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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西方记者报道中国，有“蓝蚂蚁”之说，觉得到了中国，满眼不分城乡男女老幼，大多身着颜色样式划一的蓝灰色服装。其实，情况也不尽如此，起码在北京，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些青年男女，就敢于突破整齐划一，试图让自己穿戴得漂亮一些，那时候出现了 “狂不狂，看米黄；匪不匪，看裤腿”的俚语，被我捕捉到。所谓“狂”“匪”，意思是在穿着打扮上“特立独行”“敢为人先”，米黄色，突破了蓝灰划一，笔挺的裤线，昭示着个人审美尊严。1978年春天，我从那俚语获得灵感，也有生活原型，写出了短篇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通过一位青年工人对一件米黄色大衣的态度转变，表达出装扮自己固然不错，但更应投身现代化，去装扮亲爱的祖国那样的意蕴。现在回看，是篇浅薄的作品。 那时候，我之前发表出的短篇小说《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引发轰动，轰动效应由电台广播放大，前两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以广播剧形式录播，后一篇则直接朗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节目的编辑王成玉联系到我，说他打算请人朗诵《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播出。我与王成玉1959年就合作过，那时候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小喇叭”的编辑，我还只是个高中生，在他指导下，编写了若干对学龄前儿童播出的节目，其中广播剧《咕咚》颇有影响。王成玉要安排《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播出，我自然高兴，但他告诉我，要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董行佶来朗诵，却心里打鼓。 董行佶！那年头还不时兴“大腕”“粉丝”一类语汇，但在我心目中，董行佶可是个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则是他地道的剧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有剧场首都剧场，建筑立面就是米黄色的。在那米黄色的剧场里，我几乎观看过北京人艺那些年演出的全部剧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北京人》《日出》，惊讶地发现，在《雷雨》里，董行佶饰演的是比他实际年龄小很多的纯真少年周冲；在《北京人》里却又饰演比他实际年龄大很多的腐朽昏聩的老太爷；在《日出》里他倒是饰演了跟他实际年龄接近的一个角色，但那却是个人妖似的胡四，什么叫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就是演一个活一个，但所饰演的角色可以反差大到惊人地步，如果不看演员表，简直不能相信这几个角色都是董行佶一个人变幻而成。那时期，这三出戏轮番上演，董行佶也就轮番进入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境界，生动而有信服力地令观众接受。 我写《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时，是当时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集团）文艺编辑室的编辑，出版社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编辑部在一栋老旧的西式洋楼里，楼外另有个中式院子，是当时北京市的文艺创作联络部，主持工作的是原来北京人艺的党委书记赵起扬，每当编余，我总爱往那中式院里跑，跟起扬前辈聊天。赵起扬在北京人艺和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配合得非常好，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典范，他对人艺的演员不仅熟悉，而且深切地辨析出每个人在艺术上的优势与弱点。我跟他聊到于是之在电影《青春之歌》里饰演余永泽，认为演得非常好，他却不以为然，看法是，于是之在舞台上天衣无缝，但电影镜头前，没有摆脱舞台演出痕迹，是个遗憾。他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崔嵬到人艺是点名借于是之的，其实，董行佶从外形上，也是接近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这一人物的，如果让董行佶去演，董行佶是机灵鬼，也许能在镜头前克制舞台痕迹——什么是舞台痕迹？因为话剧演出不可能给观众特写镜头，演员在表情上适度夸张是必要的，好让台下坐后排的也能看清，但你演电影，在镜头面前也忍不住夸张，就显得“跳脱”了。我跟起扬前辈说，人艺演员，有的不演戏，光是朗诵也光彩照人、令人陶醉，比如苏民，他就补充说，还有比如董行佶，据说有位专攻朗诵的专业人士说了，当然是调侃，夸张，出语也不雅，大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意味，说是“恐怕只有董行佶死了，我在朗诵界才排得到第一！” 王成玉告诉我要请董行佶朗诵《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我虽期盼，却不抱希望。又听说去请董行佶朗诵的各方人士很多，他一般都推掉。他对所提供的作品非常挑剔，大体而言，不是名著名篇，不合他口味，都不屑一顾，他朗诵的高尔基《海燕》、朱自清《荷塘月色》、契诃夫《变色龙》，都成为朗诵精品。《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他过目后，会破格接纳、录制朗诵吗？