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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就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关键词：杜甫 诗史 《春秋》 文史互动 时事 “诗史”与“集大成”、“诗圣”几乎被视作杜甫所专享的誉称，也是杜诗被视作经典的主要条件或标志，其中“诗史”说出现最早，影响最大。关于“诗史”的基本内涵，今天的理解很明确，指杜甫诗歌的叙事性、纪实性，主要是其反映、记录唐朝的军国大事、特别是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影响这一内容、性质和特点，其代表作就是“三吏”“三别”，冯至的解读具有代表性：“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1]，这也就是今人所称道不已的现实主义精神。近年来，学术界对“诗史”的内涵及其演变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讨论，但对“诗史”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晚唐孟启《本事诗》中的内涵、指向及产生背景却没有加以更多的关注和深究，同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本事诗》的研究已广泛、深入，却也同样几乎没有关注其中这一重要诗学概念。本文试图进一步还原其“当代语境”，包括中晚唐时期的学术思想与诗歌创作背景，讨论“诗史”的初始含义及后续转变的关键环节，清理其中思想立场和诗学观念，从而呈现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复杂面相。 一 在现存传世文献中，“诗史”最早出现于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但是，作为具有特定诗学含义的概念并被用来评价诗歌，则最早出现于晚唐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所叙李白故事中。原文如下：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𧿡龙拿，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2] 《本事诗·高逸第三》一共有三则记载，另外两则比较简单，记载的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其人其诗轶事，而上述这段记载的中心人物是李白。孟启围绕李白高雅放旷的个性以及李白尚古、“薄声律”、追求自由飘逸的诗学思想，叙述几首诗歌的创作过程，其中所记事情之真伪其实还有待于讨论，比如李白嘲笑杜甫的那首诗，学界一般不以为真。孟启叙述李白的诗“本事”过程中，捎带插叙杜甫其人其诗，一共提及四处：第一处，由贺知章对李白的评价，提到杜甫诗句“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此事的反映。第二处，提到李白嘲笑杜甫“饭颗山前逢杜甫”那首诗，意在说明李白的诗歌理念，并批评杜甫“拘束”。第三处，提到杜甫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意在说明此诗比较完整、准确概述了李白前半生的曲折经历。第四处，是对前述内容的总结和引申，孟启认为杜诗不仅能记录李白一生经历，而且也准确呈现杜甫自己的经历，最后引用“当时”人“诗史”之评以揭示杜诗性质和特点。 在孟启的叙述中，李白是主角，杜甫只是陪衬，而且，孟启刻意记录李白嘲讽杜甫的那首诗[3]，批评杜甫“拘束”，显示孟启抑杜的思想倾向。姑且不论孟启对杜甫的态度如何，孟启插叙杜甫其人其诗，显然意在揭示杜诗某种性质和特点：杜甫的诗歌记载了“事”——李白之“事”和杜甫自己生平之“事”。孟启此书记载的是他人诗歌“触事兴咏”之“本事”，而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及“流离陇蜀，毕陈于诗”之“诗”则直接记录“事”。在孟启的叙述中，其实隐含着对“诗史”指称范围的谨慎限定和具体内涵的简略说明：从内涵看，“诗史”揭示了杜甫诗歌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写实性特点；从范围看，“诗史”并不包括杜甫的全部作品，只是杜甫“流离陇蜀”阶段的创作。 《本事诗》是孟启利用已有资料加工编纂而成，并非独创，如同王梦鸥所考证，此节文字所述李白之事在孟启之前的笔记小说中已有记载[4]，而据张晖考察，其中有关杜甫其人其诗的内容则是由孟启所刻意增补[5]。考察孟启的经历和著述，并没有发现他与此概念有关的其他论述，但是，考虑到杜甫地位在中晚唐逐渐提升的背景，如果我们不将孟启的引用视作一种无意行为，那么，“诗史”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 “诗史”之出现被孟启明确表述为“当时”——指杜甫生前或身后不久，由此可以断定，“诗史”并非由孟启发明[6]。虽然只此“孤证”，但是，以“史”论“诗”作为重要的文学评价显然不是偶然行为，而反映出中唐以来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思潮。 文、史之辨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内涵复杂的话题[7]。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8]其中“文”、“史”对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不过，还不是两种学术或文章类型的意义。从普遍共识和常识角度看，传统史学关注社会，而文学则本能地关注个体经验；史书强调客观，而文学更关注主观感受，从表面看，诗、史分属形式与性质相差很大的两种不同类型之文体。汉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和著述的增多，文体间的界限区分显得十分必要和明显[9]，这既反映在图书编纂的分类和学术的分野（沈约《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分立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科），更直接表现为文论家对文体内在规范越来越清晰的辨析（如《诗品》、《文心雕龙》、《文选》等），“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史通·核才》）。章学诚说：“自东京以还，讫于魏晋，传记皆分史部，论撰沿袭子流，各有成编，未尝散著。惟是骚赋变体，碑诔杂流，铭颂连珠之伦，七林答问之属，凡在辞流，皆标文号，于是始以属辞称文，而《文苑》《文选》所由撰辑。彼时所谓文者，大抵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文史通义·杂说下》）初唐史学家刘知几正是在严文、史之防的基础上讨论史书诸文体的写作规范[10]，虽然他认可“文之将史”，但反对南朝以来史书对文学的过度学习，批评说“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史通·载文》），还批评说：“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论赞》）；他赞美《左传》之文对文学手法矜持的学习：“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应该说，对文、史分野的刻意强调，是当时对两类文体特点认识的深化，也有力地促进两种文类的发展。