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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栖《有鸽子的夏天》:探向日常生活及童年精神的更深远地带

http://www.newdu.com 2018-11-16 文艺报 赵霞 参加讨论

    去年秋天,我在青岛参加一个会议。晚上,一行人坐着车,往青岛老城参观。我与刘海栖先生且行且聊。他的谦逊的博识,体贴的照拂,还有爽朗的大笑,融化了秋夜里的寒意。我想起一事,忽问:“刘老师,您还准备再写小说吗?”他笑道:“嗯,有这个想法,我想写写我的童年。不过,我可能还是适合写童话。”
    我没有再问了。在我的脑海里,海栖先生这些年的童话太有个性,太有风格了。想起他30年前写过的儿童小说,倒成了朦胧的记忆。我一时想象不出,他再写起小说来,该是什么样子。
    2月里,我读到了《十月少年文学》准备发表的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一读就给迷住了。有那么一会儿,我的脑海里只盘旋着海子和他的鸽子的故事,盘旋着山水沟街那一群孩子们叽哩呱啦、奔来跑去的身影。
    我发现,海栖其实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
    一部《有鸽子的夏天》,那样的一气呵成,畅快淋漓。海栖先生把童年生活的滋味简直写绝了。尽管那时的日子还远不能用富足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却不能限制一个孩子创造他的日常生活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海子、二米、鸭子、二老扁,养鸽子、玩杏核、抽陀螺、抢菜……那样的推推搡搡、吵吵嚷嚷,却也是那样的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这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多么令人头疼,又多么令人羡慕。一看到他们,我们就会想到,不论社会如何演进,生活如何变迁,在历史的角落里,总有一个永远的孩子,在那里不知疲倦地蹦着,跳着,玩着,笑着。
    那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永远的童年。
    我早知道海栖先生擅长很多。在我眼里,他就跟万事通似的,什么都晓得。我喜欢听他谈童书,谈出版,也喜欢听他谈时事,谈文化。我们一起在博洛尼亚参加书展,听他介绍意大利各地的地理、物产、民风,大有意趣。我还知道,他上过体校,进过军营,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还养过鸽子,学过木匠活儿。他能如数家珍地报出鸽子的各种名号及特征,还弹墨线、使刨子做过凳子、柜子,居然还组装过收音机。小说里那些旧时童年的游戏,旧时平民的生活,之所以那样眉眼鲜活,神情毕肖,都是因为有他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衬底的缘故。
    那是儿童小说创作的一座富矿。
    更重要的是,他能用那样清浅自然的语言,把这些记忆里的经验生动地还原出来。说实话,读作品之前,我的心里还怀有疑虑。我熟悉海栖童话的语体,那种热闹、夸张、充满喜剧味儿的幽默,用在童话里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却恐怕不是最适合儿童小说的语言质料。到了《有鸽子的夏天》,他把小说语言的感觉调得恰到好处,一如他笔下的童年世界,朴素而鲜活,清亮而生动,趣味与幽默都酝酿得恰到好处。神气的二米和他的鸽子群一出场,我们仿佛听到了鸽子翅膀的扑楞声,还有那渐渐地淡远、又渐渐响回来的鸽哨声。在这个由视觉、听觉、触觉、想象等一齐烘托出的画面里,有一种切实寻常而又莫可言状的气息,牢牢吸引着故事里的海子和读着故事的我们。