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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至2013年，我住在那坡县一个叫团部的地方。那坡县是个边防县，和越南南部山水相连，县城距离边境七十多公里。团部以前驻扎着边防部队，后来部队搬走了，团部里的房子就出租给人，租金极为便宜。团部极大，像一个居住小区，租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外地的生意人，本地从农村上县城来谋生的人，像我这样刚参加工作经济能力有限的人，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生活。那几年我极为苦恼，工作和经济压力让我觉得很吃力。每天下午下班吃晚饭后，我喜欢趴在团部门口篮球场的栏杆上看各式各样的人。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孩子，她浑身通白，皮肤、毛发、睫毛、脚指甲，那不是健康的白皙，而是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白色。那时候少见多怪，不知道她患的是白化病。她常常在傍晚太阳落山后从搭建在篮球场周边的活动板房出来，磨磨蹭蹭来到篮球场栏杆边。她一出现，便吸引来一帮居住在团部里的孩子看热闹。她在球场栏杆那边，看热闹的人在栏杆这边，而我趴在栏杆上。不知是谁开的头，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念起来：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后来小白兔被改成小白鼠。那女孩是听得懂的，她的鼻子抽了抽，很快从白色的睫毛落下眼泪。她的妈妈在屋里做饭，听到“小白鼠”的叫声，从板房里满面怒火冲出来，一把抓住女孩的后衣领像拎只鸡一样拎回去，一路骂骂咧咧：你这个磨人的妖怪，生成这样还出来丢人现眼！好像不是她把孩子生成这样似的。她妈妈是个小商贩，整天开一部小三轮贩卖抽纸、卷筒纸、卫生巾等生活用品。孩子整天被锁在屋子里，那时我也不知道这种病其实是不能晒太阳的。女孩被拎回屋里，大概是妈妈白天生意不好，女孩往往会挨一顿打。我通过敞开的门，看见她分别拿衣架、小木棍、用来捆绑卫生纸的绳子等抽打那女孩。女孩的哭声像猫叫，妈妈手里的东西抽到哪里，她就用双手摸到哪里，好像摸摸就不疼了。我见过很多次那孩子挨打。 有一次，孩子从板房里又磨磨蹭蹭来到球场的栏杆前，那天她很幸运，没有什么孩子。球场里只有几只狗在打架，女孩看得津津有味的，她真的太孤独了。那天我肯定魔鬼附身了，突然对女孩开了一个玩笑（这是我长这么大，做的最使我最恶心的事情！）：你妈妈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女孩听到这话时那副表情，她的双眼骤然睁大，浑身像遭遇电击一样猛烈一抖，仿佛即将遭遇什么威胁到她生命、难以承受的灾难。 陶丽群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乃至想要表达的思想，基本是清晰可辨的。传统写作的“小说三要素”，在小说中被严格遵守着。且不要小瞧“严格遵守”的意义。就目前一些人的写作，总让人觉得缺少一点什么，部分原因是创作基本功训练不够，或者不屑于遵守前人积累下的创作经验。而小说又是这么一个跟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紧密相连的文体，除了天赋才华，还要具备人生阅历、知识储备、逻辑思维、洞察能力。如果一个作者总在避重就轻，或者眼高手低，凌空蹈虚，那么势必会背离经典之路，越滑越远。之所以要强调这些，是因为我在陶丽群的小说中体会到小说的深度与广度，有时候并非源自题材多么宏大，情节多么复杂，手法多么独特，而在于写得比多数人更认真，更投入，更敬重“工匠精神”。 陶丽群尽管反复书写着人的悲苦，但其小说整体上并不让人感到绝望。这就说到她的小说另一个优点，精神内核的“趋光性”。这里所指的“光”，是指小说具有“呼唤爱、引向善”的趋向。现实生活中，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并存，我们往往对恶的揭露得心应手，对善的书写缺乏信心。陶丽群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她并无意渲染“光”的强大，而是通过书写黯淡来衬托“光”的存在，光的重要性，并且让人体会到爱的珍贵。其笔下大多数人尽管有着难言的苦痛，命运坎坷，人生多舛，几乎没有人拥有一个正常的、温暖的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苦命人”心中并没有淤积戾气与仇恨，在历经磨难之后他们往往选择隐忍，依然渴望爱，渴望亲情，渴望善。《寻暖》中被亲生父母卖掉的陆嫂子，终其一生寻找着家的温暖。《冬至之鹅》中，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失去儿子的老人，多年之后领养了一个越南来的孩子，他们相依为命的形象，不禁让我想到在黑暗中坚持生长的植物，尽管得不到阳光直射，但是它们的叶面总是朝着有光的方向倾斜，生长。《夫妇》中的紫玉、桂七、大伯哥，也是如此。在《白》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帮拉丽矫正有自闭倾向的孩子上善的杨老太。她由于幼年不幸导致成年后没有结婚也无孩子，但是由于从事特校老师这个特殊职业，让她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阴影，并且力所能及地把爱给予更弱小的人。相比陶丽群之前的小说，《白》的叙述基调变得明朗，好比上善从幽闭的环境正走向人群。总之“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让人觉得熨帖。 ——陈集益 《守住本分也是一种美德》节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