文学研究界历来注意到唐代诗、赋以及骈文创作的繁荣，却忽略了唐代史学也相当繁荣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据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研究，按照传统目录学的分类，史部“杂史”、“杂传”以及“小说”数量极大，其中叙事类的笔记小说所占分量最大[11]。 杜甫是否强调诗、史之辨？众所周知，杜甫诗歌也和其他诗人的咏诗史一样咏叹前代、前朝历史事实，显然，这不构成杜甫诗歌的独特性。杜甫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限性与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矛盾，如其诗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百年歌自苦”（《南征》）等，不过，这种历史感与史学书写意识是两回事。作为生活在刘知幾之后的诗人，杜甫对文、史边界的理解十分明确、清晰，如其云“文包旧史善”（《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十五富文史”（《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他反复赞美秉笔直书、实录的史臣书写，“直笔在史臣”（《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波涛良史笔”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不愧史臣词”（《哭李常侍峄二首》之二）等。从杜诗有限的用例中还可以观察到，杜甫史学意识的核心就是“直书”，并没有涉及史学、史书其他问题。虽然杜甫感叹过“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但是，生当盛唐诗歌大盛之际，杜甫一生甘作官员诗人而不是史学家的选择是自觉而强烈的，他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他对自己的诗歌才华颇为自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通过“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进雕赋表》）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生理想。杜甫早年有诗谓“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后来在《发秦州》诗中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两句一语双关，都包含着在历史的长河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自己信念和诗歌道路之意。这也是盛唐时代诗人普遍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人格心态。杜甫诗歌毕竟是对自己世代生活的呈现，在杜甫生前、身后直到孟启之前，是否有人从诗、史会通的角度评价杜诗？对其他诗人是否有类似阐发？从现有文献看，杜甫生前就有人赞美其诗，并在身后逐步获得与李白比肩的崇高地位，如“大名诗独步”（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新诗海内流传遍”（郭受《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黄绢词”（任华《杂言寄杜拾遗》）、“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等，却没有发现以“诗史”或类似概念评价杜甫的文献证据。 三 诗人自觉写诗而不是作史，并不意味着诗歌没有反映诗人亲身经历的社会生活。洪业就说“杜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12]，时过境迁，杜甫诗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呈现就会被视作具有历史意义的陈述受到关注。孟启从诗史关系角度认识杜诗，正是有时过境迁这个基础条件，不过，只有杜甫的诗才被视作“诗史”，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我们将视野放大，孟启对“诗史”关系的关注其实很清楚。除了前述引用“诗史”概念之外，孟启《本事诗》关注文、史会通的撰述意图表述极其明确。据孟启《本事诗》自序，此书完成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十一月，正是中唐之后。据孟启为其妻所撰墓志，他自述“读书为文，举进士，久不得第，故于道艺以不试自工，常以理乱兴亡为己任”，后终于及第[13]，其生平经历和文化活动进入了当时社会主流。孟启这部书被后代学者认为乃诗话之源头，而其诗言情理论、“四始”之说、“为小序以引之”的体例等，在在证明其远源于儒家尊奉的经学文献《诗序》及《韩诗外传》，足见经学的巨大影响。而关注诗歌与现实、特别是政治的联系，是汉代《诗经》解释学、诗教的重要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活动的丰富，有关诗歌创作活动的记载也逐渐丰富，如《世说新语·文学》，而到了盛唐，吴兢著《乐府古题要解》研究乐府诗题，亦往往推求乐府诗之“本事”。孟启《本事诗》正是继承了这一诗教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其受中唐《春秋》学及史学影响更加明显。《本事诗·序》介绍此书编著之意图云：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 孟启喜好诗歌和诗人，此书编写目的就是介绍诗人及其诗歌的“本事”，以增加对诗歌的理解、对诗人精神魅力的感悟。书名“本事”及前述对杜甫的评价中所使用的“推见至隐”等概念，皆来自史书之祖《春秋》。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评论云：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14] 《春秋》是“本事”，《左传》等则显示了《春秋》的“隐讳”。《汉书·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15] 东汉桓谭《新论·正经第九》亦围绕《春秋》及《左传》立说： 《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16] 因此可以说，孟启对“本事”的强调以及“诗史”概念的引用，正是继承儒家经典《春秋》之传统。 为何孟启独对《春秋》异常关注？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就是治国指导思想，即使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经学治国之传统未衰。李唐王朝生当民族大融合之际，文化开放，思想多元，儒家经典的指导地位亦未改变，但是，唐朝经学相对其前后诸朝而言整体上并不兴盛，作为经学所依附的官学体制衰微，科举考试中对侧重考察诗赋能力进士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明经科的重视，经学不如文学和史学活跃。正因为如此，当安史之乱平定后，当时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反思，往往追源于经学之衰微、儒学之不兴；中唐时期，元、白倡导儒家美刺诗学，韩愈、柳宗元复兴儒学道统，经世致用，相对于唐代前期之经学变化明显：“盖自大历以后，经学新说日昌”[17]。