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宝  萨茹拉
    摘要：本文首次将蒙古国所藏蒙古文《十二楼》与该小说之汉文原著进行了对勘研究。经逐字比勘认为：蒙古文《十二楼》有可能译于清末喀尔喀蒙古地区，它所依底本系顺治原刻本或顺治原刻本的一种翻刻本。无名氏蒙古族译者，不仅在文章结构上对原著作了一些有趣的调整，文字内容上也进行了许多值得推敲的删削。蒙古文《十二楼》不仅补充了李渔及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对蒙古族翻译文学史、蒙汉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十二楼》  蒙古文  翻译  话本小说
    2015年冬，笔者赴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访书，有幸获读庋藏于该国国立图书馆的一种经卷式蒙古文抄本。经阅读得知，该抄本为汉族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前五卷之蒙古文译本(为叙述便利，下文统称“蒙古文《十二楼》”)。中国出版的收录大量古代小说蒙译本的《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1]、《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2]，蒙古国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馆亚洲部蒙古文图书及抄本目录》[3]、《国立图书馆所藏手抄本目录》[4]、《蒙古文抄本印本版本研究》[5]等较权威的古籍目录专著均无收录《十二楼》蒙译本。目前，除中国学者扎拉嘎曾简单提及蒙古国所藏此译本外，未见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过介绍。兹查阅相关文献，试对此少为人知的蒙译本稍作考述，以求同好指教。
    一、《十二楼》原著内容及版本情况
    《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是清代继《三言》和《二拍》之后成书的优秀的拟话本小说集。它与李渔另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连城壁》一同，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十二楼》全书共十二卷，三十八回，每卷是一篇以楼名为篇名的短篇小说。即《合影楼》《夺锦楼》《三与楼》《夏宜楼》《归正楼》《萃雅楼》《拂云楼》《十卺楼》《鹤归楼》《奉先楼》《生我楼》《闻过楼》。各篇回数不等，多者一篇六回，少者一篇只有一回。十二篇小说合起来成“十二楼”。此书所叙故事，多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结构新颖，情节曲折，人物刻画不落窠臼。据目前资料，《十二楼》现存版本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顺治十五年(1658)初刻本及其诸翻刻本、点校本。另一种是消闲居刻本及其诸翻刻本、点校本。
    《十二楼》顺治刻本是初刻本，共十二卷。刊刻不甚精。后期多出其翻刻本、重刊本。如保宁堂刻本、英秀堂刻本、《今古奇观续编十二楼》等等。其中嘉庆间刊刻的保宁堂刻本流传最为广泛。该刻本书前杜濬序署“顺治戊戌十五年，中秋日钟离濬水题”。此本为中型，分十二卷，每卷前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正文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篇后有杜濬评，无眉批，无夹批、无插图。但此本扉页版框内大字题“笠翁觉世名言十二楼”，目录前题“觉世名言目次”，每卷前题“觉世名言第某(一至十二，下同)种一名十二楼。”如卷一《合影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一种一名十二楼》；卷二《夺锦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二种一名十二楼》；卷三《三与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三种一名十二楼》；余亦类推。保宁堂刻本是最完整地保留顺治刻本原貌的本子。后期，以顺治刻本为底本的校点本也相继问世。如，以一种无绘图的石印本作底本，用一种坊间的绘图铅印本互校成功的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出版的汪协如标点本《十二楼》；以顺治初刻本为底本，参照英秀堂刻本和汪协如校点本标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萧容标校本《十二楼》等等。萧容校点本每篇小说篇名前均署“觉世名言第某种一名十二楼”，完全保留了顺治刻本和保宁堂刻本的体制。
    消闲居刻本亦分十二卷，每卷前亦均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书前杜濬序署“钟离濬水题于茶恩阁”，扉页版框内大字题“绣像十二楼”。版框外上方横行小字题“觉世名言”，而每卷前右上题“十二楼卷之某”。如《合影楼》前题《十二楼卷之一》；《夺锦楼》前题《十二楼卷之二》；《三与楼》前题《十二楼卷之三》，余亦类推。据此，则知《十二楼》的书名实始自此消闲居本。消闲居本刊刻甚精，正文半页九行，每行十九字。每篇后有杜濬总评，有眉批，有夹批，并有插图十二页。消闲居刻本后期也出了诸多校点本。其中仅笔者所见就有四种版本。即1998年由台湾三民书局印行的陶恂若校注、叶经柱校阅《十二楼》；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骁校点《十二楼》；1991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崔子恩、胡小伟校点《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渔全集》第九卷里的《十二楼》等。顺治初刻本和消闲居刻本在文字上互有出入，后者很可能是在前者基础上修订刊刻的。
    二、蒙古文《十二楼》文本形制及底本情况
