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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剪灯余话》——永宣间小说的台阁化 因此，随着乱世渐远，经济复苏，太平在望，已逐渐滋生了小说戏曲发展的温床；更何况，当永宣之时，以怀柔为上，明确以“永保富贵、共享太平”为旨，鼓励宴乐，其结果是小说戏曲诸伎艺的日渐繁兴。同时，自朱元璋以来，对天下伎艺的控制(论其实质，不过是明初试图以官方化的儒学一统天下具体措施之一而已)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当然，这一试图用官方儒学内涵来雅化小说戏曲的理念实际引发了两种可能，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官方的名义默许、甚至鼓励了小说戏曲的存在。另一方面，则开始从内容与形式上全方位地渗入小说戏曲的撰作精神。《剪灯余话》出于布政使李昌祺之手，并盛传于馆阁之间，成为同僚间抚掌谈笑之资，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序作诸君子无不强调《余话》的创作，乃咏太平之音、广声教之作，不论其具体动机如何，这一有意无意将小说台阁化的努力，其客观结果恰恰是小说的尊隆，传奇一体遂因此隆升为词林儒臣，一时幽寓，遂咎己自悼，以申忠君爱民之心，或抚掌谈笑，以申幽寓，以应太平的载体，而与委巷之作相区别。尽管当时小说的创作与传播远不如教坊演剧之盛，然而，小说这一台阁化的迹象，仍然可以追溯到元末杨维桢等人假小说以为声教的提出，并和明初官方试图以儒学内涵改造小说的努力联系起来，也即与永宣间教坊演剧的繁荣有着颇为相似的历史背景。 当然，欲进一步详明《余话》的意义，尚需从洪武末以来士风的变迁说起。当时，一方面，宋濂、刘基等第一代士子(由元入明者)陆续消隐；另一方面，新一代士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朱元璋对第一代士人猜嫉甚重，对第二代士人却多以怀柔为主，种种兴科举、广学校、优贤才之本意均出于此，后来的朱棣、朱瞻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怀柔政策。明初文运之盛极于江西，而永乐二年(甲申)榜尤盛。史称，永乐继位后，锐意立贤，以兴文治，始诏解缙(亦庐陵人)选甲申科进士之才隽者二十八人，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者七人，以应二十八宿之象(复增庶吉士周忱，实为二十九人)，尽出秘书，丰其供给，以资其学，帝王并定期考核之，以备国家大器之选。宣德九年(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进士，诏王行俭(江西高安人)亦择二十八人，如甲申故事，其中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一时蔚为国朝盛典，而其间名臣辈出，更为朝野所望。成化末弘治初，邱濬慨然以重振师道为己任，撰《大学衍义补》以上为君鉴，下为民教时，便曾特别追慕永宣时期的文治：“粤自我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后选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馆阁，率以为常，而皆莫若兹两举之盛。”(《重编琼台稿》卷九《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然而，永乐亲拔天下选士之尤者，读书内廷，并亲自严加督核，实以天下师自居，如此，文运之盛殆不过表相，论其实质，正是帝王欲以一家思想钳制天下的积极作为。早在朱棣即位后，以夷十族的方式诛杀宋濂弟子、当时建文朝的文臣之首方孝孺，这一事件一方面标志了士林精神与帝王之道的矫然相抗——也正是因此，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尊方孝孺为第一人，以为有明一代师道之始；另一方面，也标志了宋濂以来浙东学派的大挫。可以说，朱棣诛士林之首方孝孺于前，是以暴力打压明初以来的浙东学派；那么，新拔天下选士便是以怀柔政策来进一步肃清浙东学派对天下士林的思想影响，其根本都在于抑师道而隆君道。