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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词”与“传播”，是汪超《明词传播述论》的两个主题词。近年明词研究推出的成果不少：张仲谋教授继《明词史》后又有《明代词学编年史》《明代词学通论》出版，余意《明代词史》、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等论著都颇有所得。面对这些厚重的研究成果，汪超此书是否有新的亮点？而文学传播接受研究，前些年也是漫山红透，硕果累累，但方法逐渐固化，日趋千人一面。汪超这部文学传播研究论著是否冲出了重围？

就明词而言，汪超此书至少有以下几个亮点：一是总结明词传播情况；二是发掘明词实用功能；三是还原明词生态。

先看其总结明词传播情况的创获。我曾提出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汪超对明词传播的这六个层面都有细致梳理。此前明词研究领域还未有类似成果问世，可谓着人先鞭。《明词传播述论》全书九章，有五章围绕明词的传播方式展开，几近地毯式全覆盖的考察。以其书面传播为例，普通书册传播之外，他探讨了“面向大众的民间书册传播”“叙事文学的明词传播功能”“明词单篇散阕的书面传播方式”，详略有差地讨论了明词在当时传播的二十余种方式。根据材料的差异，有些用数万字篇幅工笔彩绘，有些寥寥数语写意勾勒。细看这些论述，会发现作者并不是孤立地讨论传播方式，而是将文学传播的六个层面进行综合处理。我们从前作书册传播的研究，大多用目录学的方法排列材料，以证明当时有别集、总集被传播。该书打破了常规写法，将书册传播形态与传播效果结合起来，避免了流水账式的材料堆砌。他的目的并不在逐一介绍明词有哪些别集、总集被传播，而是介绍别集、总集的传播方式对明词传播有何助益。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在别集中如何排列，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但作者却发现“别集传播之明词占作者传世词作的比例”“收有词作的别集对词作编排的顺序”都会对作品流传产生重要影响。别集的行款、装帧等零散资料，经过他的雕琢营构，塑成词学园林中千姿百态的太湖石假山，令人目不暇接。

次看其发掘明词实用功能的成果。前人多认为“明词不振”，近来明词研究者则突出其“异量之美”。汪超也通过传播方式探索明词的“异量之美”，试图扭转“明词不振”的固定思维。他发现明词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毫无踪迹，明词有大量单篇散阕活跃于日常生活（如帐词、书柬、日用类书中的词作等）。于是，他对交际实用的帐词细加考索，详实探讨帐词的物质载体、使用方式、创作与提署、传播特点等问题。他指出帐词文字或织或绣或书写在布帛绸锦制作的“帐”上，“帐词承担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庆贺喜事、祭吊哀丧，具有特定的赠送对象”。作者通过《梼杌闲评》《韩湘子全传》《会仙女志》《东游记》等小说叙述的场景还原了帐词使用时的诸多特点。小说叙述多少有虚拟夸张的成分，因此作者还找到《明实录·武宗实录》予以落实。作者认为，“帐词是明代特别兴盛的一种社交实用文学样式。尽管从纯文学的角度上看，它们的确内容板滞、文格不高，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

早期词曾有歌诀的实用功能，唐人易静的七百余首《兵要望江南》就是典型。汪超在明词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作品，而且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第四章《面向大众的民间书册传播》中特别谈到日用类书所收词作突出纂集资料的功能，其内容涵括占卜签诗、农桑、医疗等日常活动。甚至于“商业和法律的内容也出现在了这些词作中”。除此之外，酒令、灯谜、蹴鞠规则、寿词等内容也为明代日用类书所传播。这是过去讨论明词时很少注意的新发现。他认为正是这些多元的实用形式，表明词在明代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民间。这些论述建立在坚实的材料爬梳基础之上，结论可信。由此，增进了我们对明词存在状态的新认识。

