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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现实的艺术超越日常生活(尤其是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达到深刻表现生活总体性的审美特性同时也成为卢卡契衡量文类等级的关键标准。生活总体性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所以文类等级论又是以文类的社会历史性为基础进行阐述的。这突出体现在卢卡契对于自然主义小说、政治诗、侦探小说等文类的批评上。 卢卡契将资本主义的当代文学划分为三类：反现实主义文学(如象征主义文学)、逐渐远离现实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卢卡契集中笔墨对从自然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先锋派文学远离现实主义的特征予以批判，尤其以自然主义文学为例揭露了其如何囿于社会历史性而完全就范于表层日常生活的弊病。卢卡契认为，以福楼拜和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与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以及托尔斯泰不同之处在于，司各特等人的创作与读者之间联系紧密，作家和读者是在一起“体验”小说情节；而由于分工、资本的作用，在以福楼拜和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小说家那里，艺术和读者之间被割断了联系，读者和作家一样，也只能作为旁观者“观察”。卢卡契的结论是：“体验或观察因此是资本主义两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于社会的必然态度，叙述或描写则是这两个时期的基本的写作方法。”“而观察、描写就正是作家头脑中由于缺乏多彩多姿的生活情况而采用的代用品。”(39)一言以蔽之，自然主义作家由于脱离社会生活，不正确的世界观指导只能导致“停留在他们的直觉上，而不去发掘本质”，“人和他周围的环境，在左拉所有的作品里，总是截然分开的”(40)。因此，自然主义文学无法实现真正艺术所要求的生活总体性。 作家世界观的抽象，生活总体性的缺位，无法呈现文学典型，只能孳生出公式化、单调化、图式化、空洞化等不良倾向。这体现于卢卡契对于侦探小说这一新兴文类的否定性批判上。卢卡契认为侦探小说正是源于作家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世界观，无法描写人物与社会生活之间复杂多样的本质关系，无法塑造集个性与普遍性于一体的典型人物，致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人的实践的抽象图式”的“抽象描写”，人物行动因而也呈现形式主义、公式化。卢卡契不光从生活总体性缺位产生的虚假的客观主义来批判，另外还从经济主观主义带来的另一种生活总体性缺位——虚假的主观主义出发，否定了侦探小说的审美价值。他认为受经济主观主义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现实中的阶级矛盾不断被夸大： 导致把现实存在的发展的矛盾和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政治社会的对立理解为敌人的谋叛……苏维埃发展中思想意识上和政治上的分歧一变而为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这里犯下的可怕的不公道和非法性的恐怖到了一个可笑的庸俗化程度……现在若把这种理解变成文学的东西，庸俗化就失去了它在生活中现存的唯一诗意，也即滑稽的恐怖，并且变成了无聊乏味的公式化：在这种文学中，只要一接触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一困难，那这一困难总是被归结为敌人的、特务的非法活动……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现实的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真正诗的紧张代之以侦探小说的虚伪的和外表的紧张，代之以及其对谁是隐蔽的破坏者……诸如此类问题的好奇心。由于这些结构、布局在于追求纯属外表的紧张，它们就不能立足于真正的和诗的对于现实的理解之上……(41)侦探小说显现出的“无聊乏味的公式化”也让审美单调化，“大多数作品刚一开始读，就可以了解其中的整个过程”(42)，程式化、类型化大大降低其作为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虽然卢卡契也承认社会的上下层人士都贪读侦探小说，但是卢卡契仍然以“人民性”标准进一步否定侦探小说的社会价值，他认为，“最低劣的”侦探小说在内的文类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并非在那一方面真正具有什么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不只是简单数量层面的广泛传播，而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活跃的联系，使群众自己的生活实践朝着进步方向继续发展——这就是文学的伟大社会使命”(43)。“人民性”内涵还是回到了“人的完整性”“生活总体性”的维护与秉持之道。 可见，生活总体性的缺位不仅影响作家世界观形成，影响作品表现内容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也会降低作品高超审美效果，这还可以从卢卡契对于政治诗的否定性态度上得到证明。卢卡契坚决反对文学自足说，反对“为文学而文学”主张，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都离不开作家世界观的有效指导。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文学与社会、作家存在关系，而是在于这种关系如何作用于文学，因此，把文学创作区分为“党的诗人”、“象牙之塔里的‘纯’诗歌的诗人”这两派是虚伪不真实的，“每个作家只要他在写作，都在谈政治，都属于一定的党派。问题只在于：以什么样的程度的自觉性来做这个”(44)。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诗之所以受到抨击和批判，不是由于介入日常生活实践，带有强烈倾向性，而是由于这种介入没有触及日常生活背后的深度与广度，没有触及体现日常生活内部本质的“生活总体性”“人的完整性”，没有反映和表现出与人类整体性、根本性、本质性问题相关的内容，终而导致政治诗的审美效果逊色不已，社会感染力明显不足。 显然，不管是文类观，还是文类等级观，卢卡契文类思想无不鲜明体现出文类与社会的密切关联度。“每个作家都是时代的产儿”，文学形式“不可能比产生它们的社会站得更高”，文学艺术要实现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首要条件是作家世界观的及时跟进；文学艺术要真正成为社会革故鼎新中的典型元素，那么文学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要焕然一新。这就自然奠定了卢卡契理论视野中的文类发展观。例如，卢卡契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曾经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已经不适合于表现时代的重大课题”；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历史小说必须要从以往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古典历史小说发展到战斗的、反法西斯的人道主义历史小说这一“新型历史小说”(4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近乎俯拾皆是。更为重要的是，卢卡契认为，作家的文类偏长现象也可以从文类的社会现实基础找寻到答案。 例如卢卡契针对资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作家都偏爱“自传体教育小说”的创作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的阶级属性在封建社会里无可选择、不能丢弃，或者说是天生既定，而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关系之复杂，生活节奏变化之飞速，决定了个人发展前景的偶然性、非天然性以及无限可能性，因此“对于正在成长起来的个人来说，在自己身上培养出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以求适合于在社会中为自己取得一个相当的地位，已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46)。自传体教育小说的偏重正好可以补此缺失，践行社会教化引导之审美功能。又比如著名诗人海涅擅长诗歌创作，也有其深刻的、必然性的社会历史原因。卢卡契认为，这与海涅缺乏创作能力和水平丝毫无涉，而是“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落后决定了它的文学发展。在社会落后和国家分裂的情况下，生活中不可能产生那种通过个人遭遇直接体现出伟大的民族和社会问题的情节”；“在德国一直存在着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这种现实主义的产生”(47)。因而导致海涅“不可能在德国的土地上找到一个情节，一个能相应地、现实主义地、清楚地表现这个批判的情节来对德国状况进行现实主义的塑造”。海涅只能选择主观性强的抒情诗歌而非更多依赖于外在现实的、叙述性强的小说或戏剧等文类来“表现这个现实在诗人自己头脑中所引起的生动而矛盾的反映”(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