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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沉郁悲壮 极端的战争环境刺激着诗人敏感的神经，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普遍蕴涵着浓重的悲情，流露出巨大的精神焦虑。 九一八事变的噩耗传来，许多埋头书斋的学人为之震颤，悲从中来。黄侃《八月十五夜月食》云：“江国冥冥水接天，关山处处起烽烟。秋光纵好知何益，明月多情不忍圆。”战争的烽烟使其无心顾怜大好秋光。老辈诗人陈三立在《万松林集社诗序》中感叹：“今诸子把臂入林，群鸟在枝，殆有感于求其友声，效嘤鸣之相乐欤？抑国势岌岌，迫危亡之会，无所控诉，姑假以写忧而忘世变欤？”山水之美，嘤鸣之乐，实难消世变之忧。 谢冕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中指出：“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这场持续时间长且又极为惨烈的抗日战争将人们推向生死边缘，使诗人触及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因而这一时期旧体诗中的悲剧意蕴远远超过其他时期。 汤国梨《仲弟葬沪郊中国公墓外子浮厝于苏州园中今二地相继失陷拜扫无由诗以志恨》云：“芳草凄凉绿接天，陌头花落柳吹绵。经年不梦吴门路，何日招魂歇浦边。藉地血飞寒日雨，连郊烽火急狼烟。榆钱飘尽春无主，野哭无人冷墓田。”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故园面目全非，生者已无力为逝者招魂。 吴梅的《避寇杂咏》（共50首）记录携家西行，避难湘潭的坎坷经历，其诗云，“一夜胡床难合眼，起看星斗伫雄才”“自知不作还乡梦，但拥寒衾等晓鸡”“相看尽是惊弓鸟，每向尊前唤奈何”。漂泊的人、不眠的夜、无奈的哀叹，不仅是他本人的写照，也是这一代人共同的缩影。 1939年秋，陈寅恪辗转到达昆明，不禁沉吟“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馀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这位谙熟历史玄机的史学家心头无限悲凉，似乎已失望至极。次年，他在《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中写道：“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无可说”不仅透露心灰意冷，更暗示出深深的绝望。 抗战时期旧体诗所描写的破碎山河、漂泊无定、深重凄苦、无尽血泪与人们的现实遭遇深度契合。诗中寄托深远、内涵丰富的意象和典故也使人体悟到了沉重的历史宿命和文化悲情，能够引发读者的精神共鸣。旧体诗在这一段国运最为艰难的时期承担了存史、记事、抒情、言志等多种功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汇中，达到现代旧体诗歌史上的高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14BZW09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