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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博
通观上表不难发现，紧随曾棨之后，在永乐十四、十五年题词的是王洪、王英、余鼎三人，而王英、余鼎与曾棨有同年兼同乡之亲。另外，《积善堂手卷》题赞者中与曾棨同中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的臣僚还有罗汝敬、萧宽、周忱、张澈、周述、陈敬宗[15]等人。若进一步排查文献，《翰林记》一书有如下记载： 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即永乐二年进士）中选材质美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学，至是缙等选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训、王直、吾绅、彭汝器、刘子钦、余学夔、童朴、卢翰、熊直、王道、罗汝敬、沈升、柴广敬、王英、余鼎、杨流、洪顺、段民、杨勉、章敞、李時勉、倪维哲、陈敬宗、袁添禄，二十八人入见上。[16] 另据《翰林记》，成祖从永乐二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数十人中再“择二十五人”并“首甲三人”，使其“进学内阁”，又有“周忱自陈愿与其列，遂增忱二十九人”[17]。其中所谓“首甲三人”，即永乐二年的三甲进士曾棨、周述、周孟简，当时三人已在翰院任职。这29人中，曾棨、周述、罗汝敬、王英、余鼎、陈敬宗、周忱等都曾在《积善堂手卷》上留有墨迹，而曾棨（庐陵）、二周（庐陵）、罗汝敬（文江）、王英（临川）、余鼎（匡山）等皆江西士人，这正应所谓“永乐甲申，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以应二十八宿，其中二十人出江西，而官翰林者七人”[18]之说。 综上，曾棨及其同年的翰林词臣有9位尝为孙氏积善堂题词，占到所有题词者的近五分之一，部分题赞者还兼同为江右同乡，而且9人中包括一批最早的题词者。无疑，曾棨的示范起到极大的作用，带动了这些名臣纷纷响应孙氏之请，例如周忱在题赞中言：“予友兵部司务孙君克恭，尝颜其奉亲之堂曰‘积善’，翰林侍讲曾君子棨、修撰王君希范皆为文以记之，克恭复命予为之铭记。”[19]可见曾棨的影响力。可以说，永乐二年得中进士的翰林官僚群体构成了为《积善堂手卷》题赞的中坚。正是由于有曾棨一辈江右文苑名臣的先导作用，使得孙敬拥有了进一步向翰林儒臣邀约的资本。至永乐十七年刘季箎题赞时，径称“孙克恭氏以其家所藏《积善堂卷》示余”，而“词林诸公褒嘉叹美之意备矣，克恭又征余言为勉”[20]。可见此时手卷无疑已初具规模，刘季箎感于孙氏的诚恳求索，兼之此前同僚的献词粲然成秩，故亦步趋以题赠。虽然《积善堂手卷》中有大量题词都没有写明具体的题赞日期，难以详考其写作背景，但分析诸题赞作者的身份、履历，依然可以揭示《积善堂卷》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二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中其他题赞者考述 若将曾棨为代表的永乐二年进士科作者视为一组，馀下的题赞作者还可大致分为两个组群：即洪武、建文朝已经入仕的老臣与晚于曾棨一辈步入仕途的儒臣。 通过前文表一可知，永乐七年（1409）即被成祖简入内阁辅政的明代第一批阁臣多有为孙氏题赞者，但其中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题赞时间都较为靠后，只有胡俨稍早，是在永乐十七年。此外，同为永、洪、宣三朝辅政老臣的杨溥也给孙氏留有赠言，题写时间不详。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题赞时间较晚，这应该是由于其地位、资历显要，与曾棨一辈儒臣尚有间隔，孙敬不易短时间内与其建立联系。金幼孜在题赞时云，“国子祭酒胡公既序而诗之，复来征予言”[21]，实指孙敬得到胡俨墨宝之后方介之向金氏提请，而据前文所考，胡、金二人题赞时间相隔至少有5年之久，可知孙敬也是渐趋在元老阁臣中打开社交局面的。《积善堂手卷》中元勋阁臣文章粲然，尤其“三杨”毕聚，世所稀见，孙敬能够集中邀请到身份如此特殊的政治人物题赠诗词，他孜孜求索名宦墨宝的行为无疑已经在朝中形成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祖“靖难”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姚广孝在积善堂手卷中亦有题诗。 别有名望稍逊的翰苑宿旧若干人为孙氏赠言，其中不少起初并非翰院出身，而是因永乐初年文学侍臣缺乏的特殊情况，自地方教官选为翰林。如长乐人陈仲完，洪武十三年乙丑（1385）进士，授延平府训导，改宁国府训导，永乐初自教官入翰林院，擢为编修，累官至修编兼左春坊左赞善，辅导皇孙讲读[22]。苏州人王进，洪武中举明经为武昌府学训导，后升大庾县学教谕”，永乐初“被召修《永乐大典》，为副总裁”，后授翰林五经博士，升侍讲，洪熙初年入建弘文馆，与翰林学士杨溥等受命日直[23]。