再看其还原明词生态的工作。作者在撰述过程中还积极探讨明词创作、传播的生态。第一章《明词传播的环境》分析了明词传播的社会环境、文坛思潮。这是明词创作与传播的硬件和软件。第八章《文化场域对明词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影响》探索词人自身条件之外，政治权力的关系对明词创作、传播的影响。第四章《面向大众的民间书册》和第五章《叙事文学的名称传播功能》讨论文学外部民间书册对明词传播的影响，也不忽视文学内部小说、戏曲的传词功能。这些章节的讨论，绘制了明词的整体生态。

具体分析明词创作、传播的生态现象时，他所追问的部分内容又打破了我们的固有认知。如第七章《明词的口头传播方式》，作者指出明词可以歌唱传播。我们一般认为南宋中后期开始，词乐就渐渐失去了市场，词也由音乐文学转为案头阅读的徒诗。读过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的读者对此或许多有印象。但是汪超却从《明史·乐志》、杨慎《词品》等书以及明词词序中找到较为可信的材料，指出“明代庙堂音乐用宋元遗调”“明代文人能演唱宋元遗调”，也就是说词乐至明代仍不绝如缕。他指出明人庙堂宴飨、鼓吹之乐曾用《贺圣朝》《水龙吟》《醉太平》等调，而明人大恤则用《应天长》。通过王蒙《忆秦娥》词序、瞿佑《望江南·辛丑元夕》词序等各类材料，他推导出文人传唱宋元遗调的事实。他指出，在不考虑音乐系统的前提下，明人还能借曲唱词，明人的部分自度曲也能传唱。本来“明词可唱”的判断足以颠覆我们的固有认知，更何况他在一章之中列出如此多样的唱词方式，令人不得不信服。此外，他还总结出明人唱词的南方化、文人化、实用化的特点，让读者可以从全知视角了解明词传播的丰富形态。从东一鳞、西一爪的零星材料寻绎出明词口头传播的方式，作者却并未就此拔高研究对象。他在文中特地提醒读者“明词存在口头演唱的传播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明代并不是词体传播的主流，词也不是受众最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因此词的口头演唱传播到明代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从明词研究的角度看，这部书是近年明词研究整体推进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从文学传播研究的角度看，这部书又有哪些突破？我以为，他拓展了范围，更新了方法。

明词传播，之前没有人专门讨论，这自然是一种拓新。而该书第二章《明人文学传播的观念与策略》，在研究范围和对象上又有拓展。文学传播的观念与策略，直接影响人们的传播活动。但文学传播研究过去在这个方面关注不多。作者披荆斩棘，从传播主体的传播目的入手，揭示他们对传播内容要求的差异，对传播技术手段的选择。作者认为：“文学传播主体的不同，直接导致传播动机的差异。”因此，他对五种主要的传播主体展开分析，指出作家本人希冀论著传承不朽，亲属意在张扬祖德，地方官绅愿弘扬地方贤达，书商射利，好事者奇文共赏。所论皆有所本，言之有据。当然，我另一位门生黄俊杰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加深入的探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唐五代文人传播意识研究》。

理论方法上，他引入场域理论和增殖理论来分析文学传播的效应，就很有启发性。如第八章不但分析了闺阁与青楼两个女性词人场域对传播的影响，还分析了文人在权力场的位置差异所带来的创作、传播之别。作者举杭州府学词人群、夏言台阁词人群为例，借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有效地分析了“‘输者为赢’的世界对作品久远传播的影响”。

《明词传播述论》的每一章都有新看点，算得上是近年来明词研究和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两个领域较出色的论著。但这不是说它毫无缺点。作者对明词传播的部分问题，事实层面的描述远胜于深层原因的挖掘。比如明词实用传播的讨论在材料的运用上的确有其长处，进行了大量现象的描述，若能再深入还原其背后原因，综合探讨诸多现象的发展演进或许会更出彩。此外，作者引进新方法值得称道，但运用的圆融与娴熟度，还有待提升。

（《明词传播述论》，汪超著，中华书局2017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