现代学者蒙文通说：“唐初之学，沿袭六代。官修五史，皆断代纪传一体，故《汉书》学，于时独显。与‘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者异也，徒能整齐旧事，无所创明。而中叶以还，风尚一变，则以唐之思想、学术、文艺之莫不变也。”[18]在代表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之思想运动中，《春秋》学具有独特的地位。由啖助开创、赵匡开创、经陆淳的发挥、传播，《春秋》学超越其他诸经在中唐大盛，陈弱水发现中唐“最受偏爱的对象仍然是《春秋》”[19]，查屏球也说：“元和之后，《春秋》学已成为一个学术中心”[20]。作为经学革新的一部分，中唐《春秋》学的异军突起、异常兴盛，实牵连着中唐复杂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这也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学术文化活动，当时最优秀的政治家和文学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21]。总结经验、解决现实问题是经学以及史学的基本功能，杜预说《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才写作《史记》，李翰指出杜佑《通典》不同于一般“文章之事，记问之学”，是“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通典·序》），可见，是中唐朝廷之孱弱、藩镇之割据，刺激《春秋》学及史学之兴盛，因为其“尊王攘夷”的思想满足中唐重振、巩固李氏中央王朝统治的时代需求，而本来就具有深厚的史学传统，《春秋》学的兴盛则刺激中晚唐史学之发达，它们又形成合力，共同影响当时的文学活动。 总之，安史之乱导致的政治动荡引发政治革新运动，进而引发思想史的异动、经学的转型与《春秋》学的兴盛，《本事诗》对《春秋》的引用及其史学意识正显示了这一重要学术动态。明确《春秋》学及史学对文学、对诗歌创作的具体影响，可以进一步讨论孟启“诗史”说的内涵。 四 文、史独立蓬勃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互相学习和借鉴。中唐《春秋》学和史学的发达对当时写作活动的影响极为复杂，大而言之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文之将史”现象——笔记小说的大量涌现。 中唐时期出现大量文学化的杂史、杂传以及笔记小说，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唐传奇也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繁荣，鲁迅云：“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22]，“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23]。陈寅恪也注意到：“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24]。程毅中《唐代小说史》更明确说：“小说则以中唐为高峰。”[25] 正是在此潮流中，关注诗人生活及其创作过程的笔记小说开始大量出现。王运熙、杨明认为“孟启《本事诗》之作，也反映了唐人对诗歌的喜好，同时与唐代小说的发展颇有关系”，“《本事诗》是诗与小说的结合，反映了唐人对于诗歌和小说的爱好，反映了唐人在传诵诗作的同时津津有味地传道有关故事的一种风气”[26]，而其他小说中诗人诗歌具体创作过程的类似记载亦所在多有[27]。前述孟启对李白故事的记载，既说明李白诗歌创作的“本事”，也说明杜甫诗歌的“本事”。《本事诗》序言中明确说：“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他刻意强调纪实，正是史学传统影响的最好写照。 其次，诗歌叙事性、日常性的增强。 中晚唐不少诗歌与传奇小说配合传播，反映出作家与读者阅读兴趣对于外在事实本身的关注。中唐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叙事诗大量出现和诗歌叙事性、写实性，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唐文学现象。刘学锴先生曾结合中唐绝句相对于盛唐的变化阐述变革的具体内容：“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28]具体而言，中唐诗歌叙事性、纪实性的增强有多方面表现，如题目的加长，诗序的大量出现，诗歌咏叹小说故事，诗歌开始大量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与世俗社会生活，诗歌风格趋向尚俗务尽，不一而足。 追溯一下此前的诗歌意识，即可看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孟启诗歌认识所发生的新变。“诗言志”（《尚书·尧典》）是古老的传统。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文赋》）。钟嵘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诗以抒情，这是杜甫之前的创作惯例，是对诗歌内容的规定。自从东汉文人自觉介入诗歌创作以来，诗歌的独特性就是诗人和学者不断试验和探索的问题，诗歌形式上的特点和创作技巧不断被探索、被发现，从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到南朝永明体，诗歌逐渐走上律化的道路；到了初唐，在沈、宋等人手中完成这一历程。这是诗歌认识的基本历程。可是，在《本事诗》中，诗学观念发生变化。《本事诗》不仅关注诗歌的抒情功能，还关注引发诗人情感反应的“事”，更注意到诗本身之中的“事”：他不仅以杜甫诗歌为例，说明诗歌能比较全面呈现所感之“事”，他还直接引用几条散文性的诗序，如“情感第二”刘禹锡游玄都观、“情感第三”元稹赠黄丞等五条,更直白地陈述诗歌所咏之事，由此可说孟启已注意到诗歌的叙事性、纪实性功能，特别是对作家个人日常生活的反映[29]。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和特点，正是孟启立足于中唐文学现实、学术思潮和诗歌观念进行溯源的意外发现和追认。在孟启看来，杜甫“流离陇蜀”之作，具有纪实性、叙事性和日常性、个人性等特点。乾元二年（759年），年近半百的杜甫“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年初，从东都洛阳回到华州，“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七月，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家西去秦州，又辗转达同谷，然而，到同谷后发现，预计中的安顿无法实现，不得不在岁末天寒地冻之中再出发，翻山越岭，于年底到达成都。杜甫携家带口，“流离陇蜀”，艰苦备尝：“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以致于“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男呻女吟四壁静”（《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一贯坚强的诗人也情不自禁产生质疑和感慨：“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四）“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空囊》）。