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小说是建立在科学背景和生物学基础上的特殊文学样式，其内容表达通常都采取“自然主义”的呈现方式。举凡世界领域内有影响的动物小说作品，如《狼王洛波》（西顿）、《猛狮艾尔莎》（亚当森）、《海豹历险记》（黎达）等，莫不如此。通过对动物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性的生动呈现、细致描摹，此类小说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侧，建构出与之相比照的另一个生命坐标，“打破了人类的自满、自傲、自足和自以为是”（刘绪源），并由此体现出生态学、生命学和儿童学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起，动物小说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中开始勃兴，沈石溪、李子玉、金曾豪、刘先平、牧铃、姜戎、黑鹤等作家以其不同风格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动物小说五彩斑斓的创作风貌。其中，袁博的动物小说以严谨丰富的知识性和体察、描摹动物习性及其生命特征的准确性见长，其“有限虚构，小心求证；尊重真实，实事求似”的情节模式、叙事形态就创作风格而言，更接近于西顿。他的《霸王龙兄弟》《鸵鸟家族》等小说，则倡示了一种“人文自然史的生命观”。 这一生命观的选择得益于袁博的动物小说知识储备和创作基础。作为新锐动物小说作家，袁博不仅拥有与动物和自然相处的丰富阅历，还专门研读过大量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动物生理学、生态学等学术著作。这就让他的动物小说充满“实证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袁博树立了自己创作的三原则：一、书写一段生命的历史，写下一个种族在自然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的生命际遇；二、关注沧桑变迁的时代背景中动物个体的生存处境；三、描摹不同物种在生存环境中回光乍现的辉煌瞬间。 袁博以“自然史动物小说”来命名自己的作品，他的创作原则也在其动物小说新作《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本小说以袁博对珠江口伶仃洋东侧内伶仃岛的长期实地考察为素材，依托内伶仃岛猴王黑儿的虚拟视角，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伶仃岛几十年内的自然生态变化和社会历史变迁。 从写作层面看，小说以“猕猴看世界”和“文明人反观自省”两个交叉视角来呈现内伶仃岛猕猴的命运遭际。其中，“猕猴看世事”作为外视角，从猕猴个体命运“点”的角度，写出自然变迁在猕猴个体生命中烙下的深刻印记；而“人类反观自身”视角作为内视角，则通过内伶仃岛猕猴种族的生物变迁史，从猕猴种族发展“面”的层面，写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多种影响。 从内容层面上说，自然史动物小说的创作特色也清晰可辨。作家依托真实生态环境虚拟动物生命事实，在自然演变中呈现动物命运发展轨迹。在小说中，他以点带面，聚焦个体动物命运，以“整体写实，个体虚拟”方式展示动物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命运关联，呈现了一幅猕猴种群兴衰演变的动态画卷。 在时间轴上，小说以跨越不同时段的漫游和历险，彰显生命的顽强不屈，以猕猴黑儿对自我身份感和生存权的维护与追求，表达大自然生命自我成长的永恒主题。故事中，伴随着生母琥珀和养母红鼻子的先后惨死，黑儿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不得已，它和大壮四处流浪。一系列的漫游和历险既是猕猴的命运抗争与生活调整，更是艰难处境中猕猴个体与群体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生动写照。 在空间轴上，通过猕猴黑儿在生存迁移中对艰危环境的适应、改造，写出了动物原初生命力的强大和生存意志的坚韧。而在猕猴族群绝境自救、顽强生存的生命意志里，恰恰弥散着大自然物竞天择、坚韧不屈的生命精神。小说中，社会性极强的猕猴族群危在困境中忍辱负重的温情、坚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是琥珀对“保姆猴”身份的认同，还是红鼻子对“养母”职责的担当；无论是儿童时代丧母后大壮与黑儿的情同手足、相依为命，还是成年时，两兄弟自谋出路、各自为政……作品中的情节都基于猕猴的社会性生存习性展开，让人读来亲切而又感动。这一过程中，三代猴王豁耳、长牙、黑儿为获得王权的不懈努力，两代母亲琥珀和红鼻子为保护幼子的自我牺牲，不仅昭示了猕猴物种绵延数百万年的生命奥妙所在，更由此揭示了蕴蓄在自然界、而为人类所忽视的强者意志和抗争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不啻为人类社会竖起了一面镜子，让我们从毗邻而居的动物身上获得了“惊异感”和“亲近感”的同时，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反躬自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