那些丧事承办人对美国公众搞了一场以死亡为主题、索价奇高的大型恶作剧。”米特福德把殡葬从业者看作是“死亡的强盗大亨”，认为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向悲痛欲绝的生者兜售关于死亡的美好幻想，以此谋求利益。 《美国的死亡之道》出版后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平装本销售了约100万册。它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是，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许多报社都派记者去调查当地的殡葬界情况，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对丧葬业展开了调查。在所有人都以为殡葬业摇摇欲坠的时候，霍华德·瑞泽——国家殡葬礼仪师协会执行长——站了出来。 “米特福德和瑞泽曾经互不相让。她写了《美国的死亡之道》，以批评挂帅，对殡葬业大加挞伐。而他担任国家殡葬礼仪师协会执行长三十五年，是个务实训练出身的律师，也是殡葬业的头号辩护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在广播、电视、及平面媒体访谈中一再短兵相接。她谈钱，他谈意义；他在乎价值，她在乎价格；她说葬礼是‘粗俗的表演’，他说葬礼是‘为活人而举行’。他们几乎每件事都不同意对方。” 一九九六年米特福德去世，一九九九年瑞泽去世，这场关于价值与意义的论战还未来得及画上句号，从争议中一路走来的美国殡葬业又迎来了新的变化。美国国际殡葬服务集团、鲁云集团、斯图尔特企业，被称为“麦克殡葬帮”的三巨头正在收购全世界的葬仪社、墓园和火葬场。“如何扩大市场”成为了这些巨头企业在殡葬业打出的新旗号。 作为从父亲手中继承家族事业的殡葬师，被资本凯觎的“林奇父子葬仪社”的负责人，米特福德的观点和巨头企业的做法都让林奇觉得惋惜—— “一场葬礼，不只是林林总总加起来的一个费用数字。它有宗教的、非宗教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社会性的及实际上的责任。家庭中的死亡，不该是件拿来当作买卖的事，那牵涉的是存在的问题。” “殡葬业一直是个别具一格的事业，它抗拒标准化、分类、裁员、便利与效率，及大部分的市场策略，这个行业更仰赖信任、个人化服务与责任心。” 在林奇四十多年的从业生涯里，他亲历过无数次他人的死亡，雇主的，家人的，寿终正寝的，意外离世的。无一例外，这些死亡带给生者的都是未知，一个失去至爱的世界要如何进行下去？在《殡葬人手记》中，林奇回想起那些丧失子女的父母，“他们神魂恍惚，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变故。一向担当保护角色的父亲，感到全然无助；母亲们内心深处则浸透了痛苦，随时会崩溃。”而当他们埋葬自己孩子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地埋葬了自己的一部分和未来。 亲历他人的死亡是否也意味着重复自我情感的迁徙？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自身已经学到了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去面对死亡？再不济，也总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淡化这件事。美国诗人康拉德·希尔伯利在女儿过世十年后写下一首叫作《致凯瑟琳，一九五二年——一九六一年》的诗，全诗只有一句话：“凯瑟琳，我们都会死。”（Katharine,we die.） 康拉德不能理解女儿的离世，以至于在十年后，才尝试着用“我们都会死”的普遍事实当作对“女儿已死”的回应。在这里，语言似乎变得难以抵达，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情感再也无法被时间消解。而康拉德没能做到的，林奇也未必做到了。纵使从幼年起，林奇就在父母和神父的引导下去理解那些关于生死的重大命题，纵使他早已习惯于深夜打来的电话、修整尸体、举行葬礼、安抚家属，可当他在停尸房看到自己父亲的时候，“如同一扇门在你身后砰然关上，时态一下子变成了无从逃避的现在时：这就是我父亲，死了。我和弟弟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在面对至爱之人的死亡时，所有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经验和能力都会失效，它们毫无用处。内心世界急剧收缩，我们的视线除了关于死者的记忆，再也不能容纳更多。随后，悲伤和痛苦又要将它夺走。林奇写到那个丧父的女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一个蔚蓝的上午，她会站得直挺挺的，像一道活生生的伤痕，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站在那个男人的墓旁。” 出于对死亡的自觉，也许是为了尽早接受厄普代克笔下的“无尽的终点”，林奇在《殡葬人手记》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安排”了自己的葬礼。 “我希望天空灰暗，就像树中全是木头，灰色是其本质而非偶然。在密歇根的严冬，对于春天、花园和爱情的希望，早已被摧残殆尽。” 他提到了守灵、牧师、音乐、诗……他希望那是一个寒冷的二月，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是二月。他为出席葬礼的人留下忠告：别太在意。而他没有说出口的是，我们都会是成为伤痕并且给予伤痕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