这一年是杜甫生活的重要转折，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冯至就说：这一年确是杜甫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年”，但是，其诗歌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30]。在“流离陇蜀”期间，杜甫一共创作了120多首诗，连章组诗更多达有10组52首，其中还有五言律诗组诗，这种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组诗形式显然配合丰富、集中内容的表达需要，宋人就已注意其内容的特殊性，宋人云：“老杜当干戈骚屑之时，间关秦陇，负薪采梠，哺糒不给,困踬极矣，自入蜀依严武，始有草堂之居，观其经营往来之劳，备载于诗，皆可考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这些诗充分再现了杜甫在秦州、同谷生活的艰难，而且刻画了秦州的风俗民情以及从同谷到成都道中山川的奇险、壮丽，刘克庄说：“唐人游边之作，数十篇中有三数篇，一篇中间有一二联可采，若此二十篇（指《秦州杂诗二十首》），山川城廓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师》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道中的两组纪行诗最令人瞩目，苏轼说：“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引）王得臣说：“杜自十月发秦州， 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离同谷入蜀，诗中历历可考。”（《麈史》卷中）北宋佚名学者说：“两纪行诗，《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无复差舛。昔韩子苍尝论此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一引《少陵诗总目》）朱熹说：“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清代学者李因笃也说：“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杨伦《杜诗镜铨》卷七引）上述学者所强调的组诗形式、偏重客观纪实并对秦陇山川胜景、风土人情和苦难生活加以生动呈现——“既是山水图经，更是流民长卷”[31]，构成“流离陇蜀”道中创作比较突出的特点[32]，与以往纪行诗偏重抒情、也与杜甫此前此后创作偏重抒情和表达社会政治关怀大不相同。这些诗歌受到后代学者的注意和肯定，既是对组诗形式的发现，也是对其独特纪实性、叙事性、日常生活性的认可，这种认可之中其实包含着对山川壮美之欣赏和对杜甫所叙个人日常苦难生活的深深同情——这也可能是孟启和后代学者关注杜甫“流离陇蜀”诗歌潜在的根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所叙，也偏重强调李白政治上的不遇与人生道路的艰难）。李因笃所说，也正是孟启“诗史”说的具体内涵。孟启的引用，是否符合事实是一回事，比如按照日常性标准理解，杜甫在草堂以及夔州时期创作的诗歌似乎更真切，而孟启的理解和刻意强调则是另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孟启及其时代的观点。 孟启认定杜甫特定阶段诗歌的“诗史”特征，既是表明一种文学事实、诗歌新变的生动存在，也是对这种事实和新变的理论发现和诗学认定。从第一方面说，就是杜甫诗歌的创新和中唐以来诗歌的新变。时代的巨变带来诗歌的变化，杜甫生活在唐代盛衰之际，独特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生活经历的丰富性和曲折性，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上突破盛唐流行的风气，开始很多探索和创新，他将目光从歌颂理想转向再现现实，诗歌的纪实性和叙事性的增强，并再现个人日常生活细节，就是其创变之一。白居易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受到史学以及杜甫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杜甫地位在中唐迅速提升的原因之一），中唐诗歌的叙事性、纪实性进一步增强，诗歌的关注点从主观偏向客观，从表现偏向再现，从抒情转向叙事纪实，从政治书写转向个体生活再现。从第二方面说，《春秋》学概念的使用、“诗史”概念的使用，表明孟启基于中唐以来日渐高涨的史学思维，开始自觉从理论上观察、理解并描述从杜甫开始到中唐诗歌领域广泛流行的创新和变革。 总之，孟启引用“诗史”评价杜诗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学术、文学背景。孟启对“诗史”的使用，也是古代政治、经学、史学与文学密切互动的一个生动案例。 五 孟启之后，宋人广泛使用“诗史”这一概念，理解却发生变化，在此亦作梳理、补述，以见其演变。 宋人以及宋代之后从叙事性、纪实性的角度对杜甫诗歌“诗史”属性的发挥、对唐史在杜诗中的细致、丰富而准确的呈现（其中最受赞美的是“补阙”）[33]以及在诗学中的影响，不少学者已做出大量、深入的阐释[34]，有的学者甚至据此将杜甫命名为“自传诗人”[35]，显然，这些基本上是对孟启“诗史”观念的承袭，这里暂不置论，我们所关注和强调的是“诗史”内涵的增加、丰富及指称对象的变化——“诗史”说内涵改变为今日流行之理解。 《旧唐书》杜甫传只是原文照搬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以评价杜甫诗歌，并没有注意“诗史”概念。从现有文献看，“诗史”最早被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的《新唐书》杜甫传赞所沿用。张晖考察指出，“整个宋代的‘诗史’说，定义虽然十分繁杂，但无疑以《新唐书》的说法最具影响力。作为宋代的官修正史，《新唐书》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影响极大。宋人若运用‘诗史’概念来评论杜诗，很多都是直接从《新唐书》而来的”[36]。《新唐书》杜甫传赞云：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37] 如同洪业先生所论，此传史实记载“谬误甚多”[38]，同时，宋祁等对杜甫的评价也呈现复杂的状态：袭用“诗史”概念，却嫁接元稹、白居易的思想。这种综合或合成，反映出宋初时代环境下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新认识。元、白到底如何认识杜诗？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元稹在那篇著名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从诗歌史的角度评论杜甫诗歌，揭示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的特点，赞许“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并比较了李杜异同：“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39]两年后（元和十年)，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进一步论述云：“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40]。