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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语音发展研究 儿童语音习得研究 在母语获得中，研究者一直很关心每种语言中各个层级中的类别也就是范畴的获得机制。语音系统的建立是语言获得中其他系统建立的基础，因此，0-1岁音位范畴的获得和感知以及词汇爆发期的音位范畴的表征一直是研究热点。Chen等人的Pitch Percep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A Comparison of Lexical Tones and Musical Pit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第8期）发现，4个月大的荷兰婴儿不能区分阳平和上声，也不能区分音乐上类似的音高变化，但是12个月大的荷兰婴儿既可以区分阳平和上声，也能区分音乐上类似的音高变化，证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婴儿对言语的感知能力增强。Ma等人的Spoken Word Recognition in Young Tone Language Learners: Age-Dependent Effects of Segmental and Suprasegmental Variation （Cognition 第159期）发现了两岁和三岁普通话儿童学习新词时大脑对声调（超音段）和元音（音段）的表征差异。实验发现，两岁的儿童不能意识到声调和元音的改变，到了三岁时，儿童能够意识到声调的变化，但在这种对声调的敏感性在声调最小对立对中的表现更明显，一旦元音也发生变化，儿童的辨认结果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此阶段的儿童对于音段信息更为敏感。结合两岁到三岁的发展过程来看，该研究认为声调和元音在大脑中的音系地位有可能不一。Felicitas在On the Role of Temporal Variability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German Vowel Length Contrast （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 2017）一文中调查了德语中稳定VC时间模式在表示元音音位长度和清浊对立中的习得。德国儿童一直到12岁，时长变化都很大，这个研究的目标则是为了测试：（1）元音产出的长度对比是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2）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长特征的范畴化感知特性是否会增加？产出和感知的数据来源于11名学前儿童，5名学龄儿童和11位成年人。结果显示尽管在年龄更小的儿童中以及快速说话时元音时长整体偏长、变化偏高，但儿童产出的时长对比与成年人模式相似。此外，两组儿童在产出中无异。然而，对从长元音到短元音单词的连续体的感知结果表明，学龄儿童的反应模式介于成年人和学前班儿童之间。可以推测，元音音位的长度对比在两组儿童中的抽象表达仍不稳定。 语言老化的产出与感知研究 而在语言发展的另一端，随着学界对于言语老化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团队开始了针对非病理正常言语老化现象的探索。在国际范围内，加拿大拉瓦尔大学CERVO大脑研究中心的Tremblay等多年来就语音老化现象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是言语老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团队之一。该团队在2017年就嗓音老化现象发表了论文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requent Singing on Voice Aging （ Journal of Voice 第31期 ）。文章考察了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声乐经验的被试在持续发元音/a/以及在朗读法语短文《北风与太阳》时的基频均值、基频标准差、基频最大值和最小值、振幅均值、振幅标准差、信噪比等参数。结果显示，对于实验所考察的大部分参数来说，年龄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此外，实验还发现，经常唱歌对大部分参数上的老化起到一定的延缓作用。对于经常唱歌的被试，音高和振幅的稳定性相对不受年龄因素影响。因此，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唱歌对于延缓嗓音的老化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从认知与神经的角度出发，该团队同年的另一篇文章Age Differences in the Motor Control of Speech: An fMRI Study of Healthy Aging （ Human Brain Mapping 第38期 ）结合了行为数据和磁共振成像数据，考察了年龄因素在言语产出过程中神经运动控制的作用。实验考察了27个健康成年人产出不同序列和发音复杂度的非词时的神经活动。实验结果表明，运动和执行控制机制的老化可能是造成言语产出过程中年龄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对言语老化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但基本上以感知研究为主。比如Wang等人2017年的文章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Tones 1-2 and Tones 1-4: Effects of Aging and Signal Duration （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第60期 ）主要通过经典范畴感知范式的声调辨别与区分实验，考察了老化对于普通话“阴平-阳平”声调对立以及“阴平-去声”声调对立的范畴感知情况。此外，与一般声调范畴感知实验不同，该实验考察了时长在声调范畴感知中的作用。实验结果发现，与年轻组被试相比，老年组被试对于“阴平-阳平”声调的范畴化程度较弱，但对于“阴平-去声”连续统，老年组与年轻组被试无显著感知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类型声调的感知，老化造成的感知水平下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此外，实验发现，虽然当刺激时长较短时（比如短于100ms时），老年组被试对于“阴平-阳平”的范畴化程度较弱，但刺激时长的增加能够促进老年组被试对于“阴平-阳平”声调的范畴化程度，而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由老化引起的时间维度处理能力下降造成。