王进所撰题辞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在小序中有“夏官司务孙克恭名其堂曰‘积善’”之句，可知当时孙敬尚官兵部司务，应为永乐十四、十五年间。另如邹缉，系吉水人，中洪武庚辰进士，除星子县训导，永乐初，入为翰林检讨，历官左春坊左庶子[24]。此外，明初艺坛名臣华亭人沈度为孙氏题有赠诗。沈度“洪武中中举文学，弗就，谪云南”，后都督瞿能“延之家塾”，携沈氏至京师。至永乐朝，太子“命选善书者供事史馆”，学士杨溥推荐沈度，故擢其为翰林典籍[25]。同时期，沈度之弟沈粲亦以善书供事翰林院[26]，而沈粲也尝题词于积善堂孙氏之手卷。积善堂手卷中还录有一位建文朝旧臣李至刚的题赞。李氏名铜，以字行，浙江海宁人，洪武初年以明经举，得侍懿文太子，初授祀部郎中。永乐帝登极，李至刚来朝，擢升通政司右通政，参修《太祖实录》。后李至刚升礼部侍郎，成祖册立太子后，又命至刚兼左春坊大学士[27]。老儒中履历不显者尚有刘真，其人应为洪武二十年（1387）浙江乡试举人[28]，另有邓时俊，查其为建文二年（1400）进士[29]，宦迹皆失载。 为手卷题赞的晚辈翰林文臣数量相较老臣为多，履历可考者有13位。曾棨以鼎元之身份为孙氏题词，或许是为了延续这一荣光，孙敬此后尤乐向永乐各科状元征求墨宝，例如萧时中系永乐九年（1411）辛卯科状元[30]，陈循系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状元[31]，李骐系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科状元[32]，曾鹤龄系永乐十九年辛丑科状元[33]。明初江西士子多文运颇盛，吉安一府尤为瞩目，延至宣德年间风头不减，至有“翰林多吉安”[34]之谓。后辈的江西籍文苑侍臣也自然容易步趋曾棨一辈的传统，与孙敬建立较为密切的往互，故为《积善堂手卷》题赞的资历较低的儒臣中，江右吉安府人士亦占数最多，其次为江浙、福建士人。其中闽人黄约仲、黄察、黄寿皆出莆田黄氏，三人明显存在较近的社会关系。 《积善堂手卷中》还收有武官的笔墨，即密云后卫指挥使毛彪。明初军官多草莽出身，文化素养较低，但间有谙于翰墨者，毛彪应属此类。从毛彪题赞中“孙兵部迁松江别驾，其善政善教，表著远迩。予获亲炙，沾沐诲益多”[35]来看，毛的题诗作于孙敬调离兵部司务之职就任松江府通判以后。 至此，除马伯、陈葵、李基、廖端四人身份失考外，其余39名《积善堂手卷》题赞者的出身、宦迹情况皆依文献可证，手卷的形成过程也基本得以勾勒：即曾棨永乐十四年首先题赞之后，与曾氏同年、同乡的一批词臣陆续接受孙敬的邀约，嗣后又有若干翰林老臣与新科儒臣在曾棨一辈声望的带动下为孙敬题词，至永乐末年及洪熙、宣德之间，孙敬终于与元老阁臣建立关系，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受邀为手卷留墨。 三、《积善堂手卷》在后世的流存情况 《积善堂手卷》实际上是作为渤海孙氏家族凝聚力的物质载体而在其族中世代传承的。而孙氏家族意识的萌发又与曾棨等人的题赞有着密切关系。积善堂孙氏本中小自耕农起家，崛起之初并无明显的士大夫宗族意识，曾棨等人的题赞实际上强化了孙敬的相关理念。孙敬之所以在得到曾棨题词之后，又继续不懈地邀请翰林名士题写诗文，就是说明他希望存留下一份厚重的能够体现士大夫身份的家族文献。 实际上，手卷在孙氏族内有一个再发现与再继承的过程。据手卷中孙氏第九代孙国重在手卷之上自作《渤海孙氏积善堂记》，《积善堂手卷》在孙敬以后没有受到孙氏后代的重视，以致封存箱底，历近二百年方经孙国重之手重见天日。造成这种遗忘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孙氏没有保持住缙绅的身份，降至平民阶层。查询孙氏家谱，再对照沧州地方志，可以发现孙敬之后积善堂孙氏长期没有登科入仕者。家族缙绅身份的难以维持本是传统中国科举制度调节下阶层流动的普遍现象，但失去缙绅身份后，与之相关的一套礼仪和文化观念自然逐步淡漠。 孙国重和其兄孙日选乃孙氏家族重登科第者，二人分中万历庚子科举人和万历甲午科举人[36]，由他们开始重新整理家族文献，发掘《积善堂手卷》及家族历史，是再正常不过的。孙国重重拾《积善堂手卷》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也非常特殊。经过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放宽官民祭祖的规定”后，晚明社会致力宗族建设的风气大规模普及化[37]，士大夫多投身于家族文献的收集，为构建宗族制度寻找历史依据，这种时代风气必定对孙国重有所影响。 可以说，自国重对手卷“拂其尘垢而珍之记室中”后，手卷正式成为孙家传承家族荣耀的实体信物。基于手卷的感召，孙氏积极应试科举以壮大宗家。与此同时，家族精英又反复宣扬手卷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强化手卷对孙氏的重要意义。这种交互关系在康熙朝任山东禹城知县的孙氏后人孙延祉所做《积善堂诗卷抄后跋》中有清晰表达： 当时诸名公之赠，如取如携，毫发不爽，是以三百年来科仕连绵，椒条繁茂，祖、父在天之灵当亦心慰也。而今而后，其可不力行乎哉！[38]在长期的历史中，《积善堂手卷》已经成为整个孙氏家族的精神支柱，与孙家休戚与共。