元稹肯定杜诗“知小大之有所总萃”、回归“雅正”风骚传统、“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长篇诗歌（特别是排律）。 白居易则始终关注杜诗的思想性。元和十年，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任，到任不久，其撰写《与元九书》，追溯《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史，描述儒家美刺诗教（“风雅比兴”）在后代的衰歇过程，其中有云 ：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言，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41] 元稹认为杜甫“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长篇最好，最为“雅正”——元稹兼顾艺术性，而在白居易的论述中，他列举《新安》《石壕》《潼关吏》（“三吏”）和《芦子》《花门》等数首诗歌，并表达自己的肯定，正是所谓“雅正”风骚传统——更强调政治性，可见两人观点同中有异，当然，二者相同之处更值得注意：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赞美杜甫的《悲陈陶》《丽人行》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其《酬李甫见赠十首》之二云：“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白居易《与元九书》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学立场出发，高度肯定杜甫诗歌《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诗。他们都注意到杜诗的叙事性、写实性和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时事”的反映、呈现[42]，这是杜甫与他同时代诗歌不同之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诗史”字面，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杜甫呈现的“时事”当然也属于历史的范畴。元、白对现实的关注，对诗歌政治功用的强调，显然，是前述中唐政治改革运动、《春秋》学勃兴以及诗歌趋向写实思潮的反映[43]，这和孟启“诗史”说属于同一背景。当然，同样是叙事，由于思想动机的差异，他们对所叙之事的关注点却大不相同：元、白着眼于杜甫诗歌对当时重大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揭露，而孟启“诗史”说则着眼于杜甫诗歌对个人日常生活和山川风景的呈现，一偏向政治，一偏向个人生活。 明白元、白的论述，再来看《新唐书》的引申和发挥就相当明确：第一，继承元稹“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的肯定对象，并增加“善陈时事”这一定性，并命名为“诗史”——写政治时事且对仗精严、篇幅宏大。孟启所谓“诗史”作品，是指杜甫“流离陇蜀”期间的创作，而符合元稹这一新标准的杜诗只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及《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这类大容量、长篇幅的诗歌除了杜诗，在唐诗中极其罕见。沿用“诗史”概念却承袭元、白的思想，内涵和指称都发生改变；不同于孟启关注个人不幸这一理解，元、白回到政治性阐释这一儒家诗教传统[44]。第二，《新唐书》的认识源自元、白的诗学观念。元、白都从风雅传统称颂杜诗，他们对杜诗性质的理解完全一致，强调杜诗的伦理性、思想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崇高性。白居易给他所认可的杜甫诗歌找到的思想传统和诗歌经验渊源更为明确，就是儒家美刺诗学——“风雅比兴”（《与元九书》）。这其实表明人们对杜甫诗歌创新活动思想资源的思考从《春秋》学、史学转移到另一种经学——《诗经》。在唐人的诗学评论中，《诗经》当然是崇高的传统，并被用来赞美他人诗歌，李白说“大雅久不作”（《古风十五首》之一）[45]，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之六），杜甫赞美他人诗歌具有“风雅”精神，如赞美薛据、毕曜说“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型”（《秦州见敕喜薛据毕曜迁官》），赞美韦济“词场继国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赞美元结诗歌具有 “比兴体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但是，他人用以评价杜甫诗歌中，指向却比较明确，如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就以“大雅之作”（《杜工部小集序》）赞美杜甫的诗歌[46]，杜牧以“风骚”（《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赵鸿以“大雅”（《杜甫同谷茅茨》）、皮日休以“风雅”（《陆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等赞美杜诗。比较而言，关于杜诗与《诗经》的关联，白居易所论最为明确而充分，他在《与元九书》中以写时事来诠释“风雅比兴”传统——反映、揭示社会现实的创作传统，他以此标准肯定杜甫《石壕吏》等诗歌，认为杜甫写“时事”的《石壕吏》等诗歌之诗学渊源是《诗经》“风雅比兴”。《新唐书》用来定义“诗史”的“时事”一词，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中关键的“时”、“事”二字的对应，当然不是偶然的。 一旦将杜诗与风雅传统建立联系[47]，根据反映“时事”的标准衡量，“诗史”的指称对象将会进一步漂移——既不是孟启所谓“流离陇蜀”之作，也不是《新唐书》新认定的元稹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之大篇，而是另外一类诗歌，即白居易所称颂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因而与元、白所倡导的讽喻诗以及新乐府运动建立了联系，并逐渐指向这些诗歌。在白居易、元稹看来，当时继承《诗经》、汉乐府传统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新题乐府”创作。元、白对《诗经》传统的理解主要是反映、揭露现实问题这一精神，“新题乐府”创作确实是中唐出现的反映当时社会问题的一股诗歌风气。唐肃宗之后，虽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社会政治问题却日趋严重，这引起诗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盛唐之后出生的一批诗人创作中有所反映并形成一股风气。张籍、王建有此类创作，而白居易和元稹从事这类创作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即自觉以儒家诗教功利思想为指导。