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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观之，“知人论世”、“博观”、“虚心”这三类预设，已经在诠释者一端，覆盖了保障“逆志”的各种条件。从相关表述中可见，持这些观点的古人执着地相信：“以意逆志”理应具备还原本意的普遍有效性，关键只是在于如何保证其正确运行。不过我们已能发现，如果将此类讨论与前文所涉“志具有真实性、唯一性”和“志必由文显”二预设合而观之，则“以意逆志”无可逃脱的困境，恰恰愈发昭然。“志”的可再现性本身并不是普遍真理，“以意逆志”的落实程度注定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影响。既然如此，无论操作条件被设计得多么全面，诠释者的心愿有多么执着，“逆志”所得的结果，依然首先是诠释者解释出来的内容。这种内容到底是否符合作者意图，或许在某些个案上能够得到明断。但从根本上讲，试图给未必具备合规律性、可检验性的“志”设计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再现法则，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一相情愿。而将这种主观理想、诉求硬性地真理化的做法最易产生之结果，便是牵材料以就我，将诠释变格为说明自家观念的循环论证。就客观结果来看，这样的“逆志”仍然能为诠释提供颇具参考意义的假说。可它终归是存在学理破绽的，尤其在面对着那些意义空间丰富的文本时，其限度也就表现得更加清晰：这类文本，最适合以多元诠释的理念加以观照。与此相反，为其硬性地预设一个实在的、可求得的作者之志，常常会令诠释者在思维方式上陷入排他式的自我封闭。于是，也就容易执着于是此非彼的论争，而低估多元对话本身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理解上述问题后，我们或许亦能更为合理地认识“意义逆志”与“见仁见智”的差别。在今天的研究中，认为“以意逆志”同时酝酿了文本诠释的“意图论”和“多元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用周裕锴的话来说，“以意逆志”一方面“肯定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故属于“意图论的阐释学”；另一方面则“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这就意味着承认不同读者的推测都具有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多元论的阐释学”[13]。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表述对于揭示“以意逆志”信奉者的自身理路来说，或许仍是略欠清晰的。孟子未必认为自己的“逆志”只属于可供讨论的主观推测，那些为应用此法而设计各种条件的先贤也都自觉地以寻找“志”的客观真相为使命。相比之下，“见仁见智”等“多元论”恰好悬置了有关“真相如何”的讨论，转而以“多元解读的合理性”这一预设为逻辑起点，因此与“以意逆志”的根本命意并不一致。可以说，虽然同样重视诠释者的能动性，但“以意逆志”的目的在于凭此更准确地再现本意，而“见仁见智”则凭此生发文本的新意味。这样分析，绝不意味着要将古代诠释者机械地划分成“以意逆志”、“见仁见智”两大阵营，而只是试图指出：我们没有必要将“见仁见智”置入“以意逆志”的逻辑框架内，以此刻意强化后者在中国古代诠释传统中的核心地位。二说的逻辑关系与其说是派生的，还不如说是并列的。或许准确地讲，对于中国古代很多“以意逆志”的操作来说，“还原真相”乃是其主观理想，而见仁见智的多元结果，则只是其在某些情况下无可逃避的客观归宿而已。 通过对“以意逆志”限度的辨析，我们尚可进一步反思该说之于古人的实际意义。 尚永亮、王蕾曾将孟子“以意逆志”说的价值概括为“肯定作者的主体地位，对于避免断章取义以及准确地把握作者所要表达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情感起到了积极作用”，“肯定了把握作者之志，得其用心的可能”及“肯定了作者及其志的客观性、社会性因素，为文本诠释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途径”[14]等三方面。在笔者看来，从可能性而不是真理性上申说“以意逆志”，或许未必尽合孟子及其追随者之原意，但的确道出了该法在某些个案研究上具备相对有效性的事实。与此同时，如前文所及，“以意逆志”往往能在客观上为文本诠释提供有价值的角度与观点，也是无疑的。此外，如果沿着尚、王二人的思路再说得具体一些，则无论古人对“逆志”普遍有效性的追求是否合理，我们都必须承认，再现真相的执着信念，会令其重视再现真相的条件问题。而这便带动了部分诠释者对诠释伦理、诠释法则的自觉追求。拿本文所及刘勰、朱熹来说，他们的相关成果无论是否有助于“逆志”，终归都为文本诠释的严谨化、学理化，为规避阅读的主观任意性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最后，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很多古人那里，“以意逆志”的展开，实则包含着“真相确认”与“价值阐发”这两个水乳相融的因子。于他们而言，“逆志”不仅是获取知识，还意味着通过对事实的确认，落实诠释之于个人、之于世事的积极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以意逆志”的确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批评方法，而是通过上述两个因子的相辅相成，承担着安顿个体生命、守护价值理想的严肃使命。在孟子那里，“以意逆志”呈示着他对自身道德人格的自信，维护着《诗》的政教经典地位，确保其政教、伦理观念得以通过说《诗》得到格外鲜明的表达。也如时贤久已指明的那样，即便汉儒有关《诗经》的本意诠释存在诸多问题，他们以此捍卫道义、弘扬政教理想的自觉意识，仍令人肃然起敬。而我们同样可以发问：尽管朱熹再现古人本意的信念不无迂执之嫌，但如果没有这一信念的鼓舞、支撑，他那些深深地启迪着后学的一己之见，又是否能自觉自信地生成呢?如此讲来，“以意逆志”或许不能普遍有效地落实求真理想，但其激活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诉求却真实地存在着，既是文学史，也是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它们是否都能令人信服、予人启示，一个事实终归很难被否认：它们的产生、累积与碰撞，令文本获得永恒的生命。与此相比，作者本意是否能在诸般条件护佑下得到还原，或许已经不是唯一重要的话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