    蒙古文《十二楼》封面中段横题书名“segUder  neilegsen dabqurliGhemekU  teUke  orusibai”。“segUder”即“影”的意思，“neilegsen”为“合”的意思，“dabqurliG”即“楼”或“层”的意思，三字合起来就是“合影楼”。据目前所知资料，有关《十二楼》蒙译本的信息，仅见于扎拉嘎著《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本质的比较文学—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一书。其中有两处提及《十二楼》蒙译本。分别是：
    蒙古文《合映楼》，抄本年代未详，藏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即清代汉文小说《十二楼》之第一楼。叙说才子屠珍生与佳人管玉娟之间爱情与婚姻故事。[6]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在满文中有译本，在蒙古文中尚未见到译本的汉文小说，共有十二部。它们是：《赛红丝》、《生绡剪》、……《夏宜楼》、《后西游记》、《樵史演义》、《飞龙传》。[7]
    此介绍虽较为简短，可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十二楼》蒙译本的首次也是唯一披露。但遗憾的是，它的描述与文献实际情况有几处亟需更正的出入。一则书名非《合映楼》，实为《合影楼》；二则译本非仅“《十二楼》之第一楼”。虽藏本封面题名和馆藏检索目录均以《十二楼》之第一楼“合影楼”为名，但实为《十二楼》之前五卷，计有十四回。第一卷《合影楼》之后还有“四楼”(“四卷”)。即《夺锦楼》《三与楼》《夏宜楼》《归正楼》。由此推知，扎拉嘎先生或许只见馆藏检索目录，未曾见过文献实物。就因如此，他对汉文小说满蒙译本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将《夏宜楼》列入了满文中有译本，在蒙古文中尚未见到译本小说之列。
    蒙古文《十二楼》馆藏索号3922/96，梵夹装抄本，凡118叶236面。封面钤有藏印3枚。即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正方形藏印、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圆形藏印和长方形藏印。这说明蒙古文《十二楼》原系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旧藏。叶高19厘米，宽55厘米。版高13厘米，宽46厘米。四边朱色双栏，无界栏，正文字体均为行楷，叶26行，页码用蒙古文，卷自为码。前无序文和目录，末无题跋。每卷卷端题“觉世名言第某种，一名十二楼”，次题该卷卷名及回次。如“觉世名言第一种，又名十二楼，合影楼，第一回”“觉世名言第五种，又名十二楼，归正楼，第一回”。次题开篇词。第一卷《合影楼》卷末有总评，其他四卷均无总评。作为版本较为丰繁的汉文小说译本，蒙古文《十二楼》它所依据的底本是哪一版本呢？本文为确定它所依底本的大致范围，从文章体制和文字差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蒙古文《十二楼》体制与顺治刻本和保宁堂刻本体制基本吻合，与消闲居刻本的体制截然不同。蒙古文《十二楼》每卷前题“觉世名言第某种一名十二楼”。如卷一《合影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一种一名十二楼》；卷二《夺锦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二种一名十二楼》；卷三《三与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三种一名十二楼》；卷四、卷五类推。这与前文介绍的顺治刻本之体制特征完全统一，而与前文介绍的消闲居刻本体制完全相异。
    其次，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对勘是考证版本源流的最基本且最可靠的方法。为考索蒙古文《十二楼》所依汉文底本，笔者持蒙古文《十二楼》与汉文原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读。汉文原著采用两种版本。一则1991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该书收录《十二楼》中的全部十二篇小说之外，还收有小说《无声戏》的十八篇。该书所收《十二楼》由崔子恩校点。是以消闲居刻本为底本，以宝宁堂刻本为校本进行标点和校勘。凡认作底本误刻校本不误者，依校本改正正文，并在校记中一一说明。凡底本与校本文字不合处，均不改动底本文字，只将校本的异文写入校记。如第28页校注“看得分明”四字，校者注明“宝宁堂本作‘分外分明’”；第51页校注“不良”二字，校者注明“底本作‘不长’，此据保宁堂本改”。这样的校注既说明了校点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也是给难以看到原刊本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贵资料。二则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二楼》。该书由萧容标校，以顺治初刻本为底本，参照英秀堂刻本和汪协如校点本标校。采用前者(下文称消闲居本校点本)，因为保宁堂刻本是最多地保留顺治初刻本原貌的重刻本，援用该书校记中的文字差异，不仅能判别蒙古文《十二楼》与顺治刻本、消闲居刻本间的异同关系，还能推断蒙古文《十二楼》所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采用后者(下文称顺治本标校本)，是考虑到一方面能梳理保宁堂刻本和顺治原刻本间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考究蒙古文《十二楼》与顺治刻本间的异同关系。