永乐十年，“二十八宿”庶吉士的集体被贬，最终彰显了朱棣尊隆君道的胜利。明初，会通朱陆，以经世为己任、更以帝王师自居的浙东学派，至此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按，儒者自居于帝王之师，欲以儒道规天子，并假天子以行于天下，是谓师道也；而君主臣视、甚至奴视儒者，欲集权于君主一人，行一己之志于天下，是谓君道) 取而代之的，是永宣时期官方新朱学的盛行。这一新朱学虽同以绍朱自命，然精神意态则渐趋萎弱，就其义理而言，朱子以师道自任，以全体大用之学相倡率，新朱学则欲逐孟子于配享，“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一禀宋人陈说”(《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实际上不过承袭了朱熹的言辞，却未曾理解得朱熹言辞后的一腔真精神；于其践履而言，于帝王之前已不敢直撄其锋，但行教化于地方、倡师尊于学校而已。可以说，永乐二年“二十八宿”的选拔，无疑标志了这一思想变动的开始。 有意味的是，《剪灯余话》的作者李昌祺及其序作者曾棨、王英、刘敬、罗汝敬等，俱在“二十八宿”之列，也都是江西籍(惟张光启为刘敬弟子)。其中，与李昌祺为姻亲之好，第一个诵读并揄扬《剪灯余话》的翰林大学士曾棨，更是甲寅科状元、“二十八宿”之首。其余周述、周居(梦)简(以上为一甲)、王直、李时勉(曾为《至正妓人行》作序)、陈敬宗、周忱等人，后来也都是台阁重臣，据曾氏道，他在阅读《余话》后，“退食，辄与同列语之，则皆喜且愕”，这一“同列”大概就包括周述等人。由此来看，《余话》的创作并非偶然。那么，李昌祺为什么撰写《余话》，《余话》一种又究竟书写了什么，又何以如此盛行于廷臣之中，恐怕都得从“二十八宿”所隐喻的朝政与士风的变迁这一背景去追索。 李昌祺，名祯，号侨庵，以字行。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入“二十八宿”，十年，因应对不称旨贬长干寺董役。后召回，预修永乐大典，僻书疑事，多备顾问。复擢礼部郎中，迁广西左布政使，十七年复坐事谪役房山。寻宥还。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与右布政使萧省身，绳豪猾，去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数月政化大行。因丁忧而归，宣宗命侍郎魏源代之。因当时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洁宽厚，河南民念之为由，请重起昌祺，宣宗遂命夺丧赴官，抚恤甚至。至正统改元，上书言三事，皆报可，四年致仕，屏迹不入公府。景泰二年卒。所著诗有《运甓漫稿》七卷，《侨庵诗余》二卷，《侨庵小令》(《曲录》)一卷，《剪灯余话》一种。 由此来看，在永乐初新登科的李昌祺，其志向及其际遇较之瞿佑等贫士、甚至宋濂等国初重臣完全不同。刘子钦跋其《至正妓人行》，特别推崇道：“公生于忠节之乡，诗礼之族，遭逢盛明，登永乐进士第，践历清要，文章名海内，心结主知，乃擢为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任，大道斯行矣。”《余话》正是作于永乐十七年由广西布政使谪役房山时(所附《还魂记》则作于永乐十年“董役长干寺”时)。正当踌躇满志，忽然坐事谪役，昌祺心中不可能不有所感触；然而，此后寻起故官河南，政化大行，如此，谪役房山亦不过是昌祺履行其志过程中的一次波折而已。不仅如此，作为“二十八宿”之一，李昌祺在两次坐贬之时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而能在复出之后大行儒志于地方，《余话》的创作或许正是提供了一个颇为隐晦的文本，而透露出昌祺心路历程的若干侧影。 从《余话》来看，尽管昌祺反复声称，自己创作小说，一是两涉忧患，负遣无聊，二是受《柔柔传》《新话》影响，未免好事逞才，遂游戏笔墨，以“豁怀抱、宣郁闷”，似与《新话》创作动机颇为相似；然而，小说本身却已显示出与《新话》若干不同的精神内涵。简言之，其内容虽不避俚俗，文字亦以秾艳自许，却已显示出某种两宋传奇的机趣来。譬如，一是才情之外渐以学识见长，二是避近事而言古事，三是说教气息渐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话》中挥之不去的感伤，所谓“哀穷悼屈”，在此只剩下了淡淡的仕途感喟(18)。