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曾或多或少地被这样的气息笼罩、浸润。我就几乎迷失在那场小小的杏核游戏里——它是多么亲切日常,多么生气勃勃,又多么滋味无穷。“秋风起了,玩杏核的把戏就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样简朴的叙说,我的心里会升起如此强烈的混杂着甜蜜和感伤的情绪。或许,这就是童年,单纯到一眼就能看透,却又总会在舌尖留下一点品咂不尽的滋味,清贫到每个人都能拥有,却又因它的终将逝去而令我们叹惋感怀。
    然而,海栖没有让他的笔墨迷失在这样的生活慨叹里。在活灵活现地摩写童年生活情味的同时,他从未忘记身为一个小说家的职责。小说中那些起初看似散漫的细腻、真切的生活片段和细节,都暗暗指向一个更核心的故事,正如所有枝叶的伸展都暗含朝向树干的聚拢。这个核心的存在,将小说的故事趣味推向了更阔远的境界。同时,借助这一故事结构的表现力与表达力,它也使这部作品不仅是对过往童年生活的某种追溯或记录,更构成了对永恒的童年精神命题的一种书写与探寻。
    海栖是一位写故事的高手。整部小说由鸽子入笔,正写到酣处,却由“所以我觉得养鸽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一笔宕开,落至闲悠悠的“好在我们有别的事情做”的附笔。就在读者读着那些快乐而迷人的童年游戏、差不多要忘了鸽子这回事时,作家又将它不露声色地忽然端回到眼前。我们于此方知,一切闲笔,其实无不在为“我”的鸽子的出场渲染铺垫。二米、鸭子、二老扁、三扁、孔和平、徐小杰等人,各有各的精彩故事,但他们同时也是这场养鸽子、丢鸽子、要鸽子的生活戏剧必要的见证者和参与人。素昧平生的胡卫华居然会以那样的方式与“我”的生活发生交集,令人慨叹生活本身就是一出传奇。木匠王木根是个非常有“料”的角色。他赶来要给鸽子笼加门扇的细节,可谓飞来一笔,那种朴拙中的滑稽,滑稽里的庄重,庄重下的感动,令人既忍俊不禁,又愀然动容。还有德惠姨、曲叔,甚至郭一刀的亲家马大嫂,可以说,每个次要或边角角色的出现,都跟“鸽子”有着割不断的关联,都在充满生活滋味的延宕中推动着故事的前行。
    这样,主线的故事既被生活的枝叶牢牢掩盖,又强大地主宰着这些枝叶的生长。由“我”意外得到鸽子,到学着自己养鸽子,到与伙伴们不无骄傲地分享养鸽的欢乐,再到丢失鸽子,进而想方设法、钻破脑袋地要去讨回鸽子……一个孩子的快乐和忧愁是那样牵动着读者的注意和关切。这其间,许多不经意的叙事伏笔,要一直读到后来,某个重要叙事片段的呼应和揭晓,才带给读者恍然大悟的惊喜。
    例如,小说首章这样提到送煤工人赵理践:“赵理践长得瘦瘦小小,但力气很大,据说以前当过和尚,练得不吃肉光吃素,拉起车来像老鼠拖木锨。”初读来,这似乎只是充满生活滋味的随手一笔。谁会料到,那句仿佛随口带过的“以前当过和尚,练得不吃肉光吃素”,竟是整个故事中那样关键的一处伏笔,也是其中最重大的悬念得以解套的重要支点。没有“不吃肉光吃素”的铺垫,便没有赵理践最后作为解套者的出场。再如,“我”有了两只鸽子之后,伙伴们都不去二米家了,“他们都想到我家里来,用窝窝头召唤我的黑小白和白小黑,叫它们往手上飞”。谁能想到,正是这个小小的欢乐举动,已暗伏下莫测的凶险可能。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隐于不言,细入无间,这是极高明的做故事的手法。小说中,这样的叙事伏笔和呼应既巧妙,又自然,从而令整部作品读来充满了故事的愉悦。
    我想起去年冬天在上海童书展见到海栖先生时他说:“我不着急,慢慢写……我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写出一个好故事来。”
    他真的写出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之好,不仅在于叙事形式上的“巧”意和“巧”劲儿。其更深厚处还在于,他以这样一个逻辑严密、构架统一的故事,在悬念张力和伏笔照应的趣味里,带我们进一步探向了日常生活、人情、人性以及童年精神的更深远的地带。