    通过对上述几种版本对应文字的一一对勘发现，保宁堂刻本之与消闲居刻本不同的文字[8]均与顺治本标校本和蒙古文《十二楼》相同。如，《合影楼》第三回“为何行此瞒昧之事”一句中的“瞒昧”一词，消闲居刻本作“暧昧”，保宁堂刻本和顺治本标校本均作“瞒昧”，蒙古文《十二楼》中的对应文字为“KOmUn－i qaGurqu”，意为“骗人”。词义与保宁堂刻本、顺治本标校本相同而与消闲居本不同。《三与楼》第一回“此人素有田土之癖”一句中的“田土之癖”一词，消闲居刻本作“田土之癖”，保宁堂刻本和顺治本标校本均作“田土之多”，蒙古文《十二楼》对应文字作“Gajar usu olantai”，意为“田土多”，词义亦与保宁堂刻本、顺治本标校本相同而与消闲居本不同。《夏宜楼》第二回中的两段异文更能说明问题。第一段，消闲居刻本中的自“与显微、焚香、端容、取火诸镜同是一种聪明，生出许多奇巧。”至“人都他矫情示异，及至做到后来，才知道众人所见之浅，不若他所见之深也。”共779字，保宁堂刻本和顺治本标校本所无。蒙古文《十二楼》中同样没有上述一段文字。亦与保宁堂刻本、顺治本标校本相同而与消闲居本不同。第二段，消闲居刻本中的“一日，同了几个朋友到街上购买书籍，从古玩铺前经过，看见一种异样东西摆在架上，不识何所用之。及至取来观看，见着一条金笺，写者五个小字贴在上面，道：西洋千里镜。”共68字，保宁堂刻本和顺治本标校本均作“一日，同了几个朋友在街上走过，看见古玩铺中摆了这件东西。”共25字。蒙古文《十二楼》之对应文字则：“nigen edUr ulan aqa－a degUU nar－tai jegeli－dU yabuju nigen `U D Ung PUs-en－U dotur nigen jUil－Un yaGuman－i Ujeged”。意为“一日，同了很多朋友在街上走过，看见一个古董铺中摆了一件东西。”句意与保宁堂刻本、顺治本标校本相同而与消闲居本不同。细审四种文本之异文，此类实例不可胜数。为更好地说明问题，兹不惮烦琐，再撮取数例，制表列示如下：(异文用着重号标示)
     
    上举诸例，至少证实了两个问题。一则保宁堂刻本刊刻底本必定是顺治刻本，或者是顺治刻本的较早的翻刻本。二则蒙古国所藏蒙古文“十二楼”绝非译自消闲居本系统，它译自顺治原刻本或顺治原刻本的一种翻刻本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目前仅庋藏于蒙古国的蒙古文《十二楼》，究竟何时何地由何人译成蒙古文的呢？该书无任何序跋题记，亦未见有关其译者爵里姓氏、已成时间点的文献记载。故目前还不能断定其译者、具体译成时间和地点。但根据纸张、版式形制，译文风格[9]，笔者认为蒙古文《十二楼》可能译于清末喀尔喀蒙古地区，即清代汉文古代小说蒙译活动的两大核心之一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10]。另外，蒙古文《十二楼》中有一处载及具有时间标志的内容，即《夺锦楼》正话开头第一句称“urid ulus－dur jvng De－yinUy－e－dU”，意思为“前朝正德年间”，该句在原著中对应文字是“明朝正德初年”。将“明朝”称作“前朝”，这就说明了蒙古文《十二楼》当译于明朝之后朝，即清朝是无疑的。这也是笔者称它为“清季蒙译本”的主要依据之一。
    三、蒙古文《十二楼》对原著文本的改动情况
    经将蒙古文《十二楼》与汉文原著[11]进行较读发现，两者在文章结构和文字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换言之，蒙古文《十二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有趣的改动。译者对原著的改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  对原著章回结构的调整
    蒙古文《十二楼》译者对原著章回结构的调整共有两处。第一处在《夺锦楼》。《夺锦楼》是原著里唯一一篇“只有一回”的作品。其他11篇少者一篇(卷)两回，多者一篇(卷)六回。就因为这一特殊情况，译者把原来仅有一回的《夺锦楼》拆分为两回。将第一回译至“本年乡试不远，要识英才于未遇之先，特悬两位淑女、两头瑞鹿做了锦标，与众人争夺。”就提前收笔。并在第一回回末，模仿章回体小说惯用的回末收束语，补写了一句“此事如何争夺，且看下回分解。”第一回的文字内容几占《夺锦楼》原文的一般。在拆分成的第二回正文前，补署一句“觉世名言第二种一名十二楼，夺锦楼，第二回”字样。第二回应以“已娶者以得鹿为标，未娶者以得女为标。夺到手者，即是本年魁解。”为开头。但译文却不然，另用一段文字复述前回回末内容之后才开始翻译“已娶者以得鹿为标”为开头的内容。译者通过补写回末收束语、回目和回前复述性文字，较完美地完成了两回之间的衔接。译者不仅达到了一分为二的目的，也使译文上下回内容连贯，文脉畅通，保持了结构的严密和情节的连贯性，使之成为一篇地地道道的两回章回体小说。那么，译者为何进行如此改动呢？笔者认为，或许出于以下两方面的意图：其一，出于对译本整体结构和框架的考虑。章回体小说的回数一般情况下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收入《十二楼》的十二篇小说均属于短篇章回小说。蒙古文《十二楼》中的五篇小说中唯独卷下仅分一回的是《夺锦楼》。其他四篇少则两回，多则四回。蒙古文《十二楼》译者或似不看好《夺锦楼》这一与众不同，又不甚符合章回体小说体制的成分。因此为使译本各成分相互协调，优化译本整体结构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修改。其二，出于译者对阅读效果的考虑，即出于改变卷下仅有一回的单篇体制的平铺直叙对读者带来的阅读疲惫感。将一回分为两回，且在中间创造一个悬念，不仅能让读者疲劳的眼睛得以休息，以便能更好地进行后面的阅读。另一方面，在两回衔接处创造一个有趣的悬念，让读者在阅读中合理想象人物命运、注重自己的情感投入和体验，这样做恰恰就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提高阅读质量，获得更好的阅读效果。
    译者对原著章回结构的调整，在《夏宜楼》译文中亦有一处。即蒙古文《十二楼》还没译至原文第一回“浴荷池女伴肆顽皮，慕花容仙郎驰远目”的结尾就提前收束，并将第一回其余内容移至第二回“冒神仙才郎不测，断诗句造物留情”的开端。具体说，第一回应以“是梦是真？大家请猜一猜。且等猜不着时再取下回来看”结尾。但蒙古文《十二楼》只译完其前面的“说来未必就允，求小姐自做主张。”一句就收尾，并补增一句章回体小说惯用的回末收束语“这个求小姐的事情小姐如何应允，请看下回。”将原文第一回中的其余内容，即从“念他有夙世姻缘”至“且等猜不着时再取下回来看”的296字，全盘下移至第二回开端。值得说明的是，第二回一开始，译者亦复补写了一段复述前回回末内容的过渡性句子，之后才开始翻译自上回下移过来的内容。
    (二)  对原著的删削情况
    经对读发现，译者虽对原著故事情节无大改动，但个别字词的省略到数百字的删削在所存五篇中极为普遍。
    第一类，对原著入话、头回、总评的删削。拟话本小说的体制、格式和话本的区别不大，一般由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六个部分组成。将蒙古文《十二楼》与汉文原著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对入话、头回和篇后总评的铲削非常明显，基本上是毫无保留。兹针对蒙古文《十二楼》对原文入话、头回、总评的保留与否情况，制表加以说明：
    