关于昌祺之诗，历来评论不一，或斥其间伤俚俗，或斥其难免浮艳，然而，就总体而言，却始终未脱永宣间台阁诗风的气象。如果以《余话》与《新话》相较，也体现了类似的演变痕迹。可以说，整部《余话》虽作于贬役之时，大约积习使然，却不可避免地带有昌祺欲积极复兴儒学之道的痕迹，较之《新话》的乱世情怀，已多了几分盛世中的从容淡定，上述从写近事到托古事、从重才情到尚教化等等类似于宋传奇的理趣，亦正是由此逸出的。 论昌祺本人，毕竟曾经贬谪，于贬谪之时得阅《柔柔传》《新话》，未免心有戚戚焉；因此，在撰写之初，仍以游戏翰墨自居，于所纪人事之虚实亦不甚措意，小说之“风教”种种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观其序言也大抵可知(19)。可以说，《余话》不同于《新话》的若干特质，更多地是由其他几位序作者表揭而出的。譬如，罗汝敬序中明确标榜小说中惟“关于风化而足为世劝者”，且“征诸事则有验，揆诸理则不诬”，方可以为经史之补，而有裨于时，至于“务为荒唐虚幻者，岂得一经于言议哉”，则弃而不取。王英序亦强调小说并非全无所可取，“在审择之而已，是故言之泛滥无据者置之，事核而其言不诬，有关事教者录之”；并反复申述，昌祺之志不在小说，“所作之诗词甚多，此特其游戏耳”。在《新话》诸序中，“劝善惩恶”只是“哀穷悼屈”的一种陪衬；然而，在《余话》诸序中，已成为评述小说价值的第一途径，以文为戏则附于第二，论其实质，正是重新发明小说作为经史之补的社会功能，既然，小说乃史之余，于是又衍生出对小说所述人事的虚实之辨。可以说，在“重词藻”之外，“明风化”与“辨虚实”，成为围绕着《余话》所阐发的小说理论中最突出的两点。问题是，自《新话》至《余话》，其小说观何以会发生如此变化，由此所体现的序作者之(撰作)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余话》之精神，刘敬所序表揭最详。或者诸序之中，刘序最晚，且刘氏后来远离朝廷，以教谕终老，身在山林，以后来者审视旧日馆阁同僚之浮沉，遂于一代学人之精神别有会心之处。该序洋洋洒洒，几乎全由“经世”二字着眼，而集中发展了当盛世之初，小说与儒者积极用世之间的联系，传奇一体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隆。 其卷四，其编二十，皆湖海之奇事，今昔之异闻；漱艺苑之芳润，畅词林之风月，锦心绣口，绘句饰章；于以美善，于以刺恶，或凛若斧钺，或褒若华衮，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省之者足以兴，闻之者足以戒。斯岂傅岩之近词，实乃薇垣之佳制也。……昔人谓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有是哉，公之能事乎!兼三是之长，而本之以圣贤之学，抑何言之不立，何书之不著耶?然此特以泄其暂尔之愤懑，一吐胸中之新奇，而游戏翰墨云尔，岂公之至哉?亦岂士之望于公哉?嗟乎?以公之硕学令望，暂试于方面，已善其治矣。使其异日登庸庙堂，职专辅弼，则其论道经邦，黼黻皇猷，又当何如也?虽然，谓之《剪灯余话》，则日论嘉言之不足，于以继其晷，而续其绪余，抑岂不有以醒人之耳目而涤其昏困耶?是编也，侔诸垂世立教之典，虽有径庭，然士固有一饭不忘其君者。伏惟皇上宵旰图治，九重万几，日昃不遑；异时斯言，倘获上闻，一尘圣聪，亦未必不如《太平御览》之一端，以少资五云天畔之怡颜也。 这里，刘氏充分肯定了小说美词藻、资劝惩的意义，其结果正是传奇的尊隆——无论是美词藻、还是资劝惩都是小说文人化或雅化的显征——传奇一体最终成为词林兼儒臣抒情咏志、发扬风教的载体，而与山林之作相区别，“斯岂傅岩之近词，实乃薇垣之佳制也”。不仅如此，序言继续拈出“作史有三长”以为立论之源起，实已隐含将小说比附史学之意，并由此进一步发明处江湖之远则游戏翰墨，处庙堂之高则论道经邦的儒家处世之道。序终，甚至寄望于《余话》能够呈至帝王案前，一尘圣聪，“亦未必不如《太平御览》之一端，以少资五云天畔之怡颜也”；此语叙述委婉，然而试图效宋初之儒臣，假借小说以规帝王之志却隐然其中。此外，刘敬在序言开篇，首先拈出为昌祺《至正妓人行》作跋一事，并特别提到前有“翰林诸先生所跋”，自谓“读而感之，慨我同志，遂因其人，即其事，致其咏叹之意，书其后归之”；待到诵读《余话》时，又是“首阅玉堂大手笔诸公之序”。这里，刘氏反复提及所谓“翰林诸先生”、“玉堂大手笔”，而其深意只在“慨我同志”四字而已。