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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少年小说，一部暗合英雄历险原型的传奇故事，一部书写战争中的孩子的少年成长小说。《黑仔星》作品不长，却触及了多个文学话题。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实际上也是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若干问题的一次梳理，理当引起足够关注。 作品写了7个主要人物，一起突围历险的7个战友：严指导员、黑仔、老茂、亚强、阿梅、金仔、发仔即第一人称叙述者“我”。7个人物个个塑造生动，有个性，有血肉。严指导员不苟言笑，生硬严肃，符合一般政工干部的常见特征；阿梅温柔、细腻、善良，关键时刻勇敢决绝，符合我们对母亲形象的传统认知；老茂有着山一样的朴实厚重，是个宽厚而忍辱负重的长兄形象；亚强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热血青年，他的出现打开了故事发生地粤港抗战的想象空间；金仔流浪儿出身，有他的狡黠和圆滑，也有他的江湖义气；黑仔的特征是智勇双全、、胆大心细、处乱不惊、生死无惧、侠肝义胆，是战争年代的英雄。 但因为这位英雄实有其人，传奇故事迄今相处流传，这部儿童小说不可能、不需要、也不适合将他的故事一一展现，所以郝周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有限视角的叙事法，虚构了“我”跟随黑仔等人的丛林大山的突围，通过叙事上相对好掌控的半个月时段的英雄历险记，明写黑仔带领大家的历险，通过历险中穿插进来的人物回忆暗写黑仔抗战中的传奇事迹，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结构。而且即使是明线中跟随英雄的历险，作品中的黑仔也绝不脸谱化、类型化、神化，而是浓墨重彩写了他对阿朵姑娘的爱恋，对家乡老母亲的思念，他对战争的厌倦和思考，对于生他心怀无限眷恋，而对战争中死亡之不可避免不免悲观却又坦然正视，写出了一个鲜活而丰满的立起来的平民英雄人物。 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讲，“我”的进入叙事，并不同于《红高粱》等成人小说中“我”“我的父亲”的功能，那里面的“我”是不连贯的，可有可无的，因而也是支离破碎的，而《黑仔星》中的“我”，却是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既亲历又见证黑仔包括其他每个战友的生与死、爱与痛，是丛林大山一步一步的丈量者，也是黑仔最亲密的战友。这样的设计，就把英雄传奇变成了“成长小说”，聚焦点由对“他者”的观看转到了自叙传意义上的呈现“自我”，作品因此可亲可即可感，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 “十五岁”，是主人公“我”进入少年并即将进入成人的年龄，他告别故乡、母亲，告别童年，加入队伍。他战火中出生，抗战甫一胜利，随即就被卷入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之中。他是战火焚天、连年兵燹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或者说是幸存者，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他对生死的认知，对人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理解和同情，都在战争中养成。追随黑仔半个月的丛林大山突围历险，尤其成为早熟早慧的战争少年开始迈向成人世界的入场券，是必要的历练和必经的仪式。 走出丛林大山九死一生，是“我”历险得到的“奖赏”，但故事在这里没有完，小说没有停留在一般英雄传奇“凯旋”“得胜回朝”“功德圆满”的结局，而是再上升一个回旋，写了更大的凶险和悲剧——黑仔在貌似平静的墟市之死。黑仔死了，死在尾随而来的敌军的埋伏中。但黑仔却以自己最后的一跃，以自己之死，拯救了亚强和发仔“我”，从而完成了英雄最后的壮举，也给了“我”最后一次也是最刻骨铭心的成长教育，这是他进入成年最重要的一个馈赠、一种品质——黑仔可以不死，他也有一千种理由可以选择活着，但他把生存下去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给了战友、兄弟，给了弱小者。这既是他做人的原则、律令，更是他的大义所在，这大义就是爱。 三年前，写完《偷剧本的学徒》不久，郝周即转入对“刘黑仔故事”重叙的准备，从广搜史料，寻访战事的经历者、幸存者，到重走刘黑仔和东纵的路，奔走于深港惠和粤北之间，孜孜三年，铆足了劲，做足了功课。但对于如何写出并怎样呈现一部刘黑仔为原型的小说，而且是儿童小说，其实是无法令人预知的，其难度不仅受制于题材，而且受制于体裁形式。民间故事或者说传奇故事以小说形式重写，失败的案例所在皆是，比如“史诗重叙”系列中苏童的《碧奴》（孟姜女故事）、李锐的《白蛇传》、叶兆言的《后羿》，包括阿来的《格萨尔王》，是很难说怎样成功的。 刘黑仔作为粤港一带的一位抗日英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去今不远，却早已刻在当地民间的记忆，其主要事迹，如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手枪队小组长、港九大队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队伍在九龙、西贡、沙田一带，袭击日军，运送武器，收集情报，营救文化名人，抢救飞虎队克尔中尉，打击汉奸土匪，夜袭日军军营，爆炸启德机场，智擒匪首李观姐、击毙汉奸队长肖久如、活捉日军特务头子东条正之等等，都对日伪构成极大打击和军心震动。