    从上表可知，蒙古文《十二楼》所存五回里，只有第一卷《合影楼》保留了原文的入话、头回和篇后总评的一半瑏瑢，而其它四卷大刀阔斧地删削了原文的入话、头回和篇后总评，将话本小说形式上的特点抹除殆尽。在原著中，上述部分是很重要的，体现了李渔本人的思想观点和杜濬对原著的精辟的评析。那么，译者缘何删削原著里这些重要内容呢？对此，可有以下两种理解：
    其一，为了迎合漠北蒙古族读者的审美趣味而删削。入话是位于话本篇首诗词之后围绕篇首诗词内容进行的一段解释性的文字。主要有解释主题、突出劝惩、宣扬说话人人生哲学的内容。头回是话本入话之后，正话之前插入的一段与正话相类似的或相反的故事。入话和头回，并不完全依附于正文，情节上与正文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说话人招揽听众引入听书境界的内容。这些源于市井说话艺人讲故事的传统程式，后来成为拟话本小说叙事模式的组成部分，进入书面文学创作之中。篇后总评则是评点者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围绕作品中人物事件进行的概括性评论。具有使读者深入理解文章内容的作用。也是与故事情节没有必然关系。总之，拟话本小说中入话、头回和篇后总评均不是正话故事情节发展中的必要单元。蒙古文《十二楼》面对的是远离中原地区的普通的蒙古族民众，在译者看来，对于这些读者而言，赏读一篇汉文小说，原作中说话人招揽听众引入听书境界的话语、宣扬作者人生哲学的语言、评点者对作品的评论，均不是蒙古族一般读者感兴趣的重点，都是可有可无，他们关注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为中心的故事情节。《十二楼》的入话，最短的一篇(《拂云楼》)也有308字，最长的两篇是《奉先楼》和《闻过楼》，长达900多字。比起其时大多数话本小说的入话都长。译者觉得，翻译这样一件文学作品，显然不必译出其中这些内容。如果把前面冗长的介绍省略掉，使译本只从正话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讲起，反而有助于读者更快地进入正文的阅读。入话与头回这类正话故事之外的“节外生枝”，特别是极具议论性的篇末总评的删节，可能是出于译者阅读审美的不适应。这或许是译者删削原文入话、头后、篇后总评的首要原因。
    其二，或许出于翻译中的困难而删削。一般来说，对于译者而言，议论性话语的翻译难度较之叙述性文字的翻译难度更大。李渔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他博洽多识，精通经史，更以文章中好秀才情，喜发评论著称于文坛。《十二楼》不仅用典不隔，其议论性文字更是寓意深奥，非同寻常。《十二楼》中的入话、头回是议论性文字比较集中的部分。对远离中原地区的蒙古族文人而言，翻译李渔小说中的这些议论性文字，其难度可想而知的。译者觉得，按译者的翻译水平难于翻译的部分，即使是把它勉强译出也必然失去原来的意思。这在第一卷《合影楼》译文中得到很好的印证。《合影楼》译文中，较之正话部分，入话、篇末总评的译文明显欠佳，对原文不甚理解，或者对汉语不习惯导致的舛误和语句不畅通现象明显多于正话部分。这也是译者译到第一卷《合影楼》篇末总评之一半就收笔，并未再译出其余四卷的入话、头回、篇末总评的缘故。
    第二类，对正话中有些内容的删节。除了对章回结构的更改和对入话、头回、篇后总评的删节，译者在正话的翻译中也对原著进行了一些值得推敲的删削。大体有四种情形：
    其一，对于过于冗长的介入式解释、议论的删节。李渔是一位在小说创作中喜发议论的小说家。对这一点杨义评道：“他创造了我国话本小说的‘有我之境’，从他不少小说中可以窥见他的身影，人生趣味和精神理想，自我辩解和内心告白。”[13]这一特点在《十二楼》中更有明显体现。李渔利用大量的非叙事性话语，通过对《十二楼》中众多人物和事件加以评论，交代自己的生活经历、喜好、经验、态度、向往和精神理想。小说中的非叙事性话语指“叙事者(或叙事者通过人物、事件和环境)对故事的理解和评价，又称评论。它表达的是叙述者意识和倾向。”[14]《十二楼》中非叙述性语言从篇首、入话、头回到正话、篇尾无处不在。在小说中这种评论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含混的，但不管是那一种，非叙事性话语都不是与小说故事情节没有必然联系，表达的是叙事者的观念和倾向。对于当时的普通蒙古族读者来说，欣赏一篇汉文作品，原作品作者的经历、喜好、经验、态度、向往和精神理想并不是他们感兴趣的重点。相反，在翻译中删掉这些与情节发展无关重要的内容，只要不使故事情节中断，倒更加便易当时蒙古族读者的阅读。如《三与楼》第二回，有一段被删节的评论性内容。我们在被删节的文字下边加下划线“____”，以供分析。
    不想虞素臣卖楼之后，过不上几年，果然死了。留下三尺之童与未亡人抚育，绝无生产，只靠着几两楼价生些微利出来，以作糊口之计。唐玉川的家资一日富似一日。他会创业，儿子又会守成，只有进气，没有出气，所置的产业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众人都说：“天道无知，慷慨仗义者，子孙个个式微，刻薄成家者，后代偏能发迹!”谁想古人的言语再说不差：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两句说话，虽在人口头，却不曾留心玩味。若还报得迟的也与报得早的一样，岂不难为了等待之人？要晓得报应的迟早，就与放债取利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钱；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报之心愈急，他偏不与你销缴，竟像没有报应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懒，丢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报应起来，犹如多年的冷债，主人都忘记了，平空白地送上门来，又有非常的利息，岂不比那现讨现得的更加爽快!虞素臣的儿子长到十七八岁，忽然得了科名，叫做虞嗣臣，字继武。做了一任县官，考选进京，升授掌科之职，为人敢言善诤，世宗皇帝极眷注他。