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白居易官拜左拾遗，谏官的身份促使他将诗歌当作谏书，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其中有一类诗歌可能由白居易后来整理编辑时命名为“新乐府”，“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新乐府诗·序》）。同在元和四年（809年）， 作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创作了类似诗歌，题目为“新题乐府”，不过，其《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明确说是受到李绅创作的启发。简言之，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诗歌创作风气兴起于白居易、元稹之前，而明确标目为“新乐府”则始于李绅，元、白则自觉地将其提升为诗歌创作范式而加以推广。元和十年，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追述自己诗歌创作历程，并对自己的创作“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其中一类就是“新题乐府”。元和十二年，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48]元稹认为风雅传统落实在具体的诗体中就是“乐府”，魏晋南北朝以及初盛唐时期的“乐府”只是沿袭旧名，“新乐府”或“新题乐府”[49]才真正继承面向社会现实的风雅诗教精神和传统——“即事名篇，无复倚傍”。按照元稹的解读，中唐确实出现新乐府诗创作的一股风气，而盛唐诗人杜甫则是这个新乐府运动的开创者，并将杜甫及其创作树立为现实的榜样。元、白之所以追源到杜甫，确实是受到杜甫本人理论意识和创作的影响：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诗序中明确提出，要复兴“比兴体制”，要求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反映现实问题，这类诗在元、白看来最具有他们所倡导的“新题乐府”精神，正是沿着这个逻辑，“诗史”逐渐指向反映“时事”和现实社会问题的“新题乐府”[50]——事实证明，白居易强调风雅美刺诗学对后代的影响超过元稹。不仅如此，在后代人看来，最有代表性的“新题乐府”就是“三吏”“三别”——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只是不完整的列举，但指向性很明确，因此，“三吏”“三别”这两组诗此后逐渐与“诗史”概念建立坚强、稳固的联系，从而被视作“诗史”性质诗歌的典范和代表。 经过《新唐书》作者的发挥，“诗史”在保留叙事性、纪实性等表达手法这一基本内涵之外，孟启原来强调的再现个人日常生活则转化为再现社会重大现实——“时事”，即如明代胡震亨所谓“以时事入诗”（《唐音癸签》卷二十六），因此具有政治评价和伦理评价的意义——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生疾苦，即所谓“忠君爱国”，诗歌不应该反映个人日常生活，而应该反映重大时事，而如此一来，孟启原来对杜甫不幸遭遇报以同情这一隐含的情感立场也就完全丧失——人们赞美杜甫的家国情怀，却忽视对杜甫作为个体生命不幸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宋代黄庭坚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后代解说者大多将此处“史笔”解释为客观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史著写作手法[51]，其实是一种误读。陆游说：“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读杜诗》）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就说：“唐杜子美之詩，或谓之诗史者，盖可以观时政而论治道也，流连光景云乎哉！”（《曹上开汉泉漫稿序》）黄庭坚、虞集强调“诗史”的伦理内涵，陆游强调杜诗继《诗经》（近于《诗经》），恰恰回归儒家传统的“春秋笔法”观和诗史观——以诗继史，经、史合一，诗、史二者共同通向政治。“春秋笔法”显然并非单纯的“笔法”，“隐”包括所隐之事，更包括隐含的立场。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因为诗中存史，所以孟子认为史可继诗；又因为诗与现实政治有联系，读诗自然要“知人论世”，当然，此“史”并非一般个人之史，而是“时事”——国之史，国史之叙述中既包含事——叙事性、纪实性、再现性，也包含特定的价值观——政治观念和思想倾向。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所强调者并不仅仅要求单纯“显”事，也要求在“显”事也含蓄地“显”露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思想立场，三国时韦昭就说：“推见事至于隐讳，谓若晋文召天子，经言‘狩河阳’之属”[52]。后来，王夫之对“诗史”概念单纯叙事性、纪实性之内涵的批判，所依据的正是以诗继史这一儒家诗教传统。经过这一循环，认识似乎回到起点，却已远离了孟启的立场。 杜甫从生前颠沛流离的落魄诗人到身后被万人景仰的诗圣,在这一提升过程中，“诗史”是最早的定性评价。从孟启到《新唐书》，“诗史”承袭叙事性、纪实性这一表达手法之意义外，还增加价值评判之意义，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今天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其内涵兼顾表达方式和内容；所叙之事与指称对象也发生方向性的调整，由叙个人之事转变为叙“时事”——时代之史，所指杜诗范围也由“流离陇蜀”扩展到此前此后之杜诗，与中唐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建立了联系，“三吏”“三别”逐步获得了“诗史”典范的地位，这基本上奠定了我们今日对“诗史”概念的理解。从杜甫的创作到孟启对其性质的追认，再到《新唐书》的更新理解，这一过程既是对杜诗创新性和丰富性的发现，也是对一种创作传统的自觉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实与中晚唐五代北宋前期的政治、经学与文学运动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注释： [1]冯至：《诗史浅论》，《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9页。 [2]孟启：《本事诗》，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页。 [3]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容斋诗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2页）仇兆鳌则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杜诗详注》附编） [4]参见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三集》，台北:艺文出版社，1974年，第1-28页。 [5]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10页。 [6]裴斐认为：“至于‘当时号为诗史’，一如刘昫所说‘天宝末甫与李白齐名’，并无文献依据，实为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词。”（《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可备一说。 [7]此问题涉及文（诗）、史关系这个中、外文化史上极其复杂的问题。《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语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中“颂”诗，所咏就是民族史。清代史学家顾炎武解释说：“《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日知录》卷三）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上述所论实涉及经学，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对此钱穆有深刻而清晰的阐释（见其《中国史学名著》对《春秋》的讨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近代学人主要是从两种不同的学术领域甚至文体立论，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成功实践更广受世人推崇，而钱钟书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中发掘了“史蕴诗心”的文化现象，其在诗史会通中特别强调诗的独特性。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还从文化学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这已经不是讨论具体的文体和表达，而是精神文化。概言之，诗、史关系既是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是深刻的理论命题，中国的文化与学术传统是强调文、史不分，但是，本文所论是特定时段诗、史会通问题。 [8]本文引文较多，为行文方便，常见文献只夹注篇名，不再出注。 [9]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0]刘知幾《史通》论史学往往兼及文学，其实并不是认可“史之将文”，而只是着眼于史书也是文章而已，他们实际上是特别强调史书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界限与分野。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弥纶文史、经史，强调“古无经史之分”（《丙辰劄记》，《章氏遗书》外篇三）、“文史不在道外”（《姑孰夏课甲编小引》，《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显然，意不在讨论文、史分野，而是论哲学与思想之“道”问题，其观点是对顾炎武、戴震“经学即理学”的积极回应（详论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内篇五之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1]参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十一章“史学范围进一步扩大”之论述。 [12]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页。 [13]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项楚主编 ：《新国学》第６卷，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99-111页。 [1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3037页。 [15]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第74页。 [16]桓谭著，黄霖、李力校点：《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37页。 [17]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本，第105页。 [18]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19]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20]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第39页。 [21]白寿彝主编，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代之传奇文（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3]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页。 [2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２页。 [25]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26]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36页。 [27]南开大学余才林先生有著作《唐诗本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他将“本事诗”作为一种文体，本人不能苟同。 [28]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82页。 [29]在此存在一个悖论，我们认为具有很强政治性的经学、史学著作《春秋》影响了中唐文学的叙事性，可是，中唐诗歌叙事内容最突出的却不是政治，而是世俗生活、日常生活。中唐诗歌尚俗、务尽（详论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之内容，主要在此。孟启“诗史”说所强调的不仅是叙事性，而且指向杜甫诗歌对诗人个人日常生活的再现。可见，中唐诗歌叙事性的生成显然不是单一来源，《春秋》的影响只是因素之一，中唐社会结构的变化、文人人生理想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关于中唐文人趋向现实（比如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历史特征，在唐宋转型论中有深入探讨并形成共识，在此不赘。当然，《春秋》学的“微言大义”传统对孟启撰写《本事诗》也有影响，如同中晚唐出现的大量缅怀盛唐历史的笔记小说一样，这也是孟启对前代往事的追怀，其中也隐含着他对诗人不幸命运以及所处唐懿宗、僖宗父子时代政治混乱现实的感慨，《新唐书》就评论云：“懿、僖当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乾符之际，岁大旱蝗，民愁盗起，其乱遂不可支。”（《新唐书》卷九《懿宗、僖宗本纪》）这样的现实正是叙事性很强的晚唐咏史诗同时大兴的共同的社会基础。孟启《本事诗》将前代诗人轶事分为七类，“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大多反映了诗人浪漫的个性和不幸的遭遇，既包含着对诗人的同情，也隐含着现实针对性和政治立场，前代诗人的自由洒脱正是自己时代动荡的对照，另如其序言介绍他撰序的时间是“光启二年十一月”，并刻意说“大驾在褒中”，这一补述实亦涉及晚唐乱局，流露出作者的感慨：黄巢起义后，李氏朝廷已经彻底丧失对局面的控制，此时，宦官宠臣田令孜挟持唐僖宗为逼各地节度使对长安的讨伐而逃到汉中，邠宁节度使朱玫便将襄王李煴挟持到长安，立为傀儡皇帝，改元“建贞”。