该组同年的另一篇文章Aging Effect on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Mandarin Tones 2 and 3 and Thresholds of Pitch Contour Discrimina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Audiology 第26期 ）考察了不同年龄对于“阳平-上声”的范畴感知问题，发现了类似的老化作用，此外，实验还测量了老年组被试与年轻组被试各自的最小可觉差，结果发现，老年组被试对于声调曲线区分的阈值要显著高于年轻组被试，因此老年人辨识阳平和上声时的困难有可能是老年人声调范畴化能力减弱以及由老化造成的听觉心理学层面能力的退化共同导致。 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 从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韵律使用差异的角度，Saha和Mandal在文章 Discourse Prosody Planning in Native (L1) and Nonnative (L2) (L1-Bengali) English: A Comparative Stud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Technology 第20期 ）中对比了英语母语者与母语为孟加拉语的二语使用者对英语篇章的韵律规划。研究发现L1使用者的语速更快；由于母语韵律对非母语在语篇层面上的影响，L2使用者在每一语篇层级上的边界停顿更多，说明L2使用者会运用更多的中间组块单元以及更大的规模规划单元。Ward和Gallardo在Non-Native Differences in Prosodic-Construction Use （ Dialogue and Discourse 第8期 ）中研究了韵律结构的非母语差异，选取两组自然会话数据，一组来自英语母语使用者，另一组是来自非英语母语使用者（母语为西班牙语）与英语母语使用者的对话，此外还有一组对比数据。研究发现，在话轮转换时，非母语使用者表现出语速和音高的差异；对于表达参与与解释的英语韵律结构，非母语使用者使用更少，且用法更加多样。Luo等的 Prosody Analysis of L2 English for Naturalness Evaluation through Speech Modification （ 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 2017 ），采取了重音修改技术，即在不改变音段性质的情况下，利用学习者错误的韵律特征来修正本地参照的语音，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受音段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时长和音高特征都会影响二语语音的自然度，而时长比音高在自然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通过重音修正来纠正时长和音高错误，可以提高语音的自然度。张圆圆和丁红卫的A Preliminary Study of Prosodic Disambiguation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 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 2017 ）考察了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韵律解歧中的表现，发现学习者可用韵律边界解决句法歧义，但需被提醒和多次重复，且其韵律特征在时长和基频上的变化与母语者存在差异。 从方言口音与L2语音习得的角度来看，超音段层面的研究多在AM理论的框架下展开，如刘姗姗的《中国东北地区英语学习者陈述句语调特征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范晓丹的《中国东北地区英语学习者与美国人朗读英语祈使句的韵律特征对比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了东北地区英语学习者陈述句、祈使句的习得；丁云霞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疑问句的语调特征研究——以山东方言区学习者为例》（山东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了山东各方言点英语学习者疑问句的实现模式等。而王秋颖的《基于语篇韵律学视角的中国大学生英语句重音声学分析》（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则采用了韵律句群结构模型，讨论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句重音以及韵律边界重音、韵律层级以及节奏与时长分布上的差异。此外，屈乐园等的《基于特征选择优化的p、t、k偏误自动检测研究》（《中国语音学报》第7辑）则是从应用的层面对二语口音进行了偏误分析。 从二语的认知加工机制角度，Bohn等的A Comparison of Danish Listeners’ Processing Cost in Judging the Truth Value of Norwegian, Swedish, and English Sentences （ 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 2017 ）采用句子验证任务来三组丹麦本土听者分别听丹麦语和挪威语中的句子、丹麦语和瑞典语中的句子以及丹麦语和英语中的句子。回应时间和正确回应的比例用来作为加工成本的指数。结果表明，丹麦本土听者在理解丹麦语和英语语句的加工成本是等价的，而加工挪威语和瑞典语语句在回应时间和正确评估方面的成本要更高一些。Alejandra等的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L3 Learners’ Neuro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L1 versus L2 Transfer （ 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 2017 ）考察了L1为西班牙语和L3为西班牙语的语者对于不一致现象的事件相关脑电位（ERP）反应，比较由L1（瑞典语）或L2（英语）迁移导致的差异，发现相比处理L2迁移的句法特征，L3学习者以一个不那么自动的模式处理由L1迁移的语法特征，因此L3学习者似乎从L2中受益更多。关于中国人说英语，以及外国人说汉语的研究也有丰富的成果，程冰等的《语音学习的神经机制研究及其在纠正外语口音中的应用》（《外语教学》第4期）分析了成年人语音学习困境背后的大脑神经机制，从认知神经语言学的视角解释母语磁吸效应对二语学习中辨音和发音产生的巨大影响。胡伟杰等的《第二语言口语认知流利性对口语能力的预测作用》（《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以50名韩国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第二语言口语认知流利性对口语能力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口语认知流利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对第二语言口语能力的预测力，而且比表达流利性具有更高的预测贡献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