    恶人唐玉川以卑鄙手段逼迫虞素臣卖房，使其忍痛弃楼让人，最后尽受唐氏父子勒索而卒。它的孤儿寡母受尽苦头后最后儿子科举中榜，升授掌科之职。作者李渔不仅用一句俗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来评论上述结果，而且也讲出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俗谚的感悟，表达了自己“行善得乐报，作恶得苦报，不会没有报应，只是报应有快有慢而已。”的坚信。显然，这与故事情节并无大关系。故译者就视其为干扰情节和读者注意力的元素，对其作了删削处理。在蒙古文《十二楼》各篇中，不难发现其他很多类似的例子。
    其二，对过于琐细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的删节。在李渔《十二楼》的创作中，虽然有着较多戏剧创作手法和技巧的痕迹，有些情节过于单纯，但通过细读发现，李渔《十二楼》中亦不乏有比较认真的细节描写和颇为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然而《十二楼》蒙古文译者认为，有些冗长繁琐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分析，不仅减缓推迟故事情节的发展，延宕叙事节奏，并且还要使读者感到厌倦。故在翻译过程中对过长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多有删削之举。如《夏宜楼》第二回有一段描写娴娴小姐正在《夏宜楼》作诗时，忽然听见父亲的脚步之后惊慌失色，急忙把诗稿藏入袖中的内容。
    誊写到此，不知为什么缘故，忽地张惶起来，把诗笺团做一把，塞入袖中，却象知道半空之中有人偷觑的模样。倒把这位假神仙惊个半死，说：“我在这边偷觑，她何由知道，就忽然收拾起来？”正在那边疑虑，只见一人步上危楼，葛巾野服，道貌森然，——就是娴娴小姐之父；才知道她惊慌失色把诗稿藏人袖中，就是为此。起先未到面前，听见父亲的脚步，所以预先收拾，省得败露于临时。半天所立之人，相去甚远，只能见貌，不得闻声，所以错认至此，也是心虚胆怯的缘故。心上思量道：“看这光景，还是一首未了之诗，不象四句就歇的口气。我起先原要和韵，不想机缘凑巧，恰好有个人走来，打断她的诗兴。
    译者翻译上述内容时，将其中加下划线的内容仅以“见此情景诧异不过之际，一人步上危楼，是小姐的父亲，才知道惊慌失色的缘故。”一句话带过。被删节的内容包括作者对娴娴小姐听到父亲脚步声后的神态举止的描写以及此时的吉人和娴娴小姐心理活动的描写等等。译者删节它，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些琐细的细节与故事情节没有必要的关系，删去也不会使故事情节脱钩，翻译这些过于繁缛的细节描写，反而延缓故事情节推进，使人感觉到拖拉乏味。所以足有180字的内容，却被译者缩写成如此简短的文字。此类例子，在蒙古文《十二楼》中还有许多，此不一一赘举。
    其三，对于过于频仍的人物对话的删节。《十二楼》注重以人物对话塑造人物，其中不仅人物对话多，而且人物对话往往分为多个回合，说话人称亦频繁转换。蒙古文《十二楼》为减少人物对话对蒙古族读者带来的麻烦，对过于过于复杂，说话人称频繁转换的人物对白作了些缩译或删削。如《归正楼》第四回有一段富商和仕客的较长的对话。
    告成之日，观主方来。与他见得一面，就是姻缘，不怕后来不成正果。故此应期而来，不敢违了仙限。”那位富商虽然与他齐到，却是萍水相逢，不曾见面过的。听他说毕，甚是疑心，就盘问他道：“神仙乃是虚无之事，毕竟有些征验才信得他，怎见得是真仙下降？焉知不是本观之人要你替他造殿，假作这番诳语，也未可知。”仕客道：“若没有征验，如何肯信服他？只因所见所闻都是神奇不测之事，明明是个真仙，所以不敢不信。”富商道：“何所见闻，可好略说一说？”仕客道：“他头一日来拜，说是天上的真人。小价不信，说他言语怪诞，不肯代传。
    蒙古文《十二楼》中，这样简化和删节人物对白过程，只翻译人物对白的结果性句子的例子还有许多。删节这些人物对白，不仅未影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保留了基本内容，使得故事情节的推进也变得更为快速。
    其四，对一些事典语典的删节。李渔系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也是戏曲理论家和小说理论家。李渔博洽多才，写作过程中大量用典是李渔小说的一大特点。据研究者统计，《十二楼》中的用典共计有339处，平均每卷约使用28．25个典故，相当于平均每回约使用8．92个典故。[15]《十二楼》中使用典故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十二楼》中的各篇小说，因为正话所占篇幅比重最大，其用典也主要集中在正话部分。经详细对勘发现，蒙古文《十二楼》译者，对越是典故比较集中的部分，略译的越明显。如《合影楼》第二回，屠珍生和管玉娟的一次书信往来。书信的原文和蒙译文依次为：
    “家范固严，杞忧亦甚。既杜桑间之约，当从冰上之言。所虑吴越相衔，朱陈难合，尚俟徐觇动静，巧觅机缘。但求一字之贞，便矢终身之义。”
    “家范固严，杞忧亦甚。联姻之事，从你吩咐，偷捎来一信，商酌一生之缘。”
    管玉娟回复屠珍生的书信原文和蒙译文依次为：
    “既删《郑》《卫》，当续《周南》。愿深寤寐之求，勿惜参差之采。此身有属，之死靡他。倘背厥天，有如皎日。”
    应承你信中所说。勿惜追求。此身有属，至死不渝。倘背厥天，犹如天狗吃日。”
    屠珍生与管玉娟的书信共52字，其中作者竟然用了四个典故。即“桑间”“冰上”“吴越相衔”“朱陈难合”。管玉娟回复屠珍生的书信共36字，其中亦包含4个典故。即“《郑》《卫》”“寤寐之求”“参差之采”“之死靡他”。译者翻译上列两段书信时，对其中的典故几乎全盘忽略，只是表达了书信大概意思。遍读全文，此类实例还有很多。如，“不夷不惠”(《合影楼》第二回)、“若敖之鬼”(《合影楼》第二回)、“擢发莫数”(《合影楼》第三回)、“初出茅庐”(《归正楼》第一回)、“秉烛待旦”(《归正楼》第三回)“昆仑押衙”(《归正楼》第三回)等典故都在被删节之列。这样，对原著中频繁出现的大量俗语典故，蒙古文《十二楼》有的进行了删除，有的翻译成蒙古文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李渔博闻多识，熟暗经史，小说中用典如此密度，充分体现了其“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的心理。《十二楼》中的典故不仅多，其中典故多源自经史。这一情况，一方面使《十二楼》具有典雅性特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般读者的阅读难度。其实，有些典故既然全盘翻译，蒙古族读者也未必能够理解其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意义。所以这种删略，也起到了化难为易，更能抓住蒙古族读者阅读注意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将，作为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传播的媒介，蒙古文《十二楼》对有些典故的删略，亦是无可厚非的。
