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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整刚走，一群穷困儒生前来求见。廉希宪急忙跑出大门热情迎接，亲自引入客厅，相视而坐，并命人拿出酒菜与这些穷书生对酌。他不仅认真倾听穷儒生们诉说所遇困境，而且记下他们居住的地址。 元朝初年，宋朝遗落下来的汉族儒生因为不受重视，不仅所学得不到施展，而且穷困潦倒。第二天廉希宪就向忽必烈进言，请求改善儒生的地位和生活保障，并自掏腰包为那些想回南方的儒生做盘缠。 廉希宪的兄弟们对他的做法不理解，问他：“皇上非常倚重刘整，你为什么那么怠慢他，而江南那些穷秀才，你却恭恭敬敬以礼相待？”廉希宪说：“我是国家大臣，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刘整虽然地位高，但他刚刚归顺朝廷，不能让他趾高气扬，所以要挫挫他的锐气。而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都深通儒家经义，希望能够被朝廷重用，为国家效力。当今国家起于北方，礼法微薄，我要是再不尊崇读书人，那么儒家经义将被扫地出门了。”[13] 元军进驻江陵后，廉希宪做行省长官，下令严禁抢劫百姓，严禁杀害俘虏。他还对归附的南宋官员量才授官，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以保持市井繁荣。同时组织开渠挖井，恢复农业，发放粮食，救济饥民。地方秩序稳定后，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赠书一万四千卷，并亲自授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致用。 南宋灭亡后，许多南宋旧臣带着金银去巴结元朝官吏，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更要罪加一等了。”[14]廉希宪是一位尊崇儒术的政治家，他恪守儒家仁政的思想。他曾说：“统治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他还说：“奸人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15] 当时的人说他“非诗书不陈于上前，非仁义不行于天下”,[16] 并成为后来文人的榜样。 元代著名诗人贯云石的母亲是廉希宪的侄女，幼年的贯云石随母亲常在廉家走动，廉家的好儒之风对贯云石影响很大。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牙是元代开朝的重要将军，作为猛将之后，贯云石曾“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17]贯云石深知自己不能胜任地方长官，于是将官位让给弟弟忽都海牙。仁宗尚未即位前，闻其以爵位让弟，感叹曰：“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仁宗登基后，27岁的贯云石就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是一个能直接向皇帝提供政治见解、参予制订国家政令的要职。贯云石以仁政之法上疏条六事：一曰释边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国本，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勋胄，五曰定服色以变风俗，六曰举贤才以恢至道，希望仁宗能够积极推动清明政治以治理国家。 元代因为担心汉人和南人通过科举而超越蒙古人和色目人，所以废止了科举制度。为了广罗人才，贯云石积极谏言恢复科举考试，并与翰林承旨程文海一起起草科举考试规章与科目。贯云石认为儒家思想同样适用于元朝的政治治理，因此提出将《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四书作为考试方向，并呼吁汉人、南人同样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被国家遴选提携。 为了积极普及儒家文化，贯云石还作《直解孝经》，以当时的白话方式通俗易懂地解说儒家经典《孝经》，开创了古文白话翻译的先河。举例来说。《孝经》原文：“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贯云石的《直解孝经》则白话翻译为：“孔子徒弟，姓曾名参，根前奉侍来。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以这个勾当顺治天下有(蒙古语助词，相当于“啊”)，百姓每(们)自然和顺有，上下人无怨心有。你省得(懂得)么？’曾子起来说道是：‘我不省得，怎知道着(呢)？’孔子说：‘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有。教人的勾当先以这孝道里生出来。’”贯云石充分掌握了带有蒙古语尾音的元大都的市井俗语，将生涩的古汉语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出来，并请人做了15幅插图，辑成《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刊布。他在序言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人之行莫大于孝”，“是故《孝经》一书，实圣门大训。”贯云石希望通过普及《孝经》而使国家上下和顺，尊卑有序。《直解孝经》对普及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元代维吾尔人进入中原和江南后，对元代儒家思想的发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人和南人儒士受到歧视的状态下，维吾尔人不仅积极呼吁并劝诫统治者“以儒治国”，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并推行儒家思想的传播，为元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