据积善堂孙氏后人回忆，《积善堂手卷》在家族内部世代流传，以仪式化的方式由同辈兄弟中最先取得功名者保管，最后一任按此规制保藏手卷的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版本目录学家孙楷第先生，他于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39]，这在当时家族中亦可视为一种“功名”。先得功名者保存手卷的规定不知从何时起，但自孙国重之后，孙氏家族确实累代在科举方面较为成功，在明末以至整个清代保持住了缙绅地位，其间手卷的激励作用不可小视。 注释： [1]《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最后的保存者系我国著名学者，曾供职于北平图书馆的孙楷第先生及其哲嗣孙泰来、陈莹夫妇。因与孙氏家族的血亲关系，笔者自幼详闻有关该手卷及孙氏的历史掌故，故今特围绕手卷题赞，蒐集、考释相关诸文献撰此小文，以志先辈遗德并盼诸方家指正。 [2][乾隆]《沧州志》卷二三《古迹》，乾隆八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9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055页。 [3]沧州在明清时代长期属直隶河间府，清雍年间改隶天津府。积善堂孙氏明代最初居于沧州城内，明末清初有一支子孙迁居沧州城治下的寨子镇，《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随之转入。寨子镇1961年后划归临近的南皮县。是故后世关于孙氏居地有沧州、南皮之说，其间并不矛盾。 [4]明初承元末板荡局势，河北地区人烟稀少，是故洪武、永乐两朝大量将宽乡之民迁入河北，从而形成移民色彩浓厚的乡里社会，沧州地区尤为突出。关于沧州地区明初移民、宗族、地方社会问题的研究，见于秀萍，童广俊：《明初沧州移民的到来及移民聚落的形成》，《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第1期；于秀萍《河北沧州宗族与社会》，常建华主编：《宋以后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218页。 [5]《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 [6][明]黄佐：《翰林记》卷三《改擢》，《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5页。 [7][明]黄佐：《翰林记》卷一二《纂修》，第155页。 [8]见[明]曾棨：《刻曾西野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齐鲁书社，1997年。 [9]据《明史·职官志》载，“兵部，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见《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中华书局，1974年标校本，第1750页。 [10]《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戊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025页。 [11]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426页。 [12]《积善堂手卷》中有密云后卫指挥毛彪题诗一首，其诗序中称“孙兵部迁松江別驾”。所谓“别驾”本唐代州郡佐贰官，即明代府通判，系正六品，分掌一府钱粮等事。明人常借前代官职比拟当时官职，如孙敬任官兵部，时人亦称其为“司马”、“夏官”。孙氏由兵部司务转升松江府通判的时间不载史册，但可通过《积善堂手卷》诸题赞的记载加以考证。标明写作时间的题赞中，最后一篇完成于孙敬兵部司务任上的，系永乐十五年十月由余鼎所撰《积善堂铭》，其文前小序中“夏官司务孙克恭氏，世为渤海右族”的记载即是明证。至永乐十七年七月胡俨题《孙氏积善堂诗》时，已称孙敬为“兵部武库员外郎，渤海孙克恭”，其时孙氏已调回兵部并升职。由此大致可知孙敬外调为松江府判官的时间是永乐十六年（1418）左右。 [13]王洪中进士后初非铨入翰林院，而是永乐初以给事中改翰林院检讨。同时由他官被举荐入翰林院者还有审理副杨士奇为编修、儒士曾日章为侍读、助教邹缉为侍读；并改给事中金幼孜、王洪及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应天训导王汝玉、芜湖训导张伯颖为五经博士。一批影响明初政坛的翰林老臣由此晋升。由于此后明代翰林选官极清华，几无他官改授者，故永乐初年的举荐改授被明人称为“皆异数”。见[明]黄佐：《翰林记》卷三《荐举》，第26页。 [14]刘韶在手卷中加盖有“甲戌科进士”之印，明初的“甲戌科”系洪武二十七年科，查该科进士题名碑，并无“刘韶”之名。又查该科中有刘季箎一人，据史料记载，刘季箎，讳韶，以字行，洪武甲戍進士，授行人。刘季箎建文朝曾官至刑部侍郎，入永乐朝屡遭贬职起复无常，尝参与《永乐大典》编修，永乐八年（1410）被外贬为两淮盐运副使，后“命服士服隶翰林院修书”，寻又授工部营缮主事，并终官于此（见[明]杨士奇：《东里集》卷二〇《故工部营缮司主事刘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96-297页；《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五，永乐九年四月已未，第1464页）。