    (三)  对原著的改写和补写情况
    大多古代小说清季蒙译本，对原著比较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改写和补写现象。对原著有无改写、补写，或补写改写情况如何？这是研究任何一部古代小说清季蒙译本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经遍读蒙古文《十二楼》发现，译文对原著有删节却较少有出自译者主管意图的改写补写。这也是它与其它古代小说清季蒙译本之不同之处。据笔者认真校读，所存五回中改写的地方仅有一处，补写的地方仅有二处。《夺锦楼》有一句原著称“恰好山间百姓拿着一对活鹿，解送与他，正和邢尊之意。”蒙古文《十二楼》将其中”山间百姓拿着一对活鹿，解送与他“直接改译成：“agulan－u irged nar－tu jakiy－a ugc U amidu qoyar Song bar-iGulj hUrgej irebesU”，意思为“(刑尊)命山间百姓捉一对活鹿送来。”《归正楼》译文中有两处补写之处。第二回，底本回末词“从来妓女善装愁，不必伤心泪始流。独有苏娘怀客泪，行行滴出自心头!”之后无任何文字。但译者译完回末词之后，竟加了一句章回体小说惯用的上下回衔接的收束语：“这一妓妇，啼哭流泪而别，他究竟见贝去戎之后如何改邪归正，看我写的下回，自然了悟。”巧妙地创造了故事的悬念，增强了读者阅读积极性。第三回，底本有一句称：
    过了三朝五日，就有几个中人走来回话，说‘一位世宦人家，有两座园亭，中分外合，极是幽雅。又有许多余地，可以建造庵堂。要五千金现物，方可成交，少一两也不卖。’贝去戎随了中人走去一看，果然好一座园亭。就照数兑了五千，做成这主交易。
    原文中显然没有房屋成交之后贝去戎答谢中人之举。蒙古文《十二楼》在“就照数兑了五千”一句之后加了一句“helelcegsen kOm Un－dUjaGun lang mOnggU uGcU aciqariGulugad”，意思为“给了中间人一百两答谢”。这一细节增饰，使故事情节更有了故事性和情节性，增强了小说意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译作，蒙古文《十二楼》中也存在着一些误译现象。误译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方言俗语的误译。《十二楼》内容多涉市井之言、家庭之事，亦且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兼容并包，保留了大量的行业词语、市语、隐语等俗语词汇。清顺治八年(1651)，李渔来到杭州，一住十年，期间写作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十二楼》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因此《十二楼》中的语言多少受到了当地吴方言的影响，保留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汇。这些方言俗词语中有很多“字面生涩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者，稍有不慎便导致误读，进而对阅读造成很大障碍。经初步统计发现，蒙古文《十二楼》的误译中，对方言俗语的误译现象占据相当比重。如，《三与楼》第一回有一句“良田美产，一进了户，就有花利出来。”其中“花利”一词实际上是意为“红利”的吴语方言。译者将它译成“ceceg metU hOrOngge”，意为“花一样的资本”，显然未能理解其本意。再如，《夺锦楼》有一句“如今两边所许的都不作准。”其中“作准”一词实际上是意为“算数、当真”的吴语方言。译者将“不作准”译成“UlU Uggumoi”，意为“不给”的意思。应该译成“不算”或“无效”。《归正楼》第三回有一句“不想乌龟鸨母一齐喧嚷进来。”其中“乌龟鸨母”是一个娼门行话，意思为“妓院老板娘和她的姘头，”译者只译成“hOgsin Bivoozi”，意思为“老婊子”，只译出“鸨母”的意思，显然误释了原话的意思。除了，方言俗语和行话，对事典语典的误译现象也有发现。如《三与楼》第三回中有一句“善察迩严，复多奇智，虽龙图复出，当不至此。”其中“龙图”是初对北宋包拯的敬称，因他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故称“包龙图”。后指铁面无私、办事公正的人。译者却没有理解“龙图”这个典故的本意，将上述一句直接译成“hedUi Luu－u jiruG－a irejU eimU metU UlUhUrumoi”，意思是“就是龙的图案来了也不过如此。”将“龙图”二字直接理解成“龙的图案”。又如《夏宜楼》第一回中有一句“故此急流勇退，把未尽之事付与两位贤郎，终日饮酒赋诗，为追陶仿谢之计。”其中“追陶仿谢”指追随仿效陶渊明、谢灵运去过隐居生活。蒙古文《十二楼》直接译作“bey－e ben aGujim bolGaqu arG－a bolju”意思为“放松自己”。再如《夏宜楼》第三回，有一句“料想这件东西是他乔梓三人所好之物，见了纱帽，自然应允。”其中“桥梓”，又作“乔梓”，用来比喻父子关系。出自《尚书·大传·梓材》的典故。译者直接译成“teden－uger－Un Gurban kOmUn”，意思为“他家三口人”，未能完整地表达原句意义。误译当然不符合翻译原要求，任何一个严肃的翻译家总是尽量避免误译。但误译又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正如日本学者河盛好藏所言：“翻译作品中肯定有误译存在，这如同空气中包含氧气一样。”[16]文学翻译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同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不可避免，译者仅仅识得源语民族的文字，不甚了解该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在翻译其文学作品时，就很难不发生错译误译。尽管如此，蒙古文《十二楼》译者对原著中大多数方言俗语、行话以及事典语典的理解都较准确。这充分说明译者可能是一名汉学修养比较高的蒙古族文人。
