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高莹）10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二室与湖北大学联合举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十八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杨永龙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表示，近代汉语学科在近些年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未来仍然大有可为。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关注具体语言事实的个案研究，如词语考释、虚词溯源、文献考订等；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研究视野，注重新的理论方法的吸收与运用，除了要从历史变化的视角考察近代汉语，还可以根据情况把近代汉语研究与方言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起来，从语言接触、跨语言等不同视角出发，观察语言现象，探寻演变规律，解释动因机制，努力把近代汉语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海内外多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百位学者围绕近代汉语研究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文献整理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近代汉语学科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此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交流了在该领域获得的新的研究成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志翘同与会者分享了他在校注日本高僧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过程中的研究发现。他说，自己在校注过程中参阅了日本足立喜六、盐入良道、小野胜年的注本，同时也参阅了国内白化文先生校注本，注意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一些版本和校注多有商榷及补充之处。如卷一“〔十一月〕十八日”条提到“作手立礼”，小野胜年、盐入良道等人将其解释为叉手合掌、拱手站立行礼。董志翘认为，这种校注有望文生义之嫌，因为遍查中外文献,无将“拱手”说成“作手”者，更无“手立礼”这样的礼仪。董志翘表示，此处“手”字原当为“平”字，乃抄写时形近而讹，作平立礼即行平立礼。所谓平立礼，即指仅平身站立的一种礼仪,一般是地位高者对于地位低者，年长者对于年少者之礼。“行礼”可言“作礼”，这种说法在古书中多见；而“平立”作为一种姿态礼仪，在佛典及中土文献中亦常见。因此，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十一月〕十八日”条应当校作:“相公入来寺里，礼阁上瑞像及检校新作之像。……见僧等来，皆起立，作平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维辉及其学生许峻玮从汉语史的角度，对明代徐昌祚笔记《燕山丛录》卷二十二《长安里语》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燕山丛录·长安里语》收录了明朝万历年间的300多条北京方言话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窥探500多年前北京土话真实面貌的窗口，是研究明代北京话的绝佳材料。汪维辉介绍说，《燕山丛录·长安里语》多采用记音字和纯正的口语说法，为语音史研究提供真实的口语音材料；同时，它所记载的明末北京话词汇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记都是真正土俗的口语说法，为新词溯源和词义考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此外，该书还存在不少疑难问题，比如书中用来注音的字究竟是取其通语音还是吴语音？又如“A曰B”的释义格式中，A 究竟是文言词、通语词还是吴语词?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日本熊本大学教授植田均长期从事《醒世姻缘传》相关研究。他认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由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白话语言组成，还包括当时的普通话(官话)、方言、口语、惯用语、成语、谚语等多种语言形式。《醒世姻缘传》虽然成书于清代初期，但书中词汇有很多地方与明代词汇相同。他将《醒世姻缘传》中语词词汇分为十七种大分类及其下诸多的小分类，并以“拾掇、收拾、置辦”三词的具体使用情况为例，重点介绍了多义词的分类情况。 探寻近代汉语演变规律 近代汉语词汇语法语音的嬗变议题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点关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宗江分析了近代汉语的“说讲”类推论标记的演变机制。所谓推论标记是指将前提和推论连接起来的语用标记。近代汉语的推论标记中有一类是由“说、讲”前加指示代词构成的，如“这样讲、这么说、如此说来”等。李宗江引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明清小说中的“说讲”类推论标记说明，指动短语作为推论标记直接来源于一个假设分句，经历了一个“由你到我”的主观化移情过程，当它用于非对话语境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篇章连接成分才算最后演变完成。 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发生语言接触的时候，固有的与外来的两种意义相近的语法格式常常会重叠并置。这种情况不仅在元代的白话文献中比较多见，在西北汉语方言中也屡见不鲜。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敏春芳在类型学视野下分析了西北方言的重叠并置现象。她认为，语言接触是诱发重叠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有语言的接触，就有可能出现重叠。在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当不同的表达方法尤其是语法格式差别较大的时候，语言的使用者会感到无所适从，兼顾的办法就是两种语法格式皆可，重叠并置。一般来说，语言接触中的重叠只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最后一般都会走向归一。而归一的结果就是，在语法化中的重叠里，使用者在新旧两种语法格式中常常选择新的；在语言接触中的重叠里，使用者在固有的和外来的两种语法格式中常常选择固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平在题为“选言型词汇演变及其解释”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所谓选言型语义演变，即旧义指称存在多种可能，而新义指称只是其中一种。比如“先生”，其字面义是“先出生的人”，历史上可以称谓“哥哥”和“老师”，后来只称谓“老师”；又如“后生”这个词语，其字面义是“后出生的人”，可用于称谓“泛指年轻人、男年轻人、女年轻人”，后来该词语只用于称谓“男年轻人”。胡平认为，选言型语义演变可从原型范畴和基于语言使用的角度加以解释。具体来说，最后胜出的义项(新义)其指称为范畴中的原型成员，所以在日常交际中较其他成员使用更为频繁，因此在重复使用中，语言使用者在词语和原型成员中建立起越来越稳固的联想关系，最终语言使用者视原型成员为词语的唯一所指。选言型词汇替换，更多地同语言使用者的求雅避俗的语用心理有关，造成语言使用者舍彼取此。 关注明清汉语语法研究 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围绕明清时代汉语语法问题发表观点。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石锓分享了他关于明代汉语的致使结构研究成果。他认为，明代致使结构有如下特点：一是致使句的致使者，从形式上看，结构形式相对简单，语法上体词性强，常常被省略；从语义上看，生命度等级高，施事性突出。二是致使句的被致使者，从形式上看，句法位置有前移的趋势，使动句和使成句的被指使者在句末。三是致使句的致使结果，从形式上看，可由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充当，更多的是由复杂的谓词性结构充当；从语义上看，大部分由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和各类复杂结构充当的没有及物性，少数由及物动词充当的有及物性。四是明代汉语表致使力的词语有动词、动词性结构和介词三类，具体而言，使动句、使成句、使令句由动词表致使力，表致使的“V得”句由动词性结构“V得”表致使力，表致使的“把(将)”字句由介词“把”和“将”表致使力，不管是用哪类成分来表现致使力，它们的语法意义都是“致使”。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很多中心语前后都存在程度副词。语言研究者把“前置副词”称作前置状语，“后置副词”称作后置状语，两种状语同时出现的情况即程度副词前置后置同现。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崔山佳提到，程度副词前置后置同现不仅仍存在于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的汉语方言中，也同样存在于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此外，一些方言中还存在“框式状语”，即中心词前后用的是同一个程度副词，且是同类同级，也表程度加深。崔山佳认为，程度副词前置后置同现与“框式状语”多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相似性特点，有的展现了语言的历史层次，有的说明了方言或语言接触问题，均具有类型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