    小说中,鸽子事件既构成了故事的核心悬念,也导致了一个孩子世界观的危机。如何解除这个危机,不只关系到故事过程的演绎展开,也关系着这个孩子的精神命运。这使《有鸽子的夏天》带上了些许“成长小说”的意味。成人角色赵理践是帮助“我”度过这场“成长”危机的重要指引人。这个质朴、敦厚的送煤工,用他的善意和温情,像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在《我亲爱的甜橙树》里写到的老葡那样,默默关切着贫瘠年代里一个孩子不为人在意的小世界、小生活。他与海子的交往,小说里写得那样简朴平淡,读来却总令人心生暗潮汹涌的澎湃。赵理践的存在让海子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用“炸弹”的方式,不是你吃我,我吃他;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咪咪虾。这个世界真正的道理是:在世俗生活的纷纭甚至不无狰狞的表象背后,有一种朴实无华和良善温厚,可能才是最终决定其运行逻辑的真正力量。
    但不要以为,这就意味着,一个孩子面对真实的成人世界和现实生活全然是无助的、无奈的。在这场成长的考验里,“我”绝不是一个软弱被动的角色。小说临近结尾处,那一段激起“我”最后行动的关于鸽子、赵理践和胡卫华的叙说,读得我几乎热泪盈眶。这里面有属于一个孩子的了不起的情感、意志和行动的力量。尽管他的抗争并未直接解决生活的难题——这是他所处现实的必然逻辑,对这一逻辑的基本尊重,也是儿童小说基本的故事伦理——但谁能说清,郭一刀最后慨然归还鸽子,究竟是完全慑于赵理践“给他送不好烧的煤球”的担心,还是在心里同时也怀着对这样一个由孱弱中爆发出巨大勇气的孩子的认同乃至小小的敬重?
    我以为是两者皆有的,证据之一就是那“一小块猪肝”。在我看来,这个小小的、意外的礼物出现在小说的结尾,不但把童年应有的尊严还给了一个孩子,也把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应有的人情与人性,多少还给了郭一刀这个形象。
    这样,《有鸽子的夏天》最终带我们走出善恶二元的故事与观念模式,走向了现实生活和日常人性的更为丰繁、复杂、微妙的境况与滋味。它也带我们走出关于童年的太过简单的现实主义摹仿或浪漫主义想象,走向了对于功利现实的生活中仍然顽强存在着的一点浪漫的发掘、表现与书写。这点苦涩而珍贵的浪漫,从胡卫华为鸽子流下的眼泪里,从鸭子为父亲砸着杏核的“啪啪”声里,从王木根乒乒乓乓打着鸽笼的身影里,轻轻地浮动着,旋绕着。它让我们看到,生活是难的,却也无往而不带着它温暖的底色。
    这一点浪漫和温暖,是那充满着烦恼艰辛的生活之所以让人着迷、叫人珍爱的根本所在。
    我相信,它也道出了童年之于我们的某种根本意义。
    今年4月,海栖带着尚未出版的《有鸽子的夏天》,到红楼来开研讨会。我们七嘴八舌,但是都说,小说写得好。他却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这么写了,憨然的神情底下,是一个人本性深处的谦逊。
    海栖的谦逊是真诚的。红楼研讨会上,他说:“我就想听批评。那样我才知道怎么能写得更好。”对于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不论可行与否,他都欣然纳受。他是位极随和通泰的长者,却在写作这件事上,教我看到了他的执念。《有鸽子的夏天》几易其稿,我亲见他怎样为了改出一个满意的片段,自己跟自己较劲。他说,我的最好的写作时间,也许就在这些年,我没有时间好浪费了。我甚少从这位许多人眼里可敬可亲的大兄长身上,见到这样带着庄重忧思的语气和神情。
    我说,刘老师,这么写,会不会太自苦了。
    他说,没关系,我喜欢。
    这无疑是最好的写作状态。我想,它大概也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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