    总之，删削和缩略是无名氏蒙古族译者翻译《十二楼》时采取的主要策略。译者对故事情节的重视，决定了他在翻译《十二楼》时在形式上采取了删削和略译、缩译策略。这样翻译的结果，《十二楼》也从叙议交融的拟话本小说改换面目，成为一个极具情节性的蒙古文短篇故事集。蒙古文《十二楼》对原著的删节，不仅从形式上缩短了蒙古族读者与原作的距离，而且还细微地传达出了蒙古族文学与文化的个性特点。
    结  语
    蒙古国所藏蒙古文《十二楼》最后一卷“归正楼”篇末署道：“neite tabun dabqurliG－un teOke tagUsUbei”，即“共五楼历史终”。由此推断，蒙古文《十二楼》有可能原本就是五卷本。然而，我们自不能因是残本而小觑其学术价值。
    《十二楼》成书之后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在域外传播也较为广泛。《十二楼》早在十八世纪末便传至日本，此后间有单篇被译成日文发表。自十九世纪初，《十二楼》中的作品，不断被译成英、法、德文，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书刊中。1975年苏联出版了《十二楼》俄文全译本。因而可以说，李渔的小说《十二楼》自上世纪20年代已在欧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而美国、英国、日本等海外学者李渔研究和国内外学者《十二楼》外文译本研究，成为了李渔及其作品研究的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中尤以《十二楼》英译研究成果为最多。由于资料的匮乏，《十二楼》在邻国蒙古国的译介和传播研究，未曾引起学界关注。《十二楼》清季蒙译本在蒙古国的发现及对它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十二楼》的外文版本种类，拓展了《十二楼》域外传播研究的视野，亦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李渔及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
    自清代至民国初期，蒙古族对古代汉文小说的翻译不仅时间绵长，规模亦颇为宏大。不独译介的作品多样，留存至今的成果也颇为可观。据目前存世译本来看，在清代，蒙古族至少曾翻译八十多部小说。这批译本，堪称是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尤以与蒙古族英雄史诗更为接近的历史演义和公案侠义类长篇章回小说居多。而短篇白话小说译本，则寥寥无几，拟话本小说译本更是极为少见。《十二楼》中的作品，多为描摹内地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反映了内地普通市民大众的喜怒哀乐、伦理道德和审美理想。由于其中既有暴露官僚士绅阶层欺压百姓，相互之间尔虞我诈的作品，也有描写男女爱情和反抗封建婚姻为主题的作品，故还曾被清朝统治者视作“败坏风俗，蛊惑人心”的作品，遭到禁毁。民族文学的互译中，译语民族选择哪一部作品进行翻译，至少可以反映出包括译者在内的该民族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共鸣。和《三言二拍》中“讲史、公案、神魔、侠义”等庞杂题材的取向不同，李渔的《十二楼》取材大都是市井生活的写照。就这样的一部小说，能够在喀尔喀蒙古地区译成蒙古文，一方面说明了清代汉文小说蒙译活动已经由前期更多地选择崇尚“英勇”和“力量”的历史演义和公案侠义类小说，已经拓展到以内地市民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描摹三教九流众生相，书写男男女女人间事的话本小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代远离内地的漠北蒙古族了解内地风土人情的渴望与内地之间的文化认同感。蒙古文《十二楼》是继《今古奇观》蒙译本之后发掘整理的第二个拟话本小说清季蒙译本。同一部小说译本仅存一部，在今存古代小说清季蒙译本中也不多见。因此，蒙古文《十二楼》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古代小说清季蒙译本种类，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清代内地民主思想在蒙古地区的渗透和清代漠北蒙古族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追求。
    由于文化背景、审美崇尚、文学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登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接受平台，成为该民族读者文学欣赏对象，不仅需要语言的转换，还必须通过审美过滤，即译语民族译者(亦代表读者)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17]。这是民族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哪些，删节哪些，这反映出译者对原著的审美选择和取舍，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于蒙汉两个民族在叙事传统上的差异，像《十二楼》这样拟话本小说的体制与叙事节奏，很难适应蒙古族读者的审美要求和阅读习惯。蒙古文《十二楼》译者对原著章回结构的调整、话本体制的改动、总评的删削、正文中非叙事性语言的删削和缩减、有些文化意象的有意误译等一系列再创作活动，无不是出于迎合蒙古族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的。这些改动诚可谓是典型的“创造性叛逆”。比起与蒙古族英雄史诗更接近的历史演义和侠义公案类小说蒙译本，拟话本小说蒙译本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更能反映受蒙古族叙事文学影响的痕迹。它不仅表现了译者颇为鲜明的小说结构意识和叙事意识，更深层次上表现了蒙古族文学的创新精神和接受、消化他民族文学的能力。据笔者初步查阅，这种创造性叛逆，在蒙古国所藏另一部拟话本小说蒙译本蒙古文《今古奇观》中也有同样体现。