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爱情和死亡，时间也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周克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英译本的命名，“1934年问世的英译本，书名是Remembrace of Things Past（往事的回忆）。半个多世纪过后，企鹅出版社在1992年出修订本时易名为In Search of Lost Time（寻找失去的时间），并在2003年推出重译的新译本时保留了这个书名。”周克希先生的译本也曾将书名定为《追寻逝去的时光》。写作者正是在对逝去时间的追溯和寻觅中，构建一座回忆的圣殿，咏叹和哀悼生命中的浮沉起落悲欢离合。作家的作品就是珍藏其一生际遇的博物馆，它没有可触的实体，而是分崩离析成语词的碎片，汇入茫茫宇宙的无限时空，当后世读者在作家的作品中获得慰藉和共鸣，这些碎片便得以重生，在读者的想象中得以新的圆满，重返已经逝去的时间之流，同样也是在重返已逝去的未来。我在读《红楼梦》时，时常会叹服曹雪芹惊人的记忆力，大到宁荣二府的雕楼画栋，逢年过节的仪式排场，小到上下众人的服饰相貌，一日三餐的色香味道，他都毫无保留地记录在了《红楼梦》中，虽然是以重新加工、虚构的方式，但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可感，好像从来未曾幻灭。 焦窈瑶2012年在香港 文学与我，应该是一种宿命。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坐在外婆家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刊登了我作文习作的报纸，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感到我的人生将要起什么变化，在许多年后我着手搭建起我的“芦镇文学版图”之时，我才领悟到其中的因缘之妙。 记得当年看过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后，我都有想过要写出一部“芦镇风云”。2010年，我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男孩三木》。那年我还在南师大文学院就读，我所在的文科基地班开设了与创作相关的课程，授课的有朱持老师、郭平老师和鲁羊老师。我的“芦镇”系列小说以《男孩三木》为发端，逐渐充实、扩大，聚焦的人物由青少年扩展到“芦镇”的芸芸众生。陆续发表的《热带雨林》《蓝乌鸦》《满天星》《夏娃的礼物》《金色曼陀罗》《暗夜魔术》等编织起我的“芦镇风云”。和《男孩三木》一样，这些小说的背景都是“芦镇”，原型就是我的家乡南京大厂。作为一个集聚了老牌国企的化工小镇，“大厂”相对于“南京城”总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的所在。尽管这里污染十分严重，交通十分不便，商业、医疗、教育都没有城里繁荣发达，但只要是老大厂人，都会与这片带了魔幻色彩的土地结下颇深的情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芦镇是我虚构出的一座“真正的故乡”。引用我的一位读者的话便是“芦镇似乎是一座艳丽的孤岛，岛上的人有诸多骚动，想要离开，最后宿命般地返回，因为他们的结都在这里。”无论是早期写的“青春残酷物语”，还是从《满天星》《夏娃的礼物》开始写的几辈人，几个家庭之间的恩怨情仇，我都将对大厂的感情，对那些离散人事的念想倾注在其中。在虚构的圣殿里，记忆重新复苏，我仿佛陪伴着我笔下的故友亲朋，逆时光之流而上，追寻生命的无限可能。 一直以来，我都在小说与诗歌之间徘徊，既写小说又写诗确实让我长时间陷入一种自我“分裂”，我必须在两种写作（思维）模式中不断切换，但游走在不同文体之间也促进了我在语言上的探索，因为写诗促使我在写小说时，对语言水准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我认为每个写作者都得处理三种关系：自己和语言的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写诗，写小说都是一种修行，写到什么层级，都是要看个人造化的，写作写到最后，都是在写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改进语言是他（她）的使命。写诗，需要心性和心智的调和：心性流露情感，气质，是“底子”是“格”，你有多宽敞多少容量；心智磨砺技艺，是以词为居的诗人的筑词行动，你有多高有多少表达的能量。无论是写诗还是写小说，都需要“走心”和“走脑”并行，缺一不可。我比较偏爱那种宏大背景下对个体人物的细腻刻画，比如家族史小说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还有杨德昌和许鞍华的电影。 写作，归根结底是一件孤独的事，是一场逆时间之流而上的孤独之旅。前几年听闻一位文学大师罹患病症，渐渐失去全部的记忆，如今大师已经作古，但我常常会想起刚刚得知其失忆的消息时，心中的震动。我在想，作为一个善于操弄时间幻术的魔术师，突然被时间“抛弃”，孤零零地悬浮在时间之流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生命的碎瓣随波而去，徒留徒劳的寻觅，这似乎有点悲凉，但他的作品却抵御了时间对万物的成毁，他乘坐着的，便是这没有方向的永恒之舟吧，这样想来，倒也有一番禅意。在有限的生命中活过无数次的人，是作家，也是读者，我想起杨德昌电影《一一》里的名言：“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其实文学对人类内在宇宙世界（生命时间）的扩充，又何止三倍，十倍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