刘黑仔的故事也曾于2014年被拍成40集电视连续剧《东江英雄刘黑仔》，在上海、湖北、重庆等电视台播出；2017年又被著名香港导演许鞍华搬上银幕《明月几时有》。可见重叙既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又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郝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题材。对他来讲，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史事的笼罩之下，作家不能漫无涯际地虚构、新说，虚构过多会消解掉历史的真实性，失去故事本身的立身之基；二是在隐含读者、真实读者方面，儿童文学少年小说面对的是少年儿童，自然不能写成历史演义、历史小说、作家文学，而是要顾及读者对象的接受心理和阅读期待。说是在钢丝上跳舞一点都不为虚。郝周接受了这个挑战，并以巧妙的构思，在历史与传奇（罗曼司）、故事与小说、严肃小说与儿童小说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写出了新意、深广度和可读性，同时也呈现了他关于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写作伦理。 具体到作品的情节推进，郝周制造大量悬念，让人物时时面临种种危险，在内部摸查的“反思课”和“揪出内鬼”两个章节，还借鉴侦探小说的模式，对事件进行福尔摩斯或希区柯克式的还原、复盘；偶用潜台词，通过引发对未来时态的猜测来创造推动力；情节层层递进，逐渐增强人物所面临的风险，开始时是历险中的吃住问题，然后是强盗土匪“捞家”出现，最后是正规军围追堵截放火烧山天罗地网，还有最凶险的，内部人中出现“内鬼”叛卖者跟敌军里应外合。还有在节奏和速度方面，作品起承转合之间，高峰和低谷之间做到了较为妥当的切换。突围遭遇的危险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波起波落、波峰波谷间，作者善于能够在时间的长短、喧闹与安静、动作与对话、实时场景与插叙回忆、戏剧化场面与情绪性场面之间转换，起到了张弛有度的效果。 战争、英雄、少年、成长，是为该书的四个关键词。儿童文学中的战争怎么写？英雄怎么塑造？少年在战争中怎样成长？如何面对战争及战争引起的暴力和仇恨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显然，《黑仔星》是战争题材的少年小说，是表现少年在战争中的经历和情感认知的小说，少年主人公发仔和金仔参与了战争，作品对他们在具体战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做了写实化刻画描述。但作品还是最大程度上回避了战争的血腥和对暴力场面的渲染，努力以较大笔力，塑造了金仔和发仔两个孩子的形象，写出了他们身上不曾被战火所摧折毁灭的孩子的天性和良知，比如金仔的机灵好动活泼乐观，发仔的善良义气重情重义体谅他人，这样的情感生自每个人真实朴素的内心。 憎恶战争、反对战争，并不意味着在战争面前转过头去，不意味着儿童文学可以不触及战争题材、回避战争造成的暴力和仇恨，不意味着可以用虚假的大而无当的宽恕言辞来消解掉非正义战争所造成的侵略和伤害。相反，《黑仔星》中的金仔和发仔，恰恰是被卷入战争中的两个少年，既深受日本侵略战争所导致的家破人亡之苦也亲历目睹国内战争而来的种种苦难。他们的参战意愿是坚定的。不过，写出他们对战争的义愤和激情是容易的，难的是如何让他们理解战争的性质、原因，以及战争暴力而来的死亡、仇恨。 书中也涉及到了仇恨和复仇，金仔之死出于年少逞强，看不上“我”的枪法“太衰”，不会掩护自己的他被敌人一枪命中。为了给金仔报仇，才有了“我”的第一次杀人。“我”对死亡的感受是，“当和我朝夕相处的亲人般的战友就这样一个个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心里的悲伤和震撼变得如此直接，如此真实”。战友们纷纷离去，死不瞑目，带着无穷的憾恨，包括严指导员——“他是被迫出卖了我们——不，并没有完全出卖。他用他的生命为自己的过错做出了补偿。可是，扪心自问，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源仅仅是严指导员吗？如果胁迫的是我，我也不一定会做得比他好。”这大段的独白，其功能正是呈现了“我”的成长，血与火的洗礼之下,“我”试图理解战争，追问生死，拷问人性中的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情义与自私、平凡与伟大，并试图对战争环境下凸显出来的人性弱点或者说人性的有限性进行自审，对悲剧的根源进行探究。 作品把黑仔写成一位悲剧英雄，清醒的悲观主义的英雄。但他视死如归，义薄云天，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自己去承担危难和死亡。在最后一章，黑仔死了，死在即将大部队即将回到大鹏再坐船转移到山东根据地的黎明。突围之举似乎成了一种命运的反讽，死神嘴边的微笑。生命是如此的尴尬和脆弱。但黑仔之死，仍是这么的感天动地，南粤大地为之动容。作品将他的死，写成了一曲挽歌，一场弥撒，一首安魂曲——华丽，盛大，哀婉，动人，有宗教音乐般的庄重，又有歌剧般的情境和情节感；营造出来的不是沉重压抑的氛围，而是虽然悲痛但又从中烘托出面对生命和人生无限性的庄严宏伟。 全书就在这样一种宗教感、神圣感、仪式感的氛围中结束，以这样一种抒情化、独白体、沉思型的方式结束。作品在秉持正义之名的战争中，写出了超越仇恨、复仇的更完整的人的情感、人的内心和人性的光辉——这是对于战争的认知，对英雄的礼赞，也正是“我”的成人礼！ 在这个意义上，郝周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美学高度，也完成了自己有意义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