我惴惴不安地等待消息，不久王成玉告诉我，董行佶竟同意朗诵这篇小说。节目播出了，我听得发愣——这是我写的那些浅陋的文字吗？一句一字没改，听来却成了另外一个温馨而清新的故事。我这才深切地懂得，什么叫做朗诵艺术。董行佶把我作品里那些累赘粗糙的文句轻轻掠过，把作品里能够打动听众的元素似乎是不经意地拎起，仅仅用他那绝妙的声音处理，就使这篇小说仿佛脱胎换骨，从一个粗陶碗变成一件细瓷器。 四十年过去，前两天在网络上发现有位署名“小筑微语”的网友，去年在他的微博中写道： “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保存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寄给我的一本蓝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面还完好地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笺，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用稿通知。笔记本是那个年代很常见的，用稿通知也仅有寥寥数语。之所以珍藏至今，是因为它留住了我的记忆，写给中央台的那篇听后感的字里行间所记录的青春之气令人难忘。大概那时自己觉得在中央台播出稿子很是难得而且值得记住吧，我还在留存的底稿上特意写了一行小注：八月十三日（一九七八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青年节目》广播了我的一封信。” 他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七月七日晚上，我打开收音机，收听《青年节目》。本来并没有注意去听，但播音员一开始的介绍立即像磁石般把我吸引住了，我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几乎是屏着呼吸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像重锤一般深深地叩动了我的心扉，仿佛自己也在扮演着小说中的某个角色。我是1975届高中毕业生……那时候，青年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不少人正是过着和小说中主人公相同的生活。这种令人难受的现象对我这个闯进社会生活大门不久的青年人来说，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禁问自己：难道他们没有理想和抱负吗？难道他们甘愿碌碌无为地庸俗地生活一辈子吗？我问自己，问同学，问友人，然而，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历史回答了这个问题！……刘心武同志继《班主任》之后，又写出了这篇动人心弦的作品。我感谢他用自己的笔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我，不，应该说打动了青年人的心！” 我想，《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这篇小说经广播后获得这样的肯定，一是它确实和《班主任》一样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那时候“四人帮”虽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整个社会是否能改变“蓝蚂蚁”的景观，人们还在期待中，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字参与着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正式确立与宣示的推动；二是它获得董行佶这样的朗诵艺术家的再创造，他的声音，比我那些文字，更能激荡青年人的情怀。 现在赞扬一位朗诵者，动辄说他声音富有磁性。董行佶的声线似乎并不怎么有磁性，他五十四岁英年早逝后，曹禺写诗悼念他，这样形容他的声音：“你的台词是流水在歌唱，你吐字，像阳光下的泉水，那样清晰，那样透亮。”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王成玉给我的一盒董行佶朗诵《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的录音带，应该赶快把它转换成数码制品，以便永久保留。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董行佶就患了抑郁症，曾到安定医院调治。但他仍接受了大导演汤晓丹的邀请，在电影《廖仲恺》中扮演了廖仲恺。他抱病把电影拍完，自己却未看到完成片。据说他定妆以后，廖仲恺儿子廖承志那时候还健在，一见不禁热泪盈眶。我祖父刘云门上世纪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祖父把我姑妈刘天素带到广州，交给何香凝在她手下做妇女工作，后来成为何先生的秘书，姑妈对廖仲恺当然是接触过真人的，她看过电影《廖仲恺》后对我说，在电影院里，几乎忘记了是在观影，觉得那就是廖伯伯本人复活在眼前。我观影时，想起当年赵起扬的话，董行佶果然机敏过人，一点舞台痕迹皆无，令我更加懂得话剧表演和电影表演虽有相通处，却又是大相径庭的两种表演艺术。董行佶凭借在《廖仲恺》中的表演获得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殊荣，但那之前他已经在1983年6月自杀。抑郁症导致自杀是全球性疾病现象。总有人胡猜乱想，董行佶有什么想不开的呀？我要强调：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不要往什么思想问题、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上去瞎琢磨，我们应该自责的是，对抑郁症患者欠缺细微的关怀，对他们与病魔斗争所经受的痛苦缺乏尊重，对他们以非正常方式结束生命缺乏悲悯。 记住董行佶。他的话剧演出资料，他的电影作品，他那像阳光下的泉水般清晰透亮的朗诵，如星在天，光芒不灭。 2018年10月13日 温榆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