清代，正是蒙古族文人们对古代小说的这种审美选择乃至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到蒙古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文《十二楼》对于研究蒙汉两民族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相互联系，分析和认识蒙汉两个民族各自的文学个性，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评价蒙古文《十二楼》，一个重要任务正在于评析这些“创造性叛逆”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1]    《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3]    ［蒙古］Цэвэл.Я.Улсын номын сангийн Азийн ангид б?Хий Монгол ангийн бичмэл ба дармал ном бичг?? дийн б?ртгэл. У лаанбаатар.1937.
    [4]    ［蒙古］Жадамба Д. У лсын Нийтийн Номын сангийн бичмэл уран зохиолын номын гарчиг.У лаанбаатар.1960.
    [5]    [蒙古]Тунгалаг Б.Дуламс? Рэн Ц.Монгол гар бичмэл барын номын номз?й. Улаанбаатар.2011.
    [6]    [7]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本质的比较文学—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128页。
    [8]下文所举诸例中，保宁堂本和消闲居本之间的异文，均援引自以消闲居刻本为底本，以宝宁堂刻本为校本进行点校的《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的校记。
    [9]从分别译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和漠南内蒙古地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蒙译本的比较中，可以很容易发现汉文小说清代蒙译本的译文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漠南内蒙古地区距离内地较近，较早形成了蒙汉杂居的环境。所以该地区产生的译本中，较多地出现音译汉语词汇。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由于距离内地较远，当地蒙古族日常会话中渗入的音译汉语词汇，在数量上远不及漠南地区蒙古族日常会话中那样多。反应到译著中，可以发现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完成的小说译本，汉语音译词汇量要少一些。但误译之处却相对多于完成在漠南内蒙古地区的译本。蒙古文《十二楼》译文中较少出现音译汉语词汇。此即清代在漠北喀尔喀地区译成的汉文小说蒙译本之显著特点。
    [10]扎拉嘎先生通过蒙古国所藏《水浒传》《金瓶梅》《今古奇观》等一批小说蒙译本的研究认为，清代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中心。一个是环绕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的东南蒙古地区。另一个中心是环绕库伦的喀尔喀蒙古中部地区。这些小说的蒙译活动曾得到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支持。这一问题参见《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近年来，笔者对蒙古国所藏诸多明清小说蒙译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学术观点。参见拙文《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 
    [11]本文根据笔者对蒙古文《十二楼》底本的推断，汉文原著选用了顺治本标校本。
    [12]原著第一卷卷末总评共240字。蒙译本仅译出138字，即译至“即捏臂之关目，比传书递柬者更好看十倍也。”一句就收笔。其余102字删略。
    [13]杨义文存第六卷：《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14]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15]刘莎《李渔〈十二楼〉用典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3年，第5页。
    [16]河盛好藏《正确对待误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3期。
    [17]最早提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的是法国文学社会家艾斯卡皮(Ｒobert Escarpit)。谢天振教授则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归纳为四条，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参见谢天振著《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82页)。
    作者简介：聚宝(1973—)，男，内蒙古扎鲁特旗人，文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蒙古族古近代文学研究、蒙汉文学关系研究；萨茹拉(1973—)，女，内蒙古库伦旗人，文学博士，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蒙古族文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BZW165)阶段性成果。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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