想当年，曾棨等人纷纷为《余话》作序，并于政务之暇抚掌谈笑，或者亦正是假此以为声气相通耳。如此来看，在当时馆阁诸臣眼中，《余话》的意义正在于个中实已寄寓了他们试图行儒道于天下之志，这才将《余话》誉为“薇垣之作”。 回过头来再看李昌祺的自序，便颇有意味了。其序云：董役其间，得获桂衡《柔柔传》和瞿佑《剪灯新话》，锐欲效颦，遂陆续撰成《剪灯余话》一书，书初成：“以其成于羁旅，出于记忆，无书籍质证，虑多抵牾，不敢示人。”一日，因与大学士曾棨往来，曾氏一观之下，抚掌而叹曰，“兹所谓以文为戏者非耶”，复撰序称赏其“秾丽丰蔚，文采烂然”，由是索者踵至，竞求抄录，虽欲焚之而势不容拒矣。昌祺不得已，自解曰：“圣人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弈，非借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遑恤者，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这一句话初看不足为奇，不过是历代以文为戏的翻版，然而，细嚼起来却饶有意味。朱元璋之时，为生产计，也为一统天下思想计，曾严禁娱戏，博弈首当其冲；如此看来，昌祺特别以吟弄与博弈类比，并拈出“圣人谓”以为解释，这一细节实已透露出两点信息，其一，当永乐之时，由乱世而暨升平，且朱棣钳制之余，复重怀柔，如此，朱元璋时有关博弈的禁令其实已逐渐突破；其二，彼时永乐与廷臣之间仍存在微妙的矛盾，后者欲绍国初遗风，以师道自任，至此却已颇受挫折。然而，从其设辞的委婉吞吐来看，挫折之下，昌祺的志向较之国初阁臣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帝王之间的冲突显然已不甚明显。于昌祺而言，《余话》之作更多地只是鸿儒硕士贬谪之中偶然驰骋笔端，以文自遣，正所谓习气所溺，欲拔而不能罢了(20)。如此来看，尽管后来序作诸君子慷慨陈辞，极欲修饰一己欲行儒道于天下之志，可惜的是，这一志向始终是以一种献策于帝王之前的匍匐姿态表现出来的，由诸序之文气至刘敬时犹极尽委婉吞吐可知矣，因此，《余话》最终也仍然只是士者一时幽寓，遂游戏翰墨的案本而已，却得以让后人一窥永宣间馆阁心态的种种委曲。 杨荣在为黄淮《省愆集》作序时(《文敏集》卷一一)，曾鼓吹台阁文风，道： 自洪武迄今……相与咏歌太平之盛者后先相望。公以高才懿学，夙膺遭遇，黼黻皇猷，铺张至化，与世之君子颉颃，振奋于词翰之场者多矣。此盖特一时幽寓之作，而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蔼然溢于言表，真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伤，而得性情之正者也。 以这段话与《余话》诸序相证，颇有相似之处，也不妨说，昌祺“高才懿学，夙膺遭遇”，《余话》的撰写不过其“咏歌太平之盛”“黼黻皇猷，铺张至化”之余，“一时幽寓之作”而已，其意义也体现贬谪之后，如何只是“咎己自悼”，“爱亲忠君之念”始终不辍，可以说，《余话》长期被认同为“薇垣之作”的原因即在于此(21)。 《新话》作于洪武七年，诸序中最晚为桂衡序，在洪武二十二年。《余话》作于永乐十九年，诸序中以刘敬序最晚，在宣德八年。前者历洪武一朝，后者贯永宣二世，恰恰对应着明初两个不同的阶段。宋濂、刘基等人每好以山林与台阁，隐喻元末(乱世)与明初(升平)文学精神之不同；约略而言，成书于洪武初年的《新话》，大体还保留了元末山林文学的遗风，而数十年后的《余话》，却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永宣间台阁文学的气象。 小说的台阁化，标志了小说在永宣时期的相对繁荣；然而，这一繁荣仅持续到正统初年。小说的衰落大约肇始于宣德间——《效颦集》的出现及其俗史化即是一个显征，此部著作虽语近小说，但参论古事、以为世鉴，一方面是《余话》渐以学识见长、渐避近事而言古事、说教气息渐浓的继续，另一方面，却已渐次混淆了小说与史传之间的界限(22)，从而在撰作领域首先预言了传奇复兴的终结。至正统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禁小说，这一事件正式标志了传奇衰落的开始。 随着官方新朱学日趋一统，君权日尊，士气日萎，因循守位之辈正以终日宴集为自得，台阁体之流弊遂日益滋长——于诗文而言，“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日具，兴象不存”；于小说而言，《新话》《余话》诸书的流播，一方面在官方的不作为下日益繁盛，另一方面(序)作者之本意却逐渐流失，不过徒供士林自炫才识、以资宴饮谈笑耳。