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笔者自读博以来，便一直致力于发明嘉靖以来，章回小说何以大兴的历史背景，而最终聚焦于一代又一代政治变迁下士林精神的嬗变，遂将章回小说的兴起与当时文学复古思潮的兴变置放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加以阐发。该书以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年为讨论重心，其实际则上溯至元末，下衍至清乾隆间，并以白话章回为主体。参见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重点叙述明代前期，以文言小说为主体，也正是对该著作的进一步衍伸。 ②“世有治乱，声有衰乐”，治世与乱世，在朝与在野，论文学则有雅颂与风之别，作者的情感也有讴歌与呻吟之别，这一文学上的对立在元末明初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即台阁与山林。对此，宋濂在其洪武三年《汪右丞诗集序》中颇有发明，参见《文宪集》卷六，此序并收录于汪广洋《凤池吟稿》篇首，只是文字稍异。其他文章也有类似叙述。参见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③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七“杂剧曲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 ④小说与戏曲同为稗官之余，而且，自元以来新兴的小说与戏曲，都以叙述见长，已是近世文学的代表文体，论元明一代的文学，历来以小说戏曲为代表，而与诗文相对，说小说戏曲没有严格的界限，大抵都是因此而言，来突出二者之间共同的近世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罢了(民国时期以小说混称小说戏曲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问题在于，元明时期，以复古求新变的文学思潮，何以首先勃发于诗文领域，最终却结硕果于小说戏曲?如此追问，那么，自精神史切入，无疑更有利于把握整个时代的脉动，并由此发明小说在元明时期的兴衰异变。有关理路参见李舜华《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 ⑤班固所云“孔子曰”出自《论语·子张》，实为孔子学生子夏所云。 ⑥相关文章可参见潘建国《“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罗宁《小说与稗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⑦余嘉锡《小说出于稗官说》，《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45-246页。 ⑧笔者曾在《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中明确以师道精神的兴变来涵摄元明文学复古思潮的衍变，以及小说戏曲诸文体的兴起，并在绪论中特别发明当时儒者以孔子自拟、以礼乐自任的意义，将之概括为师道精神。笔者关于明代小说与戏曲兴变的阐释，实际可以相互发明，可以说，《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所涉理论，以及对有明历史与士林精神的重构，都源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后者于有明历史、思想与文学有着更为系统的阐发，可资参考。 ⑨元好问《中州集》附录《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71页。元好问入元后，归乡隐居著述，金诗集《中州集》即撰于此时，晚年并撰有笔记体小说《续夷坚志》。 ⑩刘基《刘基集》卷一六，此诗和严上人组诗之一，题“又用前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11)参见杨维桢《周月湖今乐府序》《沈氏今乐府序》，《东维子集》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6-477页。有关论述参见李舜华《从四方新声到弦索官腔——“中原音韵”与元季明初南北曲的消长》(《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魏良辅的曲统说与北宋末以来音声的南北流变——从〈南词引正〉与〈曲律〉之异文说起》(《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12)关于明代中叶“演义”的大兴及其启蒙意义的新释，参见《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第117-137页。 (13)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4)王琦《寓圃杂记》卷五“剪灯新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诗文托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均持此说。 (15)黄虞稷据《万历杭州府志》，称瞿佑释归后，“复原职，内阁办事”(黄虞稷著《千顷堂书目》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页)。稍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则云“英国公奏请赦还，令主家塾，三载放归”(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229页)。 (16)吴植等人小传参见朱彝尊《明诗综》卷一四；李卫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七八。 (17)此明人书元人许衡时语，或亦夫子自道也(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746页)。 (18)以上三点概括，参见萧相恺《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李昌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460页。此外，萧相恺《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有更详细论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9)昌祺一生曾二经贬谪，其内心体味终难免略异于久居台阁者，遂亦难免游戏于小说，以抒郁闷。乔光辉曾因此特辨其诗作《运诗稿》实透露了某种徘徊于山林与台阁之间的孤独状态(乔光辉《徘徊在“台阁”与“山林”之间的孤独者——〈运甓漫稿〉的文化心理释读》，《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3期)。 (20)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传奇引》：“文章之在世，有关于风教者，有不关于风教者。……(后者)若《毛颖》《革华》《天问》《河间》等篇，此乃鸿儒硕士问学有余，以文为戏，是欲驰骋于笔端之英华，发泄于胸中之藻思耳。”(朱有燉《朱有燉集》，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296页)笔者一向视朱有燉为戏曲领域的台阁作家，朱氏这段议论，也正典型地体现了台阁作家的文章观念。 (21)关于明代台阁文学，近来陈广宏有较为详细的表述，视之为明朝皇权专制极端发展下的产物，并与永乐以来内阁制度的兴起相表里，参见陈广宏《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文史知识》2007年第12期。 (22)高儒《百川书志》即将《效颦集》三卷列入卷六“史”部，并称誉道：“言寓劝戒，事关名教，有严正之风，无淫放之失，更兼诸子所长，文华让瞿，大意迥高一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