刘季箎非翰林出身，但参修《永乐大典》的经历使得他与翰林诸臣熟稔，进而成为孙敬邀约题赞的对象。刘季箎在题赞中署名为“淛人刘韶”，并未提及自己的工部主事官职，或是对被贬谪的经历心存结郁。 [15]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426页。张澈在《积善堂题赞手卷》中钤“甲申进士”白方印，然查永乐甲申进士题名碑，无“张澈”之名，而有“张彻”，此应系同一人。 [16][明]黄佐：《翰林记》卷四《文渊阁进学》，第37-38页。 [17][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庶吉士铨法》，第28页。 [18][明]黄佐：《翰林记》卷一九《文运》，第342页。 [19][明]周忱：《积善堂铭》，《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 [20]《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 [21]这篇文字为金幼孜《金文靖集》所收，题为《书积善堂卷后》。见[明]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〇《书积善堂卷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77页。 [22]〔乾隆〕《福州府志》卷五三《人物列传·陈仲完》，《中国方志丛书》第7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1066页。 [23][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八《苏州府一·王进》，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30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636-637页。 [24][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邹庶子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25][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艺学·侍讲学士沈度》，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8册，第484页。 [26][明]黄佐：《翰林记》卷一九《门第》，第341页。 [27][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宫学·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8册，第425-426页。 [28]刘真自署“会稽山人”，查《浙江通志》录洪武二十年丁卯科浙江乡试名录，有江阴人刘真，应即为《积善堂手卷》题赞者。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三四《选举十二·明·举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6页。 [29]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425页。 [30]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431页。 [31]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433页。 [32]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436页。 [33]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2438页。 [34][明]黄佐：《翰林记》卷一八《文运》，第342页。 [35]《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 [36][民国]《沧县志》卷八《文献志·人物·选举表》，第1050页。 [37]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 [38][清]孙延祉：《积善堂诗卷抄后跋》，《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 [39]杨镰：《孙楷第传略》，《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 作者简介：秦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清代史学。 原载：《文献》双月刊2017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