譬如，曾棨序称《新话》“率皆新奇希异之事，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而《余话》“读之者莫不为之喜见须眉，而欣然不厌也，又何其快哉”。也正是因此，一些以精英自命的儒者开始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反对小说的流播。正统七年，祭酒李时勉奏禁《剪灯新话》，云(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条)：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诵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思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李时勉与李昌祺同为“二十八宿”之一，并先后为《至正妓人行》《运甓诗稿》作序，序中极力鼓吹台阁气象，以为“方面大臣，固当以功名事业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乃以其文章黼黻至治，而歌咏太平”种种，因此对杨荣所说“一时幽寓之作”颇有微词。二李相交如此之笃，李时勉却未曾一言提及李昌祺的《余话》，由此，也可以想见他的态度；这样，后来李时勉明确禁《新话》于天下，更在情理之中。然而，奏禁小说的意义远远不是“禁”而已矣。 李时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史称“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明史》卷一六三)。永乐间数忤帝意，后来被谗下狱，又因杨荣的荐举而复官。到洪熙初年，因上疏言事，忤怒皇帝，仁宗命武士当廷以金瓜捶至重伤，次日改监察御史，又次日下锦衣卫狱。宣德即位，召拜翰林学士，时勉虽然已经不再像往日那样直言犯谏，但是侍立宣宗左右仍然以严持师道著称。正统六年升国子监祭酒，督责甚严，史称崇廉耻，抑竞奔，别贤否，一劝惩，士习为之一变。或者于时勉而言，以天下为己任，只是因为遭逢永宣时期君权的隆盛，遂不得已稍作偃息，后来得任国子祭酒，便慨然以作养士气自任；可以说，成弘以来，士夫师道精神得以重炽，且与帝王之间冲突日趋激烈，正统时两位祭酒南陈(敬宗)北李(时勉)作养之功不容埋没。 也正是因此，正统七年《新话》之禁获得了与宣德三年官妓之禁同等的历史意义。我们说，以《新话》为代表的传奇小说的衰落，直接原因来自于朝野上下一群以师道自任的文人士大夫。较之于帝王，他们尚经史黜小说的态度似乎更为坚决，后者常常因为意在怀柔或个人的因素而纵容娱戏。正统初，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禁小说，不过是帝王与廷臣长期以来矛盾的结果，它最终标志着文人集团的略居上风，与之相应的是，以三杨为核心的内阁渐趋制度化，士大夫的权力逐渐上升。 不过，《剪灯新话》等的被禁，其直接后果不过是以官方的名义，将本已台阁化的小说重新逐出了上层文化圈，并试图由此左右天下舆论，但实质上也并不可能完全阻止小说在民间的传播。譬如，叶盛《水东日记》载：“景泰中，韩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进列先贤祠中，祯独以尝作《剪灯余话》不得与。”(卷一四“庐陵李布政使”)然而，也是在景泰中，并有《新话》流传的记载。安丘县教谕曹安自云：“偶得启蒙故事，玩之多取《剪灯新话》事，其中事皆托言，非实史，亦多妄。”(曹安《谰言长语》)天顺间，张天锡、祝士安、徐伯龄也盛称《新话》诗作之佳，竞相拟作(徐伯龄《蟫精隽》卷一五)。虽然所能发现的资料极为匮乏，却也能隐约触及到，正统以来《新话》这类小说的传播开始分流，一方面，源于“以文为戏”的小说观，其词藻之美仍成为士子暗自摹拟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源于以文为教的小说观，大抵也是因其事新事奇，为里巷所喜，遂择入启蒙故事。这一分流实际也肇始于宣德之时，正统以后继续鼓荡于民间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