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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傻乐主义” 2005年之前，我一直无意识地信奉“符号的变革会带来世界的变革”。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关于“私人媒介”带来文化变革或者时代革命的主张，乃是这一时期这种信念的成果(尽管文章发表于2007年)。然而很快这个信念就被动摇——一川师与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草坪上散步，忽然就很严肃地跟我提到了“技术决定论”，并警告我小心不要陷入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曾艳兵教授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曾经感兴趣后现代的种种议题，却最终完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批判。在一次酒后，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后现代提出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解决不了的。”这句话其实令我很震撼，因为我在此之前一直认为我们真的到了只需要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2005年，我从北京到达天津，开始了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工作生涯。因为课程设置的原因，也是在李瑞山教授的激励下，我决定系统研究大众文化理论，并考察文化研究的内涵。借此，我开始重读马克思主义，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上面。娱乐文化的繁荣与房地产迅速造就的社会阶层分化，构成了新思考的背景。我尝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问题，尝试把文化的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我认为，只有从社会经济和政治角度观察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发展，才会真正构建现代生活本身。 也是在此时，我完成了《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一书的撰写。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重读了马克思的一些经典文献，尤其是重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我开始慢慢接受了与此前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们所倡导的“文化诗学”有所不同的文学和艺术研究思路。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其社会功能是什么。换言之，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其目的不应该限定于阐释(Interpretation)和评论(Review)，更在于对其所在的社会位置和产生的政治无意识的后果进行定位和剖析。而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入手，就立刻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产生不满。我曾经这样描述这种不满给我的思考所带来的影响：“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社会陷入新媒介社会，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扩大普通人的话语权，强化他们文化表达的力量；另一方面，新型的媒介文化和娱乐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造梦’的推手，成为‘塑造’人们‘现实处境’认识的整体性图景。于是，我越来越怀疑这种大众文化所带来的符号的‘大解放’，怀疑它不仅不能带来现实层面的变革，反而会舒缓人们呼唤进步和发展的能量，造就生活繁华的假象，甚至让人们深深被娱乐、傻乐所围困，找不到进入现实处境的入口。于是，情感越多，真实的经验越少；符号越多，历史性的理解也就越少。”② 沿着这样的思路，几年前我还抱持的“大众文化释放大众诉求、带来社会变革”的观念瞬间崩塌。高高的房价、贫富的分化、社会治理的无力和日益自私冷漠的情感，都与电影电视里面那些浪漫美丽的童话世界相去甚远。一面是垂头丧气机械琐碎的生活，一面是装疯卖傻哈哈大笑的小品；学界还在讨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却已经感觉到日常生活已经被娱乐美学进行了有效的“情感围困”。恰逢天津师范大学的夏康达教授——一位耿直而内心纯粹的长者一如既往地向我约稿，我就撰写了《从“娱乐”到“傻乐”》③这篇论文，系统阐释了我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去政治化的傻乐主义生产逻辑的批判。 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主持召开青年学者论坛。陶老师显然不很认同我的观点，却依旧毫不客气地将我推上了全国青年论坛的大会主题发言席。这是我第一次以赵本山的小品为例子，阐述新的思考背景下自己的文化批评作品。也是在当时大家都倾向于认同“草根文化”的民主性和解放性的时候，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在这篇论文中，我也是第一次用“娱乐工程”这个概念，阐述我对娱乐文化反智主义政治功能的批判。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真正从文化评论转向了文化批评。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首都师范大学的胡疆锋教授一直致力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对我提出来的对中国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抱持了警惕。他觉得这个改变值得反思和批判。他认为，我从一个大众文化的鼓吹者，变成了大众文化的批判者。我有时候为自己辩护，觉得这种变化不是由我造成的，而是文化自身变化的后果。④而我跟疆锋最大的分歧，恐怕更在于我们对大众文化，尤其是亚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有不同的理解。在他的研究中，大众文化，尤其是亚文化，肯定不能被文化工业全权垄断，不能仅仅把它们看作是虚假个性和伪经验的意义载体，还是“大众”(尤其是有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青年)生命经验的表达，并蕴含了对权力话语的热情抵抗。我反对这一主张，因为这种表达和抵抗，无法摆脱大众文化的商品逻辑，甚至还可能是一种更富有吸引年轻消费者进行文化消费的商业策略，并以这种抵抗者的姿态幻觉掩盖真实的社会危机。然而，尽管我们无法互相说服，却保持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友谊”。 说到这个转向，就不能不向从2009年始就对我提携有加却又总是存在思想分歧的陶东风教授致敬。作为我的师长，我既以得到陶老师的认可为荣，也开始无意识地与陶老师的文化批评保持着“差异”——这是不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呢?这个时候的陶老师已经从批判文化研究的单一政治取向，转向了批判后集权主义及其社会文化景观。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的文化症候乃是一种后集权主义的消费狂欢与遏制性权力的共存。问题在于，在我看来，这种状况的出现乃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矛盾的后果，这个矛盾正是大卫·哈维所说的资本社会的基本矛盾。而陶老师更愿意相信，中国的资本社会远远没有实现和完成。 然而，共识依旧大于分歧。我们至少都同意，当前我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发生这些问题本身的直接原因的后果，而是更加幽深的历史困境的后果。简单来说，我们在黑格尔主义的思路上达成了共识：存在支配性的矛盾；却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上发生了分歧：我认为资本社会的引擎出了问题，他认为这个引擎的动力没有被开发出来。 不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孩子生病了，大部分人会责怪医疗体制和父母优生的观念，而陶老师会更多地关注不良的医疗体制和生育观念依存于怎样的生活环境，我却更感兴趣“生病”这个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乃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总是存在“医疗的阶级差距”问题——如果人人都能看得起病，其实“孩子生病”就仅仅是一个医疗事故而非社会故事了。所以，陶老师批评网络文学等装神弄鬼没有呈现这个时代的“历史真实”的时候，我却固执地认为，这个时代到处在生产“伪经验”，其文体的政治内涵决定了它不会致力于历史真实的生产。事实上，正是陶老师的鞭策，让我不断反思自己，不让自己的文化批评流于空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