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岛四面环海，从任何一处沙滩望出去，都是海天一色的苍茫蔚蓝。但是，好多年里，我对大海并没有多少概念。我们村不靠海，倒是有海南岛上最大的河流从村子边流过，一片茂密的竹林，夹在我们村跟那条河中间，我和那些在广阔的内陆长大的人一样，有更多的土地感——那种天海辽阔人如微尘的感觉，我并没有多少。但是，只要是在海南岛出生、生活，我总有一天要去面对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涨潮与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发出它永远相似却从不相同的声音，身处孤岛的人，绕不过去，迟早要直愣愣地盯着它，想看清海水下沸腾着怎样的火焰。 想写大海，是心存很久的执念了——我写过一些小镇上的人、写过一些距离小镇很远的故事，但作为写作者，在熟悉的领地内挖掘那些熟悉的呼吸声，固然安全而稳妥，可还是想象着孤独一人，闯入海浪之中，在那些随时会抛掉生命的地方，发现另一个不安分的自己。直面天海，生死一线间，不需要处理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拿捏、进退腾挪，那是一个更直接的世界。我们很多人特别擅长也特别热衷处理人情，即使在该讲规则而非人情的场合。不少作家在家长里短的小心事、进退闪躲的小情绪之间怡然自得，把一次皱眉、一声叹气演绎得宇宙无边。这样的写作当然可以处理得很好，但作为作者，很多时候又是不满、不甘的，我们总希望有另一个新的可能。于是，我准备去听听大海的声音了。写大海，当然也得面对满腔心事、也得处理人际，可当所有这一切，都放在一个更加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中，或许便没有那么小里小气，很多事情便可以斩钉截铁起来。 这篇小说最初的标题叫《更路经》。所谓《更路经》，用简单点的话来讲，就是在导航设备、定位系统不像今天这么发达的时候，渔民们用来指导航程的“海上地图”。海水不像地面，地面上没有路，可以硬生生刨出一条路来；不刨也可以，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大海不行，它永远不会有清晰可见的路面和拐角。于是，智慧的渔民们，想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记录空间、寻找空间这个方法——他们在船上焚香计时，把水流、风向、天气等等因素考虑在内，结合指南针，便可大概算出，往哪个方位航行多久，可以看到什么岛礁。在人们不能飞高、不能用人造卫星来俯视大海的时候，可以想象，每一条路线图的得出，得付出多少代人的血泪和生命。不同版本的《更路经》，路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纯粹靠笨拙的“统计学”得出来的“成果”里，堆叠着难以数清的海风和哭声。 ——但这些，仅仅是作为一个非渔民的理解甚至猜测，真正的事实，要残酷得多。事实上，很多当下的渔民也早已对《更路经》特别陌生了，只有在一些如传说般的老船长那里，才能听到他们对海上之路的自信、牢骚和叹息。我于是开始收集一些老渔民的故事，在他们那里，生死稀疏平常，见惯生死之后，要么变得很无所谓，要么变得更加珍惜，他们最惧怕死在海里，有时又恨不得立即死在海里。他们越是在海里跌宕起伏，越是在弃船上岸之后，变得尴尬无语。大海如此无常，在陆地上无比确信的东西，在海上往往荡然无存，出海的人不得不相信某些虚妄之物，总觉得那些风浪的背后，有一些目光在注视着，他们也就有了诸多的讲究与忌讳…… 所以，在《海里岸上》之中，老苏用木根刻着一艘缩小版的船，就像是《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希望用刻刀复原自己的记忆；他当然会在亲情和流传了很多代人的《更路经》之间犹疑；他幻想着把自己葬入大海，和那些曾经葬身大海的故人相遇。在材料收集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各种故事，有些故事被写到了这个小说里，有些还没有。而这些年，越来越把自己活成陀螺，没法停下来把这些材料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小说在我的文档里，永远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标题。二〇一七年，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得以从工作和家庭中暂时抽身，便打算把这个小说写出来。可即便酝酿准备了好些年，这个小说的书写难度，仍旧超出我的预计，在完成这个小说的间歇里，我穿插着写的两三个短篇早已完成并陆续发表，这个中篇仍旧遥遥无期。这两万多字，从二〇一七年下半年横跨到二〇一八年上半年。拖拉太久的东西，在完成之后，感觉不到成就感，只有跋涉后的疲惫和失语，自己对它也不再自信，直到《人民文学》接受了它。在杂志的编发过程中，来自编辑的反馈，也让我得以重新看待这篇小说：有的人会从我永远想不到的角度去读它。 这篇小说完成之后，我立即投入到一个小长篇的创作，那仍旧是一个跟大海有关的故事。那个小长篇的准备期，比《海里岸上》更长，但那个十三万多字的小长篇，完成的时间要比《海里岸上》短得多，自己在故事的奔跑中也更加顺畅——或许是因为《海里岸上》的苦熬，打开了我体内一直堵塞的气血。二〇一八年上半年，完成《海里岸上》后，在书写那个小长篇的过程中，跟我一同往前奔跑的，是班上的同学陈崇正，当时他也开始写一个准备了十年的长篇。北师大课余的生活，我和他窝在八里庄鲁迅文学院的宿舍里，天天互相督促，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多少字了？”我还会在下午四点多，走出校门，到十里堡地铁口买回几个鸭头、鸭脖，拉上陈崇正、朱山坡一块啃，当作提神。写作疲倦之余，我开始写毛笔字，抄张迁碑、抄欧阳询，宿舍的飘窗成了我的写字台。临回海南前一天，我把三个月所写的所有毛笔字摆在宿舍里，拍了照，丢进垃圾桶。我当时想，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分修完了，明天回海南岛，该把欠下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补上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的逍遥时光。 ——回到海南岛，两个月内，各种杂事席卷而来，我像经历了二十年，白发在疯长，睡眠越来越差。很多时候我都想在咒骂之后转身离去，让自己寻获一点人的基本尊严。可是，你知道的，我并不能那么做，我只能在内心里自导自演，幻想自己还可以对很多事喊一声“去你的”。我当然再也没有时间去打开电脑，写下自己想写的字。这两个月内，我最开心的事，便是每天陪着自家小孩散步、喝椰子汁。有几回，我们带着他去海边，任海浪溅起的水花不断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喊着把冲上来的海浪压下去。我不喜欢长篇累牍地写那些“细致入微的情绪”，但我乐享生活中所有的小细节。 眼前的停滞状态，让我觉得，《海里岸上》和那个小长篇，或许便是近期自己最亲密的好朋友了，我会对它们多一些牵挂。牵挂多了，反而不愿说很多。有一天，我在微信上发了这么一条内容：“作家写了个作品，认为评论家解读不到位，便自己跳出来，说这是啥啥啥主义，恨不得自己给自己写篇五万字的长评；评论家搞创作了，发觉反响不如预期，也跳出来说自己写得如何充满深意、是在向谁致敬，只不过你们都读不懂。一旦细想，真让人头皮发麻啊，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关于《海里岸上》，我本来有很多跟作品有关的话想说，但我不想成为自己所嘲笑的那种人，不想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某个显眼的标签、指定一条进入这作品的唯一“法定通道”，王顾左右而言他。但这些，也不是完全跟作品无关。除了《海里岸上》，我肯定还会去写一些关于大海的小说，讲述一些被风浪吞没的故事。所以，准备好吧，拎个小椅子，坐下来，不是听我讲，是听大海自己来说。 当我们倾听海潮声起伏的时候，便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激荡、辽阔的感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