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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或者“国际化”问题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折射，中国在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后必然会在文化想象与构建方面有相应的历史表现。体现在当代文学方面，一方面是已经不断出现的各种“历史化”表现，另一方面主要就是刚刚开始的世界维度的“经典化”征程。文学里有时代的新声与号角，有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更有人性的观察与沉淀，当代文学有责任帮助当代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自己、社会及世界。 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也会和其社会现实发生紧密而深刻的联系。那么当代文学的现实和趋势是什么？虽然有很多角度可以展开，但我想重点围绕着“当代性”和“国际化”两个关键。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近年来当代文学与现实之间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和处理当下现实？应该如何写出既能反映中国时代发展，切中当下国人心态，引发社会普遍共鸣，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人类共同经验，融现实性、艺术性、批判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我曾在2013年关于余华《第七天》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观点：对当代文学的讨论，除了“文学性”外，还应该建立在“当代性”之上。当代文学缺少成熟的“当代性写作”：既能容纳当代生活内容和精神特点，又能艺术地处理好文学与现实关系、把文学性和当代性完美结合在一起面向未来的写作。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具有“文学性”有余，“当代性”不足；作品内容“历史”叙事有余，“当下”现实不足的特点，作家在文学性和当代性之间或者说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普遍存在一种“难以相处”的悖论现象。 如果大家例数一下能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实绩名家的代表作品，就会发现，大多数作品的人物内容、或者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会和当下现实保持一定的“陌生化”距离。而那些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小说，比如所谓“底层文学”或者反腐、都市言情小说等，往往又很难达到一种理想的艺术高度。 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一定要努力突显“当代性”——这个使当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最核心的概念。不论是文学创作或是批评，对于当代性的欠缺与忽视有可能导致文学和时代一定程度的脱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延续和强化了从《兄弟》就开始的“当代性写作”特征，其中的努力和问题非常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对“当代性”的重视是近年来许多当代名家的共同表现。比如莫言获奖之后，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新作，明显的一个变化也是“当代性”的突显。尽管这批新作在叙事上几乎都采用了“过去——现在”互相穿插、嵌套、勾连的叙述手法，但其中的“当代性”和时代感却非常强烈。比如《天下太平》里关于环境污染、录制视频传播正能量等描写；《诗人金希普》里金希普的各种自我吹嘘与包装等表现；《表弟宁赛叶》里以醉酒对话的方式形象地对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发展进行了一次“侧写”，这种以“个人生活侧写社会发展”的方式在《等待摩西》以及《地主的眼神》里都有表现。从这些作品里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某些人物和复杂的时代气息正在从历史中退出和进入。虽然作家们表现“当代性”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从贾平凹、格非、苏童等作家的近作里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当然，在强化当代性或者现实主义的同时，我也觉得当代文学同时非常有必要重新召唤文学的“先锋精神”。事实上，如何用先锋精神以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当代现实，窃以为是对包括莫言在内当代作家们的整体挑战，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出问题，不再详细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