含蓄地表明了他的现实关怀，也正是作为“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 [30]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5页。 [31]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36页。 [32]当然，在杜甫“流离陇蜀”期间的纪行组诗，描写外在景物与再现诗人行止、客观描写与主观抒情较好的结合。明人江盈科说：“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杜诗详注》卷八引） 清人蒋金式说：“少陵入蜀诗，与柳州柳子厚诸记，剔险搜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成此奇地奇文，令读者应接不暇。”（《杜诗镜铨》卷七引）莫砺锋先生分析得很透彻：“杜甫的山水诗以咏秦陇、夔巫山川的为最多最好，因为杜甫的人品胸襟和审美倾向都使他对于雄伟壮丽的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就山水而言，只有秦陇、夔巫那样雄奇伟丽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拨动杜甫的心弦，从而发出最和谐的共鸣。”（《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33]宋代以来，杜诗研究中以史证诗成就最杰出的无疑是钱谦益的《钱注杜诗》，钱氏亦以此自负，兹不详论。 [34]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诗史”说新考》、《关于诗与“本事”、“本意”以及诗谶》对于宋代部分所论深入，见其著《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金程宇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而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对于具体文献的梳理、考证更为精细。此外，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二章第二节也进行了简明的归纳。 [35]参见谢思炜《论自传诗人杜甫》，《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清代学者浦起龙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谱矣。”（《读杜心解·目谱》） [36]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第25页。 [37]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杜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页。 [38]洪业：《我怎样写杜甫》，《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53页。 [39]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1页。 [40]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854页。 [41]白居易著，丁如朋、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8页。 [42]洪业曾注意到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关于唐文宗根据杜甫《哀江头》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对安史之乱前长安曲江繁荣景象的纪实描写而加以重建的记载，唐文宗对杜诗的阅读和理解具有历史视角之意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7页）。不过，我们认为，此记载虽涉及晚唐史实，却由宋人记录的，不一定可靠。 [43]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元、白强调以诗写时事的用世精神，并指出这种观点与儒家传统诗学的关联，不过并没有考察孟启“诗史”说的具体内涵。 [44]《新唐书》作者如此理解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这和宋人史学观念和儒家思想复兴运动有关，兹不详论。 [45]天宝年间萧颖士《江有枫》等诗、中唐前期诗人顾况《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都直接模仿《诗经》。这与杜甫借鉴《诗经》精神进行创作不同。 [46]樊晃编辑的《杜工部小集》虽然已经散佚，但是，据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辑考，现存的诗歌选入比例（62首中，五古、七古达36首）还是反映出樊晃的价值倾向——尚古，其中收录有“三吏”“三别”中的《新婚别》。 [47]宋人正是按照此种思维，由认为杜诗继经，发展为视杜诗为“经”。 [48]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674页。 [49]元稹两年前《叙诗寄乐天书》观点（“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与《乐府古题序》文对“新题乐府”的内涵理解不同，后者更近于白居易。 [50]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单列“新乐府辞”一目，其中收录了杜甫诗《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五首, 而白居易《与元九书》所提及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 却没有收入（《乐府诗集》收录杜甫诗歌情况是：“横吹曲辞”2题14首，“相和歌辞”2题4首，“杂曲歌辞”1题3首，“新乐府诗”6题6首，一共收录杜甫诗歌11题27首），同时，郭茂倩载“新乐府辞”目下列出“新题乐府”只收录元、白的作品，这表明郭茂倩与元、白关于“新乐府”诗观念的重大差异（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唐代“乐府”以及“新题乐府”概念的内涵、外延、指称对象有很大的争论），我们要强调的是二者的差异不仅是对诗歌体式的认识不同，而且在价值观上也存在不同，质言之，元、白追认杜甫诗歌为“新乐府”，所关注的不是诗歌体式，而是诗歌的政治倾向和伦理价值。 [51]参见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6-43页。 [52]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73页。 作者简介：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 合肥 230039）。 原载：《文史哲》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