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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大明白马拉为什么要抛出来一系列“图卷”小说。在当下文坛，这样的题目先是引人侧目，继而难免故弄玄虚。马拉近作如《仙鹤图》《凋碧桐图》《余零图残卷》，就题目而言似乎有着领起某种视觉建制的目的。如果将文本拟为图像，那么“仙鹤图”、“凋碧桐图”、“余零图”无疑直指图像的视觉中心。小说《仙鹤图》中，仙鹤的形象成为重要的叙事道具。主人公邵轻尘弃商从画不失为现代人安顿身心的路径一种。作者机智地将邵轻尘的艺术活动落实在“行为艺术”上，令其几乎参与了整个艺术体制的流转：顺利办展、收获好评，并跻身艺术家群体。小说凭借《仙鹤图》到达反讽的顶点，邵轻尘先是羡慕梅妻鹤子，不久又焚琴煮鹤，一幅看似出尘的《仙鹤图》也不过是叶公好龙的玩具而已。作者如同画家引导“观看”行为那样引导读者的“阅读”活动。《凋碧桐图》的文本中倒未见画卷，“凋碧桐”更近于时序的意象。明净如秋，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在清冽的环境中获得净化。 《余零图残卷》作为长篇，综合的难度更大，作者甚至对小说结构进行了视觉化的实验。作为“残卷”的文本分出几帧局部，正是陶铮语移山图、古修泉夜宴图、顾惜持行旅图、柳侍衣簪花图。这样的设计使小说与艺术史发生对话，而人物的生活史又与艺术史中的画作形成对位。陶铮语等人移动古树，费尽移山心力；实力商人古修泉常作宴会主人，表面逸乐的生活危机暗伏。风尘女子柳侍衣则与唐朝仕女之态度庄重形成反差，作者似乎有意将柳侍衣作为一种具有概括性的形象；顾惜持是市井中的“大师”，《溪山行旅图》于他似有身世之感。依凭艺术史知识，小说结构被最大程度地视觉化，而人物也被操之过急地赋予造型。读罢《余零图残卷》，多少为这种鲜见的形式所激动。但不能因此忽略诸多值得讨论的文本症候，即使它们显示着综合的难度。 从局部回看《余零图残卷》全图，便觉环境高于情节，情节高于人物。《余零图残卷》在形式上似乎过度用心，但无论形式如何精致，小说对于社会事件、历史信息及其背后逻辑的简化使整个故事仍显粗糙。一个十分显著的问题是：情节发展的合理性过于依赖铁城的地方性知识。P. 瓦特在分析时空与小说理念、现实呈现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某种特殊时空的背景之中，他们才能是个性化的。”（《小说的兴起》）小说一开始就大段篇幅叙述了铁城的台风季候，用市民关于物候的流言引出陶铮语、顾惜持的出场。由陶、古二人策划移植古树带出铁城的生活画卷，显示出作者强攻现实、叙写当下的文学抱负。需要承认的是，移植古树的情节缺乏生活实感的支撑，以至于小说需要迷信风水的地方文化使人物行动合乎情理。到了小说的结尾，铁城进入冬天。在南国雪落的热闹场景中，顾惜持以自己的死亡串联起各人的归宿。铁城不仅作为小说的环境背景，也在开头和结尾时作用于结构的定型。 前文已经指出，马拉对于小说结构的设计暗示了他对人物形象的着意。在具体的叙事中，人物也是作者经营的中心。但在文本中，相对于情节的一致性，人物却处于次要的位置。如写陶铮语警察生涯的往事与噩梦，便是为其性情优柔、信任顾惜持安置动因。在一些独立的叙述单元中，小说也巨细靡遗地交待人物来路，紧张于建立前史与后身的连续性，即使有时颇显枝蔓。欲望成为小说主要的情节手段：陶铮语、古修泉、柳侍衣等人的行动莫不由欲望驱策。相对于小说中诸人物的性格及其关系，我以为小说最出色的形象当属顾惜持。小说中最精彩的段落无不有顾惜持的身影。除却作为线索人物的叙事功能，更吸引我的是他精神世界的症候性。顾惜持是铁城的民间“大师”，亦是某种变形的宗教人物。顾惜持并不脱俗，他参与陶铮语、古修泉等人的商业策划，合作经营禅修班，最后被柳侍衣诱惑，始终不能出尘。“大师”的名衔但为金钱，而一众人等集体故弄玄虚、抑或是安顿身心的荒诞场景反复出现，使小说具备了杰出的喜剧性。顾的描写颇见笔力：出场时勘破世情，而不能从名缰利锁中解脱，既故作清高又极落俗套。 遗憾的是，作者为追求情节完整和逻辑自恰，削弱了人物的寓言性。这真似P. 瓦特对于《汤姆·琼斯》的批评：情节的价值与人物的价值成反比。我必须指出，小说结构虽然精致，却多少流于简单。如同情节压倒了人物，小说的结构也限制了更为粗糙而重要的主题，比如资本如何塑造了现代人的欲望，而安顿身心的方案又如何真正生效。 这篇读札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强制阐释，而是评论者与作者之间的观念错位。当然，我的“观看”行为必须跳脱马拉的结构才能建立起中心。应当赞誉《余零图残卷》结构的高度自主，但更激动人心的，还是现实与寓言的高级综合，虽然这有着迷人的难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