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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在《老舍赴美前后的十二封信》中公布了徐国卫搜集到的老舍1945年至1947年间给梅林、赵太侔、叶圣陶、郑振铎等朋友的书信，史宁在2015年7月29日发表的《老舍致梅林佚信再发现》一文，又公布了同一时期老舍写给梅林的六封书信，这些信件的发现，对于梳理老舍与梅林、叶圣陶、赵太侔等的交游史和研究老舍赴美期间的活动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笔者近日又偶然找到老舍赴美前后的一封佚信，不见于《老舍全集》《老舍年谱》等各类集子，照录如下： 梅林兄： 前奉致圣陶先生与兄一函，想达左右。函中略述电影剧本写家拟捐款与文协事。今得他们的信，说即将会议，商量此事，并索文协地址。弟已将沪总会地址开去，并嘱以后即直接交涉，以免钱款经手，诸多不便。接英文函，祈勿搁置，宜速请人读念，并设法草函回覆，至盼至盼！ 昨在此遇到女作家Smedley，她亦想设法募捐给文协。她与好莱坞作家均系前进作家，捐款想不至受文协拒绝。 文协事赖兄主持，至为放心。弟明年回国与否，当不可知。即使回去，亦拟躲开上海，找清净地点，安心写作，文协事恐难再帮忙。 胡风兄住何处？附函祈代转，至谢！ 匆匆，祝吉！ 弟 舍躬 1946.9.23于美 信的第一段，主要涉及好莱坞电影剧本写家为文协捐款一事。老舍1946年6月27日致信叶圣陶，说“在好莱坞见着不少电影本事专家，谈及国内作家之苦，他们深表同情，愿代为募捐，当场得到四十五元。弟现正式给电影剧本杂志一函，请代为募捐”。“前奉致圣陶先生与兄一函，想达左右。函中略述电影剧本写家拟捐款与文协事”，指的是老舍1946年8月10日给叶圣陶、梅林的信，信中提到，“昨又接好莱坞电影剧本写家Robert Q. Presnell 函，他拟将救济中国作家事提交协会讨论，并问及文协详情，告以文协会员状况”，“接到电影剧本协会的信，或美使馆文化专员的信，两兄好有个准备。此事先不必声张，第一成否未可知，第二，传出去恐多招谣言。他们也问好不好供应食品，弟答以食品不易寄，不易分配，不如现金方便”，“在此，文协的英文名，用的是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以后函件来往（与美国人）请还用这个名字，以免分歧。我已告诉他们圣陶兄是文协主席，并给开明的地址”。 “今得他们的信，说即将会议，商量此事，并索文协地址”，最终结果如何呢？是供应的食品还是捐款？笔者注意到老舍1947年2月15日给梅林的信中提到，“好莱坞的捐款，因银幕写家杂志换了人，所以没有结果。我在那里时，他们给了我四十元的支票，我交给了太平洋学会。前几天太平洋学会把四十元的支票给我寄来，我返回了原主，因我不愿管钱。他们接到我的信后，回了信，意思还愿帮忙，我想顶好由文协具函，直接给他们”，“他们肯帮忙，有文协正式的信，必可成功”，“两函均应把文协的地址写清楚，顶好都叫家宝兄见着了再发，因他知道其中经过情形”。 “昨在此遇到女作家Smedley ，她亦想设法募捐给文协”，笔者注意到老舍在《大地的女儿》中提到，“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见面的地点是雅斗”，“在雅斗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我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再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由她写信给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人”。 Smedley即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老舍的这十九封书信中有六封提到她。老舍1947年2月15日致信梅林，“作家们为文协筹款，本说笔会可赠3000元，后来也不知怎么又改1000了。此事宜由文协具函（英文的）给Smedley……信的内容大概是：1.谢谢她与文友们帮忙。2.捐款如何？3.如果汇寄——故须另行设法”。老舍1947年6月21日致信郑振铎，“文协致笔会的函，想系由Miss Smedley 所转，不知她仍在原处住否？”6月24日在给梅林的信中又说，“昨致振铎兄一函，今日接到笔会负责人函，谓已由Smedley处接到文协的信”，6月26日给梅林的信中又提到，“笔会捐款2400元，当未汇出。笔会正求美使馆文化专员John Caldwell办理此事。若他不管，则由Smedley另求在沪西友代拨款。笔会与Reaedley都不敢将钱交给您推荐的人，他们不信任官吏。请等一等吧。接到款后，务请回笔会信，致谢！”9月1日给梅林的信中说，“周日接Smedley函，谓有人告诉她，前2440元捐款用途之报告，将内文协寄给我。她说报告不必要；不过，有一张报告也好，因可以继续募捐。假若您有时间，不妨作一张，已用之款是如何用的，未用之款将如何去用。有此一纸，若在美发表了，也许能惹人注意，愿再捐赠。您看着办”。史沫特莱为捐款事尽心尽责，的确如老舍所言，“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 信的末尾主要是涉及老舍的回国问题，“弟明年回国与否，当不可知。即使回去，亦拟躲开上海，找清净地点，安心写作，文协事恐难再帮忙。”老舍1947年11月13日在给梅林的信中提到，“明年我也许到英国去，伦敦已有函约教书。在国外很寂苦，可是回去也没乐趣，倒不如在外面流荡，较为自由。近来十天半月也不喝一滴酒，因为身体不强，怕喝醉了出事”，在1948年1月9日给梅林的信中又提到，“我的行止尚不一定。可能在美再延期半年，也可能到英国去。英国生活过苦，望而生畏。可是，也许比回家好受一点。我也漂泊惯了，愿意东跑跑西走走。倘若去英，而且受得住无食无火之苦，我即拟永久住下去，死在莎士比亚的国土上，也怪有趣”。老舍在1948年2月7日给何容的信中又提到，“今年三月应回国（护照的关系），可是……问题之大，如寻自尽时之不易决定……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英国又约我去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故须‘咬牙’也”。实际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老舍最终